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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容馬;譯╱張琪惠

李明博當選總統,我才得以利用報導部門人事異動的過渡期,撰寫自己想要的報導。最具代表的是英文沉浸式教育的採訪和批判。我和其他兩名記者一起,以一集四十五分鐘的分量,報導這個主題。

李明博當選的交接委員會(交接委)時期,交接委員長提到「柳橙」[1]的事,指稱全民需要英文沉浸式教育,引起批判。沉浸式教育是指教英文時,只用英文上課。若要徹底做好,日常生活也要用英文。這樣一再重複,連思考也會用英文,最好是做夢都會用英文做夢。

就我個人的經驗來看,沉浸式教育的確是學習外文的王道。要學好外文,絕對需要大量暴露在外文裡的時間。我們從國小到高中,十二年來在學校的學習,填不滿這個時間。所以需要沉浸式教育。

然而,要在所有學生身上都實施這套沉浸式教育?這可不行。想把英文學到母語水準的人所需要的學習法,怎麼能適用到所有學生身上呢?這是菁英式的思維。這是想把少數人有限的經驗,套用到所有人身上的欲望。這就是李明博政府的本來面目。他們這群人和一般人民的距離,遠之又遠。

韓文和拉丁文或日耳曼語系的英文、法文、德文的結構不同,因此韓國人很難學習英文或法文。說起來,中文的結構比較可能學好英文。中文的語順有著和拉丁文類似的層面,還具有類似英文抑揚頓挫的四聲。和我們最類似的語言是日文,因為語順和結構相同,因此韓國人學習日文相當容易。

採訪後發現,日本的外文教育方式最適合我們。在日本用英文問路,大部分的日本人都會逃之夭夭,就因為不會說英文。我們政府的公務員看到人民做出這種行為,會說這是丟國家的臉,但日本的公務員就不會,反而覺得理所當然。而且日本還是全世界拿到最多諾貝爾獎的國家之一。為什麼呢?

那是因為日本重視翻譯和口譯。外國出書,日本很快就出版翻譯本,除了英文以外,還包含中國、德國、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等。日本人出國,還有很多優秀的口譯陪同,一般人即使不會外文,也不覺得不方便。因此做翻譯或口譯的人、負責外交業務的人,一開始都用沉浸式教育方式專心學習外文,其他人就自行學習外文。但即使不學,生活也不會受到影響,因為國家提供所有服務。

然而事大主義根深柢固的大韓民國菁英,認為全體國民都需要英文。他們不想國家為不懂英文的國民提供何種服務,反而覺得不會英文的國民很愚蠢,應該要加以教導。這就是大韓民國自以為優秀的官僚特性。李明博政府因為批評聲浪越來越高,最後不得不放棄英文沉浸式教育。

主播和假想現實

二○○八年三月,我從《時事雜誌2580》回到報導局,切身感受到政權更替。社長也由崔文洵更換為嚴基永[2]。嚴基永一直為當上社長拚命努力,卻被晚輩崔文洵擠下,因此一直占著特任理事和主播的位置伺機以待。

第一次見到嚴基永是實習記者時期,在各部門待一兩天體驗的時候,嚴基永擔任政治版的部長。那是他首次辭去《新聞平台》主播之後被分派的位置。在那裡見到的嚴基永和電視上看到的嚴基永有天壤之別。雖然身為部長,他並沒有主導權,被坐在編輯台上的次長牽著鼻子走。

仔細想想,也沒有什麼不對。他在《新聞平台》當主播當久了,已經失去現場採訪的直覺。可是這又不是其他部門,是政治版,難道他沒有自己的看法嗎?這就是嚴基永的真實樣貌。

長期以來,嚴基永身為主播,一直有權力也有責任參與編輯會議。但是編輯會議上從來沒聽過嚴基永發表自己的看法。不論誰當報導局長,他都會看著風向,亦步亦趨。

因為我是MBC記者,身邊不時有人會打聽有關嚴基永的事。我很難回答,就說他優柔寡斷,拙於言辭。聽到我這麼說,大家都說我批評得太偏頗了。因為在《新聞平台》節目上的嚴基永,是個言語俐落、有進步傾向的人物。

