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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清溪

很多沒念過經濟學的人,都聽過「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這位現代經濟學之父的大名;但念過經濟學的人,卻很少有人讀過他的成名作《國富論》。到底亞當.史密斯在二百三十年前完成的這本巨著,是不是還值得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去看呢?

當然值得。說得誇張一點,現代經濟學也只不過是在闡釋《國富論》,而且許多基本的原理,還沒有《國富論》說得明白呢!

為什麼該看《國富論》?

簡單說,現代經濟理論的精華,《國富論》裡面幾乎都講到了。也就是說,經濟學二百多年來汗牛充棟的論述,相對於《國富論》而言,也不過像是千變萬化但卻「逃不出如來佛手掌心的孫悟空」而已。現代經濟理論,可以說都是在圓融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中的論點和見解,就為了證明他說的都是對的。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裡所表現的眼界和恢弘氣度,可說是無以倫比,歷久彌堅。

《國富論》不像一般人所想的,是字字艱澀難懂的說教,相反的,裡面有很豐富的背景故事,令人不得不驚訝亞當.史密斯真的是學富五車、洞察力獨具的「社會觀察家」。他說故事的本事高超,對中國、印度、古希臘、羅馬⋯⋯從古到今,上至王宮貴族、下至平民百姓的「瑣事」如數家珍。這恐怕是讀者沒有料想到的。

從經濟學術著作來說,《國富論》還提出了對現代經濟學術界的一項深沈反思。真正好的經濟著作或理論,應該源自對於實務的精闢觀察;真正的經典經濟論述方法,應該不是推導一些公式,利用繁雜的數學技巧得到一個再簡單不過的結論。千秋萬世後,真正傳世的經濟著作,還是像《國富論》這樣的論述。

另外值得一提的,《國富論》甚至在文辭、文章結構都很傑出。這也是現在的「經濟論文」所無法比擬的。這些,也值得當代經濟學者好好的品味、思索。

《國富論》在過去看的人少,還有一個原因是沒有好的譯本。這個問題在這裡得到了很好的抒解。看這本譯著,簡直就像看小說般的輕鬆自在,但它卻是一本像中國《史記》般的超凡鉅作。本書譯者謝宗林先生,是翻譯《國富論》的不二人選。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不看《國富論》的最後藉口了。

嚴批重商與重農學派

《國富論》原書內含五卷,本書《國富論 Ⅱ》包括卷四與卷五。卷四討論的是當時流行的經濟思想: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卷五則是分析政府收支的公共經濟。

現代經濟理論的核心,還是在闡述市場自由運作的功能、「不要政府干預」的立場。這也是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明白宣示並多方驗證的價值,包括卷四〈論政治經濟學的思想體系〉,開宗明義說:「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探討如何裕民又富國的學問。」應該如何富國又裕民呢?當時主要就是二個思想體系: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亞當.史密斯旁徵博引的批判這兩種主義的不當,從中也顯示出他所認為的如何富國裕民的方法。那是什麼呢?說白了,還是老生常談:分工和貿易,不要政府干預市場。從卷四中,我們看到亞當.史密斯「吾道一以貫之」的更博大、更透澈的發揮。

「重商主義」是基於「國家財富本於金銀」,以及「唯有透過貿易順差,出口大於進口,才能為國家帶來金銀」兩個觀念,主張「獎勵出口」(例如退稅、獎勵或補貼、和外國締結有利的通商條約等)與「限制進口」(例如為保護國內產業,限制特定國家商品進口、高關稅和絕對禁止一些產品等)。

亞當.史密斯認為重商主義的癥結,在於「重視生產者」、「忽略消費者」。他說:「消費是所有生產的唯一目的與意義;生產者的利益是應該受照顧,但不該超過也許是促進消費者利益所必要的程度。」他還說:「此一箴言是如此純然不證自明,只有想法荒謬的人,才會想要加以證明。」

由於重商主義「似乎認為,所有勤勞與商業活動的最終目的與意義,在於生產,而不在於消費。」因此造成「那些為了商人與製造業者的利益而制訂的法律,就像古希臘時代的執政官德拉古所制訂的法律那樣,可以說全都是用鮮血寫成的。」

不僅如此,任何政策,若「僅僅為了增進某一階級的利益,而去傷害另一階級的利益,不管這傷害的程度有多大,顯然都違反了君主對其屬下各階層人民應盡的那種正義與公平對待的義務。」現代的所謂「產業政策」,不就是這樣嗎?

