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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宏霖;人物攝影/汪正翔

那件害羞的事

訪談結束的時候,我驚覺我們幾乎沒有聊到詩本身。

我們可能聊了童年時的幾個片段,聊了求學時期的閱讀經驗,聊了職場所帶來的學習與成長,聊了一些寫作上的師長與朋友,也聊了出書的動機,我們甚至聊了這本詩集的裝禎與設計概念,但是,就像是在某種話語的邊緣打轉,我們在進入真正的核心之前,繞開了那件事,那件無用的、羞於啟齒的、不好說的、有點尷尬的事。

我好像有點理解那種「圍繞式」的說話方式,比如說,當我面對喜歡的事物,或是所愛之人,我會先言不及義地談些別的東西,讓他人失去注意力,讓自己專注在如何不去談那件事的各種微細判斷中,那是某種像是膝反射一般,身體的自然反應。彷彿就只是想讓那件事,感覺起來沒那麼重要,或者,就像是先把那個東西藏起來,這樣一來,它將永遠地保留在自己身邊。因為,我不去談論它,它就不會被聽見,我與它之間沒有第三人,他人無從想像那件事在我心中的模樣,它幾乎可以說是不存在,只要我不真正地談及它,它就永遠不會消失。

於是,我們幾乎是(單方面)有默契地讓整個訪談,結束在真正進入談論詩本身之前。

有秩序的人

達瑞談起自己的成長,他是一個沒有南部的人,親近的家族成員幾乎都在臺北,從出生、小學、國中、高中到大學,都不曾離開過臺北,而也許正是因為長期生活在都市裡,達瑞長成了一個充滿秩序感的人,他說他喜歡有秩序的地方,比如逛書店,他就會挑那種將所有書籍都能分門別類擺好的書店,有時二手書店那種毫無章法的擺設,對他來說,顯示出的是一種過於懶散的態度。

所以,他也喜歡日本。達瑞說,日本給人對於所有事物,包括對於人的秩序,都要求到某種神經質的狀態,而因為自己是強烈需求秩序感的人,所以每每到日本,總會讓他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有時候,在日本一個東西他會買兩件,他覺得將秩序展現到了極致,會有某種關於那件事物的精華流露出來,因此,一件是單純的消費,另一件,則是對這整件事的支持。

對於秩序的要求,還表現在另一方面,達瑞說自己是那種具有「收藏癖」的人,國、高中喜歡看倪匡、金庸,除了內容讓他想要一讀再讀之外,這種連載式、多輯式的存在,讓他在閱讀以外,還追求一種有秩序的完整,看了第一集,就要依序看到最後一集,高中時,熱愛電影,看電影的方式,也是整批成套地看,一旦選擇要看哪一個導演的作品,就要全部把它看完,遺留了哪一片,都是不可接受的遺憾。

沒想到,太熱愛電影,成為了改變他生命的一件事。事情是這樣的,高三那年,父親買了一台錄影機,住家對面就是一間錄影帶店,錄影帶一排一排,整整齊齊地像是一棵棵待採收的果樹,秩序感油然而生,有些美好誘人的東西,彷彿在一捲一捲的錄影帶背後召喚著達瑞,於是,他從一個聯考考生成為了一個有收藏癖的電影狂。那年,他考進自己從沒想過的文學系所,而且,他其實並不知道文學是什麼。

漸漸成型的困難

不太清楚文學是什麼的達瑞,進入大學之後,接近文學的方式也是用收藏癖的方式,把教授課堂上提到的書,從第一本看到最後一本。「那四年基本上就是在寫作跟看書」達瑞說,像是來到了一間超大型的漫畫王,他把臺灣文學有關的全集,從頭到尾掃過了一遍。至於「寫詩」,則是源自於一份課堂作業。

那時候的達瑞,在詩人白靈的課堂上,接觸了現代詩的寫作,在那個年代,白靈教現代詩的方式很特別,他不只談論文字本身,還結合了影像,要同學拿起照相機拍照,以圖文的方式創作,對達瑞來說,這種既可以走出教室,又可以與影像有關的「作業」,像是喚醒了他走進這間大型漫畫王之前,那個電影狂的靈魂,父親買的那台錄影機好像又要喀喀喀地運作起來,只不過這次達瑞還不知道,這一次,他其實是主角,而且將會扮演一個詩人的角色。

然而,達瑞扮演的詩人,毋寧是悲觀的那種,那種悲觀還不到自溺式的憂鬱,而是對於這個世界有點不信任,他說他總想像著自己隨時處在一個絕命終結站的情景裡,總有種直覺跟他說,壞事會接二連三地來,而所謂好事,只是一種暫時的狀態,人們為了合理化那些看起來沒那麼壞的事,所以發明了好事,說服自己該樂觀一點。

我想,「困難」也正是因此成型,畢竟世界本無序,混亂與變化才是恆常的狀態,詩人達瑞對於秩序的需求,讓他生活在此時此刻,總是有一點不安,一點不信任。過去,他用收藏癖的方式,製造某種秩序感,成為詩人達瑞後,詩的文字創造出了擁有另一種秩序的世界,字與字可以用他想要的方式擺放整齊,詞與詞也能透過某種他分類的邏輯,聚集在一起,像是他過去收集的某某電影大師系列,詩人達瑞創造著自己的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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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錄自《幼獅文藝 6月號/2018 第774期》;作者/廖宏霖,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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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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