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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Elaine Sciolino;譯╱趙睿音

在法國,有兩樣東西不能丟:
麵包和書。
──伯納德.菲克索(Bernard Fixot),法國出版人

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日,有一群退休人士會佔領殉道者街的一角,這是「生生不息」(Circul’Livre)的時間,這個志願組織致力於保護書籍,志工把書本依主題分類,陳設在開放式的箱子中。

這些書是免費的,路過的人想要幾本都可以拿走,只要他們同意一項非正式的承諾,不去轉售或是破壞書本,這個組織也鼓勵大家捐出自己不要的書本,好讓庫存源源不絕,志工在每本書的封面貼上印著「生生不息」的大張貼紙,希望能制止轉售的念頭,貼紙後面用的是強力膠水,幾乎不可能在不破壞封面的情況下撕掉。

我和家人搬來巴黎的時候,我們把大部分的書本都留在倉庫裡了,但是我討厭無書相伴,有書本環繞四周會讓我覺得自己比較聰明,因為「生生不息」是免費的,我成了一個書蟲,我會提著兩個購物袋回家,滿滿全是書本,如果我先生在家,我會把袋子藏在客廳沙發後面,然後塞進公寓架子上的角落裡,我先生說我有病:我告訴他,收集書本遠比收集法貝熱彩蛋或是十六世紀的荷蘭版畫便宜多了。

我找到亨利.特羅亞(Henri Troyat)的精裝本小說、法文版的讀者文摘精選集(皮面精裝、燙金邊)、一九八○年代的烹飪書籍,以及法國史上愛情故事初版十冊其中的一半,沙特(Jean—Paul Sartre)傳記、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傳記、聖女貞德傳記,賈桂琳.蘇珊(Jacqueline Susann)、詹姆士.米契納(James Michener)和海明威的法文翻譯小說。作為交換,我拿了英文平裝版的小說給「生生不息」,還有博物館目錄、出版商先讀本(bound galley)、好幾年份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我知道我賺到了。

閱讀作為有力的社交工具

「生生不息」是二○○四年時由一個志工團體在工人階級的第十二區發起的,如今團隊在巴黎各處大約八十個地點營運,根據該網站指出,交朋友是活動的一部分:「生生不息不滿足於只是推廣閱讀,這是一個街坊鄰里間社交的有力工具。」

稱呼法國人為知識分子,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讚美,有次我在雞尾酒會上詢問一名法國女子她的職業,「知識分子。」她回答道,她是認真的。

「生生不息」是一群知識分子——不是因為他們會在附近的咖啡館裡沉思笛卡兒(Descartes)或者是盧梭,而是因為他們會分享關於書籍的想法,他們是言語誘惑大師,熱情而有禮貌地展開不想結束的對話,不管話題是狄德羅還是蕪菁,「生生不息」都想聊聊。

我們美國人常把法國人言語遊戲的習慣當作是浪費時間,因為沒有直接切入重點,但正是這一點讓這個每月進行的活動如此有趣,重點在樂趣,而不在結果。

杰侯.佩杭(Jérôme Perrin)與伯特蘭.莫西恩(Bertrand Morillon)是我們這區「生生不息」分部自行任命的「主持人」,他們倆提供了大部分的玩笑話,某個週日,杰侯拿起一本叫做《哲學評論》(Philosophical Commentaries)的書籍說,「給妳,這本可以拿去海灘讀!」伯特蘭寧願採取勸誘推銷:「蕾金.德弗吉!偉大的經典!助妳入眠很有用!」一九八○年代期間,德弗吉成為暢銷作家,人稱「法國情色文學的女祭司」,她可以印行會令某些人覺得不快的書籍,因為她擁有自己的出版社。

某個星期天,杰侯告訴眾人該是回報的時候了,「珍珠糖泡芙(chouquettes)!沒人要給大家帶點珍珠糖泡芙嗎?」他問道,我奔向烘焙坊,帶回兩打法式小泡芙,上面撒滿珍珠糖,杰侯親吻我的雙頰,遞給我裝在白色保麗龍杯裡的濃縮咖啡。

隔週日的「生生不息」活動裡,我身陷狂熱贈書之中,發現自己跑到桌子彼端志工那邊去了,我推銷著英文書籍,杰侯建議我去參加「生生不息」的每月聚會,不過接受會員是有限制的,安德蕾.勒法歐(Andrée Le Faou)是一名退休的辦公室行政人員,也是志工之一,她不太高興,深深抽了一口菸,一言不發,甚至好像還清嗓子哼了一聲。

當天稍晚的時候,我問安德蕾怎麼了,她告訴我只有正式會員才可以站在「生生不息」桌子籌劃者的這一邊,我違反規則了,我告訴她我想成為正式會員。

「我們很喜歡你,伊蓮,」她說,「但是我們的人數有限。」

所以這件事情就此打住。

政府將書店視為國寶

法國保留了對印刷書籍的崇敬,美國的獨立書店粉碎得灰飛煙滅,這裡的市場卻比較健康,主要歸功於政府的保護,把書店視為國寶,有補助金和無息貸款提供給想要開書店的人,並且書籍統一定價制度當道。