嚴基永從社長職位卸任之後,成為大國黨的江原道知事候選人。這時聽我說過他的人才知道所言不虛。嚴基永要參選江原道知事,卻為到底要當執政的大國黨候選人,還是在野的民主黨候選人舉棋不定。到了電視辯論會上,在曾經也作為MBC社長、並為民主黨角逐江原道的崔文洵候選人的質問之下,也不知怎麼回答是好,橫說豎說。大家看了他這些模樣,才想起我說過的話。

我們社會有太多電視打造的假象,其中莫過於新聞主播。主播和本人實際形象不同,會根據節目打造,特別是女主播。新聞女主播要美貌和知性兼具,由於這個原因,許多播音員和女記者都夢想成為主播。

隨軍記者的形象也是大同小異。如同前述,觀眾看到電視上的戰爭畫面,都誤以為是韓國記者冒著生命危險直接到現場採訪報導。萬一他們知道所有戰爭畫面都是花大錢去買國外記者拍的,形象恐怕大打折扣。那是電視台把飯店房間內的記者化身為隨軍記者的魔術。

主播就只是主播。韓國直接指揮採訪的主播,只有JTBC的孫石熙。主播自己為播出的新聞負責,因此也指揮採訪的體制,還是在美國才有。其實記者也有同樣的問題。如果不想掉入閉門造車的陷阱,就要確認記者是否當真兩條腿去現場實地採訪過。最能代表兩條腿去現場的,就是現場直播。如果講些其他自己沒去過的地方發生的事,那就是用錢買來的「假」報導。

過去又朝著過去

李明博上台後,我的採訪路線只有首爾市廳。在經濟版、政治版、社會版這些地方也都工作過之後,這個時候我也成為次長。但政權更替之後,我實際上已經從現場被排除。保守傾向的前輩掌握報導局後,我更沒有立足之地。

我從《時事雜誌2580》轉調到報導局後,被分派採訪的地方就是首爾市廳。當時首爾市長是大國黨的吳世勳。相較於市長本人的政治分量,首爾市難有什麼重大新聞。大部分都是首爾的地方新聞,所以比較清閒。拜此所賜,我個人的時間也多了出來。

狂牛病燭光示威發生時,我身為市廳班長,下班後自然也走入燭光示威。但我並非作為採訪記者觀察他們,而是一起成為示威同伴。除了大學時期,我從未像此刻般經常參加示威。我親眼目睹嬰兒車部隊蜂擁而至,示威化身嘉年華的文化景象。

相較於生氣勃勃的示威,李明博政府的對應依然如故。外交部官僚親美主義發生的牛肉協商,在重新協商之前還有許多難關。對示威,也以「明博山城」[3]的出現為代表,也有翻臉的時候。示威地點縱然容許到青瓦台附近,然而除了高喊口號之外,什麼都不能做。然而,李明博政府不愧是軍事政府的後繼者,碰上示威就想制止,結果造成警方和示威隊伍大大小小的衝突。

李明博政府在結束牛肉重新協商後,率先拘留了網路上取名「涅槃」的網友。雖然檢察官或法官都知道這並不足以構成拘留的理由,然而在保衛政權的著眼點上,還是要先拘留,殺雞儆猴,以便壓制網路上的聲浪。最後涅槃雖然在最高法院得到無罪判決,但就像弱小市民經常發生的事,因為衝擊太大而需要接受精神治療。

從狂牛病燭光示威開始,李明博政府為了可以擺布輿論,繼強力壓縮網路發聲之外,進一步把手伸進公營電視台。在YTN,李明博政府把前MBC報導局長具本弘空降去當社長;在KBS,他們以毫無根據的理由趕走鄭淵珠社長;在MBC,他們壓迫嚴基永社長,控制新聞和時事評論節目,讓他在兩年內就辭職。這一連串行徑一直持續到朴槿惠政府。MBC和KBS等公營電視台就像軍事政府時期,墮落為執政者的喇叭手,遭到國民徹底的排斥。

李明博政府還推動成立「綜編頻道」[4]。MBC先前已展開三次罷工,媒體界也強烈反對新設電視台,但他們還是核准了「綜編頻道」的成立。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電視台的影響力勝過報紙,保守派右翼隨時都需要可以發聲的電視台。

