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阮芳郁;人物攝影/Wu René 吳翛

1935年的臺北城,曾經上演一場名為「台灣博覽會」的盛大慶典,從城內、西門乃至大稻埕町,街坊鄰市,無一不忙碌籌備著。博覽會不只展示了物件,更顯現了文明與現代,權力與差異的重重糾結。隨著博覽會的結束,物件與展品被置回原處,此後,是否還留存了其他、足以拼接此段記憶的事物?陳柔縉因緣際會地,看到過去書寫中曾遇見的一張照片,這次的相遇,她更進一步地追索到原始照片的收藏家後代。因此有了《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的誕生。「這些都是一種想像。」對於時代,對於物件,對於人,陳柔縉說道,那並非對於舊日的無限緬懷,而是一種,面對歷史,近乎虔誠的感知。

餘留至今、名之為舊物的

透過文獻資料、攝影圖集與口述採訪,陳柔縉逐漸建立起自己的日本時代資料庫。陳柔縉形容自己更喜歡從那些被忽略的、遺留下來、尚未被「意義化」的事物,廣告標誌、博覽會印章、甚至是士官胸前的肩章,這些尚未被歸劃進「研究」領域的物件,陳柔縉帶著初見的驚喜之情,逐步切進研究與書寫的縱脈。除了資料庫的建立,仍需發揮積極的觀察與想像,進而從某張照片裡,發現他人未見的細微之處。「想像在日本時代的咖啡廳裡的擺設是什麼樣子?看到照片後才知道,那時候的咖啡廳裡已經擺有盆栽。原來盆栽在咖啡廳這個空間裡,是這麼早以前的事情。」遇見這些被遺漏的事件與物,陳柔縉笑著說,自己其實並非對日本時代情有獨鍾,「事實上,我喜歡新的東西。」陳柔縉形容自己是「對於那些生活所見、我們卻一無所知」的事情,感到一股強烈的認知欲,使她不得不將心力及時間全數投入,為的僅是,重新認識自己生活中那些熟悉、卻往往被忽略的事物。這使她感到再次認識世界的欣喜。之於她,舊物即是所謂,未曾被好好認識、而被歷史篩落的故事。

它們從遙遠的地方來

今年三月甫剛出版的《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對陳柔縉與讀者,皆如同一則來自遠方的邀請。2006年出版《宮前町九十番地》時,一張在新店溪上預備乘船的照片,偶然地,在2017年的另一個場合裡出現。陳柔縉在序言中提到,自己依循這條線索,找到了照片的擁有者楊雲源先生的後代。如此,憑藉《宮前町九十番地》的緣分,跟隨細節,陳柔縉牽引出更多細節之間的相互關聯。所有的圖片檔、寫真、文獻與報紙雜誌,皆非一個個獨立的事件,事實上它們相互牽繫,彼此若有似無地,構成一個尚待被發現的時代。由於楊老先生已逝世,陳柔縉透過其子楊穎川先生,將老先生的日本時代記憶與經歷補綴而成。個人的記憶之外,老先生遺留的舊物中,1935年的臺灣博覽會及當時臺北城裡店家的紀念印章,據有相當驚人的數量。陳柔縉將再次,為這來自遠方的物件,說一回故事。她取出書架上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誌》、中研院人社中心提供的日本時代地籍圖、老臺北職業圖等圖像,並打開硬碟中的資料庫,一一比劃出,書寫時所需參照的各種資料,說明這些故事,確實有所來自。《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一書以日本時代的臺北城市街圖為軸、老先生的印章為證,經由一次次的比對、修改而成。同為舊物,地圖對陳柔縉而言,具有書寫的角度上的工具性意義,是對於歷史的確認。陳柔縉起身攤開桌旁的日本地籍圖與臺北市街圖,「這些被畫入地圖的店家,事實上都只是部分而已。你能想像所有的商店都被畫進當時的地圖裡嗎?」地圖既不能成為考據當時店家位置的唯一工具,卻是整部書寫中不可或缺的定錨底本。「雖然無法得知所有店家的確切位址,但大概都能推知他們的所在區域。」不夠精確的地圖,透過絕對與相對位置,將歷史摺入今日精準的時間。那些不夠精確的,如同遺留至今的舊物與事,不合時宜的說著我們無從見證的故事。舊地圖的工具意義,同樣也是確認並延展想像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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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錄自《幼獅文藝 5月號/2018 第773期》;作者/阮芳郁,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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