在法國,書商——包括亞馬遜(Amazon)在內——不得提供低於書商定價九五折的折扣,折扣這麼少,許多顧客寧願去店裡消費,那裡有愛書的銷售人員,隨時能夠提供建議和意見,電子書(價格也是固定的)除了法國名著以外,還沒有成為夠大的市場,許多都可以免費下載。

殉道者街上有三家獨立書店,鄰近的街道上還有五家,位於五十九號的「九號工作坊」(L’Atelier 9)最像美國街坊中的獨立書店,大片前窗依主題安排,定期更換,光線明亮的室內有舒適的空間供人逗留,員工樂於與顧客交談,推薦他們最愛的書,他們稱之為「一見鍾情」(coups decœur),不過裡面只有一張扶手椅,是給來訪的作家預留的,不是給閒逛的讀者,也沒有賣咖啡。

我在殉道者街上的第一位書店熟人是蓋伊.伯坦(Guy Bertin),他在二十一號賣二手書和折扣書,靠近「生生不息」每個月出現的地方,他已經經營三十年了,不過宣稱自己苦撐著,儘管房租管制讓他得以維持低成本。

他的店鋪「舊書蠹蟲」(Le Bouquinaire)是一間營業時間不固定的古怪商店,店裡有塊小告示針對可能出現的扒手:「為了避免誤會,請將您的錢包、背包和大外套留在入口處,謝謝。」櫃檯附近櫥窗裡的架子上,擺著伯坦私人收藏的袖珍玩具:十幾尊魔比人(Playmobil men)、藍色小精靈(Smurfs)以及其他小型的塑膠人偶,人行道上的櫃子陳列著一歐元的平裝舊書吸引顧客,還有引人注目的攝影新書:《巴黎之夢》(Paris of Dreams)、《消失的巴黎》(Paris Disappeared)、《未知的巴黎》(Paris Unknown)。

伯坦不信閒話家常那一套,他煙抽得很兇,衣服垂掛在消瘦的身體上,他雖然禿頭,脖子上卻長出細軟的灰色毛髮。長久以來,我總覺得自己像是他店裡的入侵者,他用一句必不可少的客氣「日安」向我打招呼,泰半出於必要而非熱情。

「他是個倖存者,」我的朋友卡蒂亞.克摩爾(Katia Kermoal)說,她已經在這條街上住了許多年,身為《第九區日報》(Le Daily Neuvième)的創辦人,卡蒂亞差不多認識殉道者街上的每一個人。

我們有天順道經過,她問伯坦生意如何。

「糟透了,」他回答道,「我已經準備好要關門了,都是那些中國人。」他吐露了他的心聲,「他們老是來這裡,想買我的租約,他們要我滾出去。」

「嗯,那我們得讓你再多經營一段日子才行。」我輕快地說著。

我說我會給他一些英文書籍,增加他的外文書庫存,我告訴他關於我上一本書英國版本的悲慘事蹟,英國的出版社破產了,沒有給我預付金,倉庫裡堆滿三千本書,他們說除非我買下全部的庫存,否則那些書就要銷毀。我買了,一本大約二十五分錢,就算運送到法國,一本也花不到一美元,他想不想要幾本呢?免費?

我以為這個故事能夠軟化他,或者至少讓他知道,我們都是出版革命下的受害者,但是他什麼話也沒有說,只是撇了撇薄薄的嘴唇,知識誘惑徒勞無功。

隔天,我在門外磨磨蹭蹭,瀏覽桌上陳列的書籍,我挑了一本精裝的初版書:馬瑟.巴紐(Marcel Pagnol)的《愛戀時光》(Le temps des amours),要價一歐元。

接著我帶著禮物冒險前進:一本我的書《法式誘惑》(La Seduction)法文版、四本便宜的英國版,我問伯坦我可否在英文版上簽名,「也許你可以靠這個賺點錢。」我說道。

「要賣的書又不是已經賣掉了。」他回答道。

但是他心軟了,「妳可以簽一本,那樣一來買到的人會覺得很特別。為求正確,這裡是妳的款項。」他給了我五歐元。

「不,你用書本付給我吧。」

「我的書對妳來說太貴了,夫人。」

但是我想付一歐元給他買巴紐的書時,他卻拒收了,「那本書是妳的了。」他說道。

免費?小小的勝利!

「我很珍惜初版書,」我說道,「很棒!」

他要我克制一下我的熱情,他解釋說,雖然在美國精裝書比平裝書貴,在法國,「精裝」通常是指便宜的讀書俱樂部版本,印刷紙張普通、裝訂粗糙,「那本巴紐毫無價值。」他說道。

※ 本文摘自《885公尺的巴黎》,原篇名為〈為書慶祝〉,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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