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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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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亦絢

《沉默小提琴》出版後,有說法國文化圈「每個人都在問這個喬莫.卡布列是誰」──「每個人」當然略嫌誇張了,不過由此可見轟動的盛況。台灣南方家園出版社在二○一五年即出版了卡布列的《河流之聲》,卡布列在台灣,不是陌生的名字。令人大感驚訝的是,小說技藝不凡的卡布列,從《河流之聲》《沉默小提琴》,簡直是「從健走一躍為飛翔」──這個大彈跳式的「突飛猛進」,除了是讀者之福,也給「文學無止盡」之說,添一佳話。

卡布列接受訪問時表示,寫完《沉默小提琴》,他都要「陷入昏厥」了──不死心的記者還要問,這是比喻,還是他真的昏過去了?[1]這番對話其實表示的是,像《沉默小提琴》這樣的小說,作者不是用力或用心寫,而幾乎要以一種「銷魂式」的專注才可能完成,如果說卡布列本人真的因寫此書而靈魂出竅,似乎也不足為奇。

「闇黑」、「時常非常好笑」以及「拘謹」都是法國書評曾出現的評語,其中又以「拘謹」一詞最為有趣,也是非常高的評價,「小說家的拘謹」是什麼意思呢?意思是「從不直接暴露觀點與意向」,雖然人物可能大鳴大放,情節也會上山下海,但是讀者究竟該怎麼想,小說絕不提供任何出借的「現成物」──這是為什麼總有「謀殺懸疑」處於敘事中心的卡布列小說,文句一如兒童文學般輕鬆易讀,其嚴肅寓意卻絕非一蹴可幾。

有次我開玩笑道:羅蘭.巴特,不過就是一個很會整理東西的傢伙。然而這話絕非貶意,善於整理,不只能使人找到大量以為已經不在的事物,還能讓東西變得好使。對於小說家來說,選擇什麼做為整理的對象,之後是否將事物整理成一個可意識的新環境,可以對應的,就是作品的範圍以及完成度。有些小說家針對的範圍只是一人一物,這也不能說是簡單,《沉默小提琴》裡的小提琴,就可以說是「一物」的範圍──卡布列從製它的木材寫起!

如果義大利小村的唱木人(木材專家)亞暢沒有因為殺死滅林的縱火犯,而逃亡到修道院附近;如果距亞暢時代三百年前,尼古勞.依梅利克,西班牙阿拉貢王國宗教法庭最高法官,沒有下令殺死原為米格爾的胡利亞修士,以至於胡利亞修士喪生於「樹下」;如果製琴師白貢齊沒為了截斷學徒羅倫佐與自己女兒的戀情,而以木材收買羅倫佐──缺少任一細節,這把迷壞多人,包括主述者阿德里亞父子兩代的小提琴,不可能誕生。──這原會只以「上好木材」帶過的故事,還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然而這一小部分,已觸及了環境與生計、宗教勢力與修道院、父家長權力、賄賂與愛情,種種人類行為的原型與歐洲生活史。

小說中的尼古勞.依梅利克是歷史人物,他除了是米格爾變成胡利亞的原因之一,依梅利克還對閱讀與散播盧爾思想的後繼者進行迫害;而盧爾是寫作了第一部加泰隆尼亞文學作品的全方位作家,當主角阿德里亞開始進行《歐洲思想史》的寫作時,還以盧爾、維柯與柏林三人並列,令其與當代人進行虛構的對話。當滅絕猶太人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霍斯出現時,卡布列還讓橫亙不同世紀的依梅利克與霍斯,兩人的自我難分彼此。