李明博政府時期,國務總理室還監控民間人士。事實上,此時開始,國情院的對內行動再次變得活躍。國務總理室進行草率的稽查被抓到把柄,國情院便透過看不見的力量持續稽查。二○一二年大選,國情院非法進行朴槿惠選舉運動。他們在網路和SNS的留言活動並不是偶發事件,那是對國民持續展開「心理戰」,操控輿論。

檢察廳也回到軍事政府時期。公安部大復活,公開進行政治性偏頗的調查。一些有理念的檢察官,像是拒絕起訴(報導狂牛病的)《PD手冊》製作人的檢察官,不惜辭職離開檢察廳。極右傾的公安檢察官,他們翻盤的世界,再次來臨。

李明博政府建立親企業化,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得韓國的貧富兩極化來到再也無從改善的地步。他們把匯率調整到引發外匯危機的水準,單方面協助企業出口,還幫企業減免數十兆韓幣的企業所得稅。透過開放首爾機場跑道,允許建造第二樂天世界等,李明博政府支援企業界的優惠達到天文數字。另一方面,對於實際工作的勞工,卻徹底地壓制,因而引起龍山慘案和雙龍汽車整頓解雇員工等悲劇。

換句話說,李明博政府的五年,是把我們社會從一九八七年之後擴大的民主政治逆時鐘轉動的時期。他們讓全斗煥這些人再次抬頭,新右派得到政府的支援,聲浪高漲。非常識取代了常識,非正常取代了正常。

李明博政府本身就可稱之為最佳網文日報儲藏所集團。我們社會有百分之一左右的人形成的極右集團,朝著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喊不正常,並控制大家。自國務總理以降,幾乎所有國務委員都由具有像最佳網文日報儲藏所那樣發言傾向的人士代替,無論是黃教安國務總理或是秘書室長金淇春、國家保安室長金章洙等,所有這些決定國家意識的核心人士,全都用公安檢察官或強硬軍人出身。如同像崔順實國政壟斷事件所顯露的,政權和財閥之間的官商勾結也回歸至朴正熙維新政權當時的水準。

國家主導的不法活動再次蔓延,那是因為本來應該糾正法律秩序的檢察廳不善盡職守,反而從青瓦台民政首席祕書官禹柄宇的案例可以看出,他們和政權勾結,汲汲營營於扮演政權的守護者。藉由國情院開展非法選舉運動的方式,透過朴正熙政權以來再次復活的官權選舉,而贏得執政的朴槿惠政府,她的誕生本身就是非法。

國情院的非法選舉運動、首爾市公務員間接操作選舉、檢察總長蔡東旭被趕下台、世越號慘案、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事件、歷史教科書政治化、崔順實一家壟斷國政案,一路發展。我們看到政府沒有新政策,只是錯誤地想重回過去。

未曾這樣生活過

在美國完成研修,回國沒多久,MBC有了極大的轉變。當然,在我去美國之前,因為狂牛病燭火示威的事,政府想要掌控MBC的勢力就蠢蠢欲動,這時則全面發動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聞平台》主播辛京珉被趕走了。辛京珉前輩因為寸鐵殺人的強悍形象,得到許多觀眾喜愛,李明博政權對嚴基永社長沒法把辛京珉從主播台趕下來,一直相當不滿。結果一年多之後,辛京珉前輩還是被逼走了。對這件事,記者會發動抵制節目製作來抗議。之後此事以報導局長引咎辭職而逐漸平息。但嚴基永社長又成了政府的眼中釘。

當我還在美國研修的二○一○年二月,嚴基永社長沒有做滿任期就下台了。接任的是和李明博至為親近的金在哲。之前,從來沒有人想過金在哲會成為MBC的社長。結果卻是這個人突然要當我們的社長了。

工會反對空降社長,先是發動不上班來抗爭,可是後來又接受了這個決定。但是這時《新東亞》(由東亞日報集團發行的月刊)發表一篇報導,披露了放送文化振興會(放文振)理事長金寓龍的「青瓦台聯手施暴」發言。金寓龍說,「金在哲社長去了青瓦台,遭到施暴,奉李明博之命,剷除MBC內部的左派人馬」。於是工會又為了要求金在哲下台,發動罷工。罷工之後,金在哲社長採取不上班,到處躲避的手段。失去抗爭對象的工會,當時又碰上二○一○年地方選舉和天安艦事件,工會成員在面臨時機不佳的情況下,在三十九天後回歸崗位。

