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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茱莉亞.蕭

有些人很會記臉孔,有些人則很會記名字,但我兩樣都不在行。如果我曾見過你,我先向你道歉。我可能曾在不同場合重複向你自我介紹過。這一定會讓你覺得很困惑,我們可能還一起愉快地喝酒聊天過。我甚至可能向你提起你自己說過的話或研究,渾然不覺你才是源頭。為什麼我對這類互動的記憶力這麼差呢?

這個嘛,辨識臉孔的能力因人而異。不只是關於記不記得人臉,還有能不能看著他們,描繪出他們的特徵─這也是你能看著某人的照片,以及看著活生生的這個人時,能夠說出「這兩張臉孔相同」的能力。我們辨識臉孔的能力其實是大腦中特定位置的責任,這一區被命名為「紡錘臉孔腦區」(fusiform face area,又名「梭狀臉孔腦區」),大約位於你的耳朵上方,相對接近你大腦的表層。

倫敦大學學院的尼可拉斯.法爾(Nicholas Fur)與同僚在二○一一年發表了一項關於面孔辨認缺失症(prosopagnosics)患者的研究。「面孔辨認缺失」是無法辨識人臉,有時候也稱「面懵症」。法爾和團隊發現,面孔辨認缺失症患者的紡錘臉孔腦區活躍程度遠低於非患者。

神經科學家奧利佛.薩克斯(Oliver Sacks)寫過一本暢銷書,首次出版於一九八五年,書名來自一個面孔辨認缺失症病例─《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這個病例是薩克斯本人的患者,他在認得自己妻子的臉孔方面有嚴重的缺陷。這個書名乍聽之下很荒謬,但面孔辨認缺失症的關鍵特徵之一,就是表現出該症狀的患者必須把臉孔當作一般異物處理,而且似乎通常要以一點一點地處理。

我們其他人天生就有把臉孔當成一個整體處理的能力,但是這類患者沒有。我們的想法是:這張臉=愛蜜莉。但他們的想法是:小鼻子、大眼睛、小耳朵、熟悉的聲音=愛蜜莉。顯然約有百分之二.五的人因這種臉孔處理缺陷所苦。

有臉盲人自然也有認臉高手

二○○九年,哈佛大學的理查.羅素(Richard Russell)與同僚發現,還有一種人位在光譜的另一端。根據他們的研究,「發展性面孔辨識缺失症患者辨識與感知臉孔的能力有多差,這些『超級認臉人』的能力就有多強。」除此之外,這種能力似乎同時兼具感知特質與記憶特質。超級認臉人有時候據稱能在數年後,依舊記得並能辨識臉孔。

根據一位這種超級認臉人的說法,就叫他 CS 吧,「多少年過去根本不重要,如果我看過你的臉,我就能夠回想起來。」目前我們還不知道這種能力有多普遍,或是究竟是怎麼運作的。不過,因為「超級認臉人」這個字最近如野火般蔓延,針對這項能力的研究應該會在未來幾年出現極大的成長。

能顯著應用這項能力的領域之一,就是警方調查。像格林威治大學(University of Greenwich)的喬許.戴維斯(Josh Davis),就與倫敦警察隊合作,找出並雇用這種超級認臉人,藉此篩選數千張照片,透過監視攝影機辨識人臉。換句話說,他們具備在人群中以及其他複雜的影片裡找到特定臉孔的能力,可能是找到嫌犯的臉。對於沒有這種超能力的人來說,這根本是困難到不可思議的任務,做起來也沒有效率。

神經科科學家布萊德.杜榭(Brad Duchaine)和中山健(Ken Nakayama)在二○○四年發展了「劍橋臉孔記憶測試」(Cambridge Face Memory Test),有助於辨識一個人是不是超級認臉人。在「讀書」階段,這項測試的受試者會從三個不同角度看同一張臉孔,之後要在排成一列的三張臉孔中,辨識出剛剛那張臉。這個過程重複多次,每次的臉都不一樣。而且隨著測試繼續進行,排成一列的臉孔會愈來愈相似,辨識也愈來愈困難。超級認臉人能在這項測試以及類似的測試中正確辨識出大多數的臉孔,他們也是警方某些成功破案的例子中的功臣。舉例來說,在二○一一年倫敦暴動份子的調查中,超級認臉人的貢獻極大,找到的被告比臉孔辨識系統還多很多。

在理想的世界裡,警方辨識嫌犯的能力應該更強,犯罪行為的目擊者也要能輕鬆地描述並指認犯罪者。在這種情況下,警方都想要我們斬釘截鐵地說出證詞。他們不希望我們說犯罪者可能有傷疤,應該是棕色頭髮,或者身高一七○到二○○公分之間。希望目擊者對於這一類的指認有充分信心、清清楚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樣的期望也會造成自信滿滿的判斷出錯。

我們對自己指認陌生人的能力往往太有自信

我們對於自己記憶的直覺評估在此也插了一腳。雖然這件事可能已經非常明顯,但如果我們以為自己對某人有深刻的記憶,當必須要回想那段記憶時,我們通常很有信心。可是如前所述,只因為我們覺得自己對某事記憶深刻,並不代表我們真的是這樣。所以別管自我評估了,我們指認陌生人的能力到底有多強?