依梅利克與盧爾都是加泰隆尼亞人,分別代表了位高權重(或權濫)與文化超前兩種典型──這是同為加泰隆尼亞人的卡布列,絕對會比其他語系作家更為了解的部分。

小說開始沒多久,我們就看到一個加泰隆尼亞的虎爸,對兒子阿德里亞的計畫包括在上大學前就要精通十種語言,他生氣時,還會同時以芬蘭語與匈牙利語對兒子說「不」──這個一度赴羅馬留學的男人,因為戀情斷送了在學問搖籃裡精神的安適,卻也因為結識了超級世俗的同學莫爾林神父,而使趁火打劫的收藏家買賣更上一層樓。落難的猶太人與竄逃的納粹分子都是他占便宜的對象──阿德里亞說自己的父親對他來說是個「謎」──這不只因為以小孩的眼光看父母,原就有天威難測的部分,還要加上這個穿梭在手稿與古董之間的商人父親,行事本就隱密──最詭譎的是,愛好古物古文書,難道不是珍惜文化嗎?珍惜文化怎會同時與反智、冷酷與缺乏內省等可怕性格緊密相連呢?卡布列問的不是單一人物的精神狀態,這個幾乎是痛楚的困惑,是奧斯威辛之後,歐陸苦苦追問的主題。

「侵占」與「戀物」這幾個詞,從未顯眼地出現,我們看到的,反而像是追求的智謀與擁有的「精神」滿足。這是卡布列高明之處:「認識人」必須就是「認識自欺欺人的人」。太多惡事看起來都平滑無波,除非我們知道前因後果。阿德里亞想對摯愛莎拉寫下自己的「錯誤」──原書名,借自宗教用語可以是「我有罪」,如更口語則可以說「我的錯」──然而這不是一般的情書,兩個家庭對立如同羅密歐與朱麗葉,但莎拉不只追求愛情,她要求阿德里亞有良知──這是小說中親情友情或愛情配對中,都不存在的一種要求。

「父權」這字同樣不是小說的用詞──然而一如「當胡利亞還是米格爾時」的故事,不能不讓我們有這種聯想──那個對說實話的女人,無動於衷的男人,多麼像我們記憶中,一度不相信大屠殺會存在,而選擇置身事外的「外人」……;惡與惡也許並不等同,卡布列喚起的聯想,無疑帶有這種意味:輕賤女人,這是淵遠流長的惡;但卻因記憶的邊緣性以及知識的失傳,使我們從未有足夠的正視──該學的教訓根本從未學起來──我們以為大屠殺是從二十世紀開始的,但是它的溫床存在得更早──這就回到小說對記憶一事的關注。

小說是用來取代記憶的事物嗎?我可以想像抗議的聲音,而我也非常同意抗議。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同時具有「虛構」與「歷史指涉」兩種性格的卡布列小說呢?一方面,小說並不篡奪歷史記憶的位置,但是積極與記憶建立關係──納粹霍斯究竟有沒有讓依梅利克,做為他納粹精神的後盾,這當然有虛構的成分,小說家的提議,將兩者靠近,效果當然不是誰是誰的轉世,而是引發思考:兩種歷史是否可以對照?[2]

又比如,尼伯龍根的故事透過音樂,與阿德里安的父子關係相滲透,效果不是陪襯──而是生產了更多的「無形詞彙」──當兩字相加,可以產生第三個意思(比如「鳳」加「梨」變成「鳳梨」),兩個事件交插,在我們的感知上,也會產生第三份記憶。這種蒙太奇剪接,在電影藝術範疇,完全不是新事,卡布列運用在小說裡,並不稀奇,然而令人歎為觀止的是,他動用小說技巧,把這種非共時的剪接或疊印,做得如此簡潔。以對話為例,卡布列極少在發話者前後加上「某人說道」──當他將兩組不同時空的對話串在一起時,有時也完全不加上發話者身份線索,但是我們讀起來卻絲毫不亂,馬上了解對話不在物理的同一時空中,是小說家的意念,讓不可能交錯之物交錯。這種書寫的跳脫自由,賦予小說更鮮明的虛擬性格,呈現給我們的,不是用來拜物的記憶之「物」,而更是「記憶的記憶」。