回國後,我先是被派到國際部,然後又被派去晨間新聞編輯部,主要工作是製作晨間六點到七點播出的四十五鐘新聞排表。

工作了一段時間,二○一一年二月工會要改組領導層。因為金在哲社長在原來的勞資團體協議中,把保證報導公正性的強力條款視為問題,宣布解除協約。沒有勞資團體協議的話,意味著工會的防禦網崩壞。再度罷工已無可避免,只是在看什麼時候。二○一○年三月進行三十九天罷工時,只有當時的工會委員長李近行委員長一人被解雇。這次如果再罷工,情況會大不同。公司也公然發布即將大量解雇的耳語,而且沒有任何人能對工會的領導幹部提供人身保障,這就像是去阿富汗的戰場卻沒有任何防護裝備。沒有人想進工會。但我這個時候收到工會要我擔任廣宣局長的提案,我一收到就接受了。我的記者工作長期受惠於MBC,是輪到我回報的時候了。

PD崔承浩在製作紀錄片《共犯們》時採訪我,追問我一個問題。問我那個時候大家都拒絕加入工會,為什麼我卻答應接下這個工作?我也拒絕不就行了?直到他問我之前,我都沒好好想過這個問題。我從未考慮過要退出工會。當時一位站在公司這邊的前輩,也曾叫我退出工會,叫我不要去蹚這個渾水。但是,如果連我都拋棄工會,那麼工會就會垮台啊;這樣的話,我們戰鬥的唯一支柱就會倒下啊。只是面對崔承浩問題的那一刻,我不知該如何回答,因此只說了一句:「因為我沒有那樣活過……」

事實上,今天我除了這句話也還是無話可說。如果不去工會,我的生活會比較好嗎?如果不去工會,我們的歷史會有些許不同嗎?我會不會因為良心的譴責,反而過得更辛苦呢?會不會我們每個人都畢竟不過是一枚歷史棋子的代理人(agent)?

懸崖撒手丈夫兒。這句話是說:吊在懸崖上的時候,敢放手才是大丈夫。不需要汲汲營營的算計或計較,將心完全淨空。我已經連自己的性命都押上了,還能再擔心什麼?頂多不就是被解雇嗎?這就是當初我進工會時候的想法。

新的工會組成後,我們十分耐心地和公司交涉。然而公司卻始終完全不把我們放在眼裡。時事教養局和廣播局的時事節目最先被撤換。由這個節目的製作人帶頭,罷工的聲浪逼近臨界點。

有一陣子沒鬧什麼事的報導局,因為二○一一年四月江原道知事的補選,那年十月的首爾市長補選又鬧出偏頗報導的問題,風波越來越大。隨後又出現韓美FTA示威、京畿道知事金文洙一一九電話事件等報導被刪除,偏頗立場更露骨、更日常化。報導局裡由年輕記者帶頭,情緒沸騰,罷工的氛圍成熟了。

於是,二○一二年一月,我們展開了前所未有的一百七十天罷工。

註釋

[1]這裡是指用很差的韓式英文發音orange。

[2]南韓電視史上最有名、在任期間最長的當家主播,在一九八九到一九九六,以及二○○二到二○○八年播報《新聞平台》,地位近似於台灣的沈春華。二○○八年辭去主播後,投入選舉,並當選為MBC社長。

[3]當年警方出動貨櫃,直接置放在光化門廣場上,藉以阻擋示威群眾往青瓦台行進的道路。被稱為「明博山城」。

[4]韓國一種不通過無線電視而採用有線電視、衛星電視或寬頻電視等方式進行全國播放的電視頻道類型,目前有每日廣播網(Maeil Broadcasting Network)、JTBC、Channel A、朝鮮電視公司(TV Chosun)等四家,均於二○一○年十二月一日開播。

※ 本文摘自《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原篇名為〈我留在工會的理由〉,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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