二○一三年,福林德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的馬修.帕馬爾(Matthew Palmer)與同僚進行了一項研究,觀察這些複雜的因子。他們讓研究人員兩兩一組,走上街頭。研究人員一號會找一名受試者,請他們表示同意參與研究。接著本來躲在一旁的研究人員二號,會出現在受試者視線中。一號會要求受試者看二號,直到二號再次離開受試者的視線範圍為止。受試者接著要在一排照片中指認出二號,並且評估自己對這項選擇的自信程度有多高。一半的受試者是立刻進行指認,一半則是一週後進行指認。

如我們所預期的,立刻進行指認的受試者辨識結果比較好,大約有百分之六十是正確的;如果是一週後再進行指認,只有百分之五十四是正確的。這個數字之低可能讓你感到驚訝。沒錯,幾乎有一半的受試者都無法選出剛剛看到的那個人的照片。

更令人困窘的是,如果這個情境有了一些很基本的改變,辨識的正確度會出現更顯著的差異。研究人員發現,雖然受試者的正確度和自信一般來說都差不多,但在比較困難的條件裡,過度自信的程度卻會變高。換句話說,如果受試者能看到研究人員二號的時間非常短,或是隔了更長的時間再指認,和/或要一邊記住臉孔一邊分散注意力時,他們的自信程度卻會不成比例的高。所以我們似乎普遍地高估自己在情況特別不利於我們的時候,還能正確辨識犯罪者的能力。

不用說,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主題,很多厲害的人都做了非常有趣的研究,幫助我們對抗這一方面是天生,一方面又受到外界強化的記憶錯覺。

文化會塑造我們辨識臉孔的方式

另外一個影響我們辨識他人臉孔的因素是種族。如果你是黑人,目擊一位東亞人士犯罪,那你要認對人可就需要運氣了。不論是哪一種種族的組合都是如此─白人、黑人、東亞人、印度人、波多黎各人,全都一樣。我們一般來說就是不太能辨識不同種族的人,這種現象被稱為「自我族群偏見」(own-race bias,簡稱ORB)。這些跨種族效應為司法系統帶來極大的問題,因為顯然不同種族的人都可能以任一種族的人為對象犯罪。更糟糕的是,司法系統還要一直對抗看起來稀鬆平常的系統性種族歧視。

也許我們都有種族歧視,就算我們不承認也是一樣。或者,背後也許有別的原因。關於自我族群偏見的研究很多,其中最普遍的假設之一與我們記住臉孔的方式有關。

根據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的卡洛琳.布萊絲(Caroline Blais)與同僚的研究,文化會塑造我們看臉的方式。二○○八年,他們發表了研究結果。在這項研究中,受試者會看到西方高加索人與東方亞洲人的臉孔照片,而所有受試者本人也都是西方高加索人或東方亞洲人。

他們發現,如果受試者是高加索人,通常會以三角形的模式看臉。他們會看眼睛、嘴巴、鼻子,然後再看其他部位。而東亞受試者則有不同的模式:他們的焦點比較集中在中央,似乎主要看的是鼻子。不管照片中的人種族為何,他們看臉的方式都一樣。研究人員以文化解釋這種現象,認為「直接或過多的眼神接觸,在東亞文化中被視為是無禮的;這種社交規範可能造成東亞受試者避免直視的現象。」

因此,對臉部特徵注意力的不適當分配,似乎是自我族群偏見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至少根據布萊絲團隊的研究是這樣。專注於「錯誤」的特徵,使得我們辨識與記住某人的長相更加困難,如果對方又和我們屬於不同種族,發生這種情況的機率又更高。

除了自我族群偏見之外,我們還看到人會出現自我年齡偏見,以及自我性別偏見。斯波爾在二○○一年進行回顧研究,主張我們除了很不會辨識其他族群的人,一般而言也會對自己在這方面的能力過度自信。就像本書討論的許多其他任務一樣,就算我們覺得其他人辨識我們的能力沒那麼強,我們卻覺得自己很會辨識他人。

因此,儘管目擊者辨識是多數司法審判的核心,研究卻顯示記憶的基本特質會使這類指認出現可能的錯誤,造成嚴重的後果。在這些案例中,必須要有獨立的補強證據才能保證這類的指認是正確的。荷蘭人有一句話,很適合描述這種情況:一個目擊者等於沒有目擊者(one witness is no witness)。

※ 本文摘自《記憶如何對你說謊》,原篇名為〈不完美偵探〉,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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