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有兩樣東西不能丟：麵包和書」

文╱Elaine Sciolino；譯╱趙睿音

在法國，有兩樣東西不能丟：
麵包和書。
──伯納德．菲克索（Bernard Fixot），法國出版人

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日，有一群退休人士會佔領殉道者街的一角，這是「生生不息」（Circul’Livre）的時間，這個志願組織致力於保護書籍，志工把書本依主題分類，陳設在開放式的箱子中。

這些書是免費的，路過的人想要幾本都可以拿走，只要他們同意一項非正式的承諾，不去轉售或是破壞書本，這個組織也鼓勵大家捐出自己不要的書本，好讓庫存源源不絕，志工在每本書的封面貼上印著「生生不息」的大張貼紙，希望能制止轉售的念頭，貼紙後面用的是強力膠水，幾乎不可能在不破壞封面的情況下撕掉。

我和家人搬來巴黎的時候，我們把大部分的書本都留在倉庫裡了，但是我討厭無書相伴，有書本環繞四周會讓我覺得自己比較聰明，因為「生生不息」是免費的，我成了一個書蟲，我會提著兩個購物袋回家，滿滿全是書本，如果我先生在家，我會把袋子藏在客廳沙發後面，然後塞進公寓架子上的角落裡，我先生說我有病：我告訴他，收集書本遠比收集法貝熱彩蛋或是十六世紀的荷蘭版畫便宜多了。

我找到亨利．特羅亞（Henri Troyat）的精裝本小說、法文版的讀者文摘精選集（皮面精裝、燙金邊）、一九八○年代的烹飪書籍，以及法國史上愛情故事初版十冊其中的一半，沙特（Jean—Paul Sartre）傳記、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傳記、聖女貞德傳記，賈桂琳．蘇珊（Jacqueline Susann）、詹姆士．米契納（James Michener）和海明威的法文翻譯小說。作為交換，我拿了英文平裝版的小說給「生生不息」，還有博物館目錄、出版商先讀本（bound galley）、好幾年份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我知道我賺到了。

閱讀作為有力的社交工具

「生生不息」是二○○四年時由一個志工團體在工人階級的第十二區發起的，如今團隊在巴黎各處大約八十個地點營運，根據該網站指出，交朋友是活動的一部分：「生生不息不滿足於只是推廣閱讀，這是一個街坊鄰里間社交的有力工具。」

稱呼法國人為知識分子，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讚美，有次我在雞尾酒會上詢問一名法國女子她的職業，「知識分子。」她回答道，她是認真的。

「生生不息」是一群知識分子——不是因為他們會在附近的咖啡館裡沉思笛卡兒（Descartes）或者是盧梭，而是因為他們會分享關於書籍的想法，他們是言語誘惑大師，熱情而有禮貌地展開不想結束的對話，不管話題是狄德羅還是蕪菁，「生生不息」都想聊聊。

我們美國人常把法國人言語遊戲的習慣當作是浪費時間，因為沒有直接切入重點，但正是這一點讓這個每月進行的活動如此有趣，重點在樂趣，而不在結果。

杰侯．佩杭（Jérôme Perrin）與伯特蘭．莫西恩（Bertrand Morillon）是我們這區「生生不息」分部自行任命的「主持人」，他們倆提供了大部分的玩笑話，某個週日，杰侯拿起一本叫做《哲學評論》（Philosophical Commentaries）的書籍說，「給妳，這本可以拿去海灘讀！」伯特蘭寧願採取勸誘推銷：「蕾金．德弗吉！偉大的經典！助妳入眠很有用！」一九八○年代期間，德弗吉成為暢銷作家，人稱「法國情色文學的女祭司」，她可以印行會令某些人覺得不快的書籍，因為她擁有自己的出版社。

某個星期天，杰侯告訴眾人該是回報的時候了，「珍珠糖泡芙（chouquettes）！沒人要給大家帶點珍珠糖泡芙嗎？」他問道，我奔向烘焙坊，帶回兩打法式小泡芙，上面撒滿珍珠糖，杰侯親吻我的雙頰，遞給我裝在白色保麗龍杯裡的濃縮咖啡。

隔週日的「生生不息」活動裡，我身陷狂熱贈書之中，發現自己跑到桌子彼端志工那邊去了，我推銷著英文書籍，杰侯建議我去參加「生生不息」的每月聚會，不過接受會員是有限制的，安德蕾．勒法歐（Andrée Le Faou）是一名退休的辦公室行政人員，也是志工之一，她不太高興，深深抽了一口菸，一言不發，甚至好像還清嗓子哼了一聲。

當天稍晚的時候，我問安德蕾怎麼了，她告訴我只有正式會員才可以站在「生生不息」桌子籌劃者的這一邊，我違反規則了，我告訴她我想成為正式會員。

「我們很喜歡你，伊蓮，」她說，「但是我們的人數有限。」

所以這件事情就此打住。

政府將書店視為國寶

法國保留了對印刷書籍的崇敬，美國的獨立書店粉碎得灰飛煙滅，這裡的市場卻比較健康，主要歸功於政府的保護，把書店視為國寶，有補助金和無息貸款提供給想要開書店的人，並且書籍統一定價制度當道。