亞當.史密斯嚴謹區分貨幣(金銀)與國家財富的差別,強調金銀不是國家財富,勞動、土地和資本才是,因此一國累積貨幣沒有意義。他用了許多篇幅、舉了很多實例,說明:「輸入金銀,並非一國從國外貿易得到的主要好處。」金銀(貨幣)的價值在於:「它用國內多餘的產品,交換其他可以滿足國內人民部分需要、提高人民享受的東西,因此它讓多餘的東西有了價值。」

現在有些國家拼命累積「外匯存底」,不正是亞當.史密斯所嚴厲批評的嗎?如果一國刻意讓本國幣值低估以促進外銷,雖然可以增加外匯存底,但因同量出口所能換得的進口品減少,也就是國際貿易理論中的「貿易條件惡化」,則會使商品出口增加、輸入了金銀(外匯存底),但因民眾買不到便宜又好的進口貨,反而降低了本國國民的整體福利水準。

這些道理,對以貿易立國的台灣,應該深思。對累積了大量外匯,看起來好像「國富民強」,但內部卻百病叢生的中國,更應該引以為戒。

亞當.史密斯對「重農主義」的批判更嚴厲。簡單說,「重農主義」就是強調地主與農夫兩種階級的貢獻,稱之為「生產性階級」;對第三種階級:技工、製造業者和商人,則遭貶低為「無益的階級」或「非生產性階級」。亞當.史密斯花了很多篇幅和實例(例如舉荷蘭和漢堡這樣的都市為例),來批評這種謬論,導出了我們現在看起來是理所當然的事實:商人的「服務」、技工和製造業者的「產出」,當然都是「有生產性」的,因為,他們至少間接有助於土地的產出。

亞當.史密斯簡而有力的結論是:「重農比重商主義更自相矛盾,重商至少還鼓勵製造業和貿易。」

政府的天職

卷五是更為精彩的「公共經濟學」範疇,也就是政府收支。

本卷的篇名是「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但亞當.史密斯還是首先討論政府支出,再分析政府收入;這不就是「量出為入」的政府會計特性嘛!

政府支出有三項,包括「國防」、「司法」、「公共設施和公共機構」。最後一項內含四項:交通等方便商務往來的公共設施與機構、青少年教育、全民教育(即信仰、宗教與教會)以及維護君主(國家元首)尊嚴所需的費用。在這總共六項裡面,除了國防與元首費用之外,亞當.史密斯認為,其他各項最好能夠「使用者付費」,但因難以歸類或其他原因,而由社會大眾負擔,也可以接受。我們若用較寬大的標準,可以這樣定義,在沒有辦法由私人支付的情況下,這六項就是「政府的天職」。用現代經濟學的名詞,這些都符合了「純公共財」的標準。

在論述公共經濟課題時,還是可以看到亞當.史密斯一以貫之的「專業化與分工」理論。例如,在討論國防經費時,他檢討了狩獵、遊牧、農業以迄工商社會各個時期的軍事力量;並歸納出在狩獵與遊牧時期,全民皆兵的落後民族往往可以打敗比較進步的民族。等到社會進步到軍人成為專業的常備兵後,分工更細的先進國家,其武力則反而勝過分工較粗的落後國家。

政府收入也有三項:公營事業(君主或國家財源)、稅捐以及公債。第二項包括各種收入來源的稅收,如地租、財產利得、所得稅、以及個人稅(包括人頭稅與消費稅等)。

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裡,是從各種經濟現象的觀察中,析理出經濟原理。二百三十年前的經濟現象,大部分已成歷史,有很多是現代人不知道的史實,看起來是有隔閡。但是,稍為用心就可以理解他的意思,而且大部分的現象還適用於現在,只是名稱改了。例如,他舉的第一種政府收入,就是君主、國王的財產收入,現代的名詞是「公營事業」。亞當.史密斯強烈反對政府依賴這種收入,因為它非常沒有效率。這不正是當代各國公營事業的頭痛問題?他留下這樣的名言:「似乎不會有其他任何兩種性格,比商人和君主這兩種,更為不搭調。」「商人(如有君主的權力)是最爛的君主,君主(去做生意)則是最差勁的商人。」我想,事業「公營」不可行,亞當.史密斯早已鐵口直斷、蓋棺論定了。

二○○五年九月四日
(本文作者為台大經濟系教授)

※ 本文摘自《國富論II》,原篇名〈導讀 陳年佳釀,歷久彌香〉, 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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