《河流之聲》《沉默小提琴》,「轉型正義」都是小說不直接說出,卻關切的主題。然而,加害者與受害者並非以兩大對立集團的形式出現;卡布列的焦點往往在單獨的個人。做為擁有一己貪嗔愛恨的個體,如何負起獨一無二的責任?阿德里亞,因為家世不名譽,而在一開始被莎拉的家庭敬而遠之,在留學德國的他身上,我們並沒有看到太多他對「返還猶太人財物」的注意,如果沒有與莎拉的愛情,他有關納粹的記憶,最具代表性的或許只是,因為家中藏有茨威格的手稿,而知道那是一個「自殺的人」。記憶的弔詭也在此:可以在記得很多的同時,完全遠離核心。面對面的接觸,具有最全面的知識力量──然而以集中營的恐怖來說,死者不能言,許多倖存者痛不欲生而自殺──這都導致必須生於記憶的知識瀕危。

歷史學家曾閱讀過去的相關檔案,指出處理猶太人索賠案件的部長表示:「我建議我們拖延這個議題。」[3]這或許不是所有事例中最令人髮指的,但比對小說中阿德里亞的行為,不難發現,卡布列塑造的他,或許是許多歐洲人──甚至非歐洲人的縮影:對自己擁有物的關心,遠遠凌駕於恢復公平正義。阿德里亞的「拖延」與他父親的「聚斂」同樣神祕。不能做一個更好的人,是《沉默小提琴》眾多故事重覆的同一主題,造成的傷害,卻有可能不只是他人,也是真真切切的自己。不見得有法律能懲罰這些在灰色地帶的罪,到最後,卡布列並沒有指出,我們完全料想不到的「惡人」,將會有什麼樣的人生,然而我們只要稍加想像,就不能不痛心,人類為惡事付出的代價,何其荒謬。

小說多次出現不同的修道院,意味不盡相同。其中聖彼得.德.布爾加爾修道院貫串小說;聖瑪莉亞.德.傑利修道院常伴隨前者出現──阿德里亞家中掛有以聖瑪利亞.德.傑利修道為主題的畫作,「一如許多地方都有《最後的審判》」。修道院的死歷史,不是小說的重點,我們越往下讀,會越明白。為什麼作者要描述一座山上的兩家修道院?去聖彼得.德.布爾加爾之前,會經過聖瑪利亞.德.傑利修道(此類似象徵性的「等候室」,在小說大部分的情節中它都只是前驛角色)──初讀時,只要有「彼得高、瑪利亞低」的方位感即可。修道院彷彿提供了另一個時空,假設世界之中,總有「另一個世界」可去可退──這是真的嗎?音樂、知識、文物或愛情,何嘗不是人類想像的「庇護所」?然而,把我們從世界分割到某個小世界中,可能嗎?

《河流之聲》與《沉默小提琴》都關注人們的生活、成長、停滯與變質,在小說裡,未必鉅細靡遺,卻有讓我們直面「人之一生」的震撼。兩部小說中,「玷汙死者」都以令人意想不到,甚至恐怖滑稽的方式出現,既是對人性冷冽的觀察,也撼動讀者聽故事平穩的被動安全狀態──這不只是小說家的銳眼,亦蘊含對社會中「掏空真實、濫用歷史」的各種僭越與惡性,最深沉與嚴厲的警告。

在文體的自由遨遊與「私小說」栩栩如生引發笑意一事上,我們想起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4];在對歐洲人文傳統的繼承與批判上,《沉默小提琴》比赫曼.赫塞的《玻璃珠遊戲》清暢且加上了性別意識;在諷刺上,我們不能不想到《伊底帕斯王》。在卡布列小說中,我們彷彿聽到堅定的回音,說著:「我建議我們不要拖延這些議題。」

註釋

[1]見《世界報》閱讀特刊(Le monde des livres)(19.09.2013)

[2]納粹與天主教教育的關係,卡布列在接受法國《解放報》(Libération)訪問時表示,閱讀過霍斯本人的日記。(25.09.2013)另外,霍斯本人也出版有回憶錄。

[3]轉引自大衛.柯恩,《佛洛伊德與納粹》,商務,二○一○年,頁271。歷史學家為英國歷史學家羅伯.奈特(Robert Knight)。

[4]在接受《文學雜誌》(Magazine Littéraire)二○一三年十一月訪問時,卡布列表示:「普魯斯特讓我發現了內在性」。

※ 本文摘自《沉默小提琴》推薦序,原篇名為〈我建議我們不要拖延這些議題〉,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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