在法國，書商——包括亞馬遜（Amazon）在內——不得提供低於書商定價九五折的折扣，折扣這麼少，許多顧客寧願去店裡消費，那裡有愛書的銷售人員，隨時能夠提供建議和意見，電子書（價格也是固定的）除了法國名著以外，還沒有成為夠大的市場，許多都可以免費下載。

殉道者街上有三家獨立書店，鄰近的街道上還有五家，位於五十九號的「九號工作坊」（L’Atelier 9）最像美國街坊中的獨立書店，大片前窗依主題安排，定期更換，光線明亮的室內有舒適的空間供人逗留，員工樂於與顧客交談，推薦他們最愛的書，他們稱之為「一見鍾情」（coups decœur），不過裡面只有一張扶手椅，是給來訪的作家預留的，不是給閒逛的讀者，也沒有賣咖啡。

我在殉道者街上的第一位書店熟人是蓋伊．伯坦（Guy Bertin），他在二十一號賣二手書和折扣書，靠近「生生不息」每個月出現的地方，他已經經營三十年了，不過宣稱自己苦撐著，儘管房租管制讓他得以維持低成本。

他的店鋪「舊書蠹蟲」（Le Bouquinaire）是一間營業時間不固定的古怪商店，店裡有塊小告示針對可能出現的扒手：「為了避免誤會，請將您的錢包、背包和大外套留在入口處，謝謝。」櫃檯附近櫥窗裡的架子上，擺著伯坦私人收藏的袖珍玩具：十幾尊魔比人（Playmobil men）、藍色小精靈（Smurfs）以及其他小型的塑膠人偶，人行道上的櫃子陳列著一歐元的平裝舊書吸引顧客，還有引人注目的攝影新書：《巴黎之夢》（Paris of Dreams）、《消失的巴黎》（Paris Disappeared）、《未知的巴黎》（Paris Unknown）。

伯坦不信閒話家常那一套，他煙抽得很兇，衣服垂掛在消瘦的身體上，他雖然禿頭，脖子上卻長出細軟的灰色毛髮。長久以來，我總覺得自己像是他店裡的入侵者，他用一句必不可少的客氣「日安」向我打招呼，泰半出於必要而非熱情。

「他是個倖存者，」我的朋友卡蒂亞．克摩爾（Katia Kermoal）說，她已經在這條街上住了許多年，身為《第九區日報》（Le Daily Neuvième）的創辦人，卡蒂亞差不多認識殉道者街上的每一個人。

我們有天順道經過，她問伯坦生意如何。

「糟透了，」他回答道，「我已經準備好要關門了，都是那些中國人。」他吐露了他的心聲，「他們老是來這裡，想買我的租約，他們要我滾出去。」

「嗯，那我們得讓你再多經營一段日子才行。」我輕快地說著。

我說我會給他一些英文書籍，增加他的外文書庫存，我告訴他關於我上一本書英國版本的悲慘事蹟，英國的出版社破產了，沒有給我預付金，倉庫裡堆滿三千本書，他們說除非我買下全部的庫存，否則那些書就要銷毀。我買了，一本大約二十五分錢，就算運送到法國，一本也花不到一美元，他想不想要幾本呢？免費？

我以為這個故事能夠軟化他，或者至少讓他知道，我們都是出版革命下的受害者，但是他什麼話也沒有說，只是撇了撇薄薄的嘴唇，知識誘惑徒勞無功。

隔天，我在門外磨磨蹭蹭，瀏覽桌上陳列的書籍，我挑了一本精裝的初版書：馬瑟．巴紐（Marcel Pagnol）的《愛戀時光》（Le temps des amours），要價一歐元。

接著我帶著禮物冒險前進：一本我的書《法式誘惑》（La Seduction）法文版、四本便宜的英國版，我問伯坦我可否在英文版上簽名，「也許你可以靠這個賺點錢。」我說道。

「要賣的書又不是已經賣掉了。」他回答道。

但是他心軟了，「妳可以簽一本，那樣一來買到的人會覺得很特別。為求正確，這裡是妳的款項。」他給了我五歐元。

「不，你用書本付給我吧。」

「我的書對妳來說太貴了，夫人。」

但是我想付一歐元給他買巴紐的書時，他卻拒收了，「那本書是妳的了。」他說道。

免費？小小的勝利！

「我很珍惜初版書，」我說道，「很棒！」

他要我克制一下我的熱情，他解釋說，雖然在美國精裝書比平裝書貴，在法國，「精裝」通常是指便宜的讀書俱樂部版本，印刷紙張普通、裝訂粗糙，「那本巴紐毫無價值。」他說道。

※ 本文摘自《885公尺的巴黎》，原篇名為〈為書慶祝〉，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