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音效運用的極致──《教父》麥可・柯里昂開出的第一槍

文╱麥可．翁達傑

翁達傑：我很想瞭解你說的「隱喻性音效」（metaphorical sound）……為了突出畫面效果，故意使用一種錯位的或非現實的聲音。我會這麼說，是因為在你的電影裡，你所使用的聲音都具有非常權威的「真實感」（authenticity）。你自己將「隱喻性音效」描述成「不同語境下影音關係的重新建立」，那麼你最早是在什麼情形下開始注意到這種可能性的呢？

莫　屈：我記得是在 1966 年，當時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來到我的學校南加州大學。他熱情洋溢地談起了「聲音」，但他是從利用聲音本身的真實性來談的。他舉的一個例子是水龍頭在滴水，那種滴水聲可以反映出一個人的生活狀態，反映出他所居住的公寓，以及他和他的公寓與許多其他事物的關係。滴水聲的存在，這個事實本身可以反映出很多不同側面的問題，我同意這一點。

你可以追求聲音的真實性，也可以一方面擁抱聲音的真實性，同時又盡力將其推進到隱喻的層面。對我而言，這一直都是一個如何把握平衡的問題。拿《教父》裡的那場戲來說吧，麥可．柯里昂在義大利餐館槍殺索拉索（Zollozzo）和麥可克勞斯基（McCluskey）警長，外面傳來的地鐵車輪撞擊鐵軌的尖嘯聲，是真實的聲音。這是真的地鐵聲，對於紐約布朗克斯街區而言是非常真實可信的，因為那個餐館就坐落在那一區。我們不會去猜那是什麼聲音，因為在我們見過的許多電影裡，只要場景涉及那個街區，到處都充滿了那樣的聲音。

但它同時又是隱喻性的，因為我們根本沒有拍攝鐵軌的畫面，而鐵軌的音量出奇地響亮，響亮得與我們看見的畫面根本不相稱。客觀上說，若要聽到那麼響亮的聲音，攝影機得直接放在鐵軌上才行。

翁達傑：我前不久又看了那場戲一遍，其精彩的地方還在於，它是以一種頗具親密感的聲音開始的：軟木塞被從葡萄酒瓶上轉下來。這聲音在高度緊張的時刻響起，彷彿是在病態地欣賞無關緊要的細節：軟木塞被拔出來了，致命的晚餐要開始了……果然四分鐘後，在瘋狂的地鐵尖嘯聲中，兩人雙雙斃命。

莫　屈：那一段是非常周密地設計出來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人注意到一個微弱的、現實感的聲音，然後再以一陣排山倒海的巨大聲場，逼迫你不得不以另一個方式來理解它。所有這些都是在潛意識層面發生的。

翁達傑：槍擊之後是歌劇！彷彿這個片段有音樂一般的三、四個章節，整場戲的設計堪稱典範。

莫　屈：那場戲還有一個元素，就是法蘭西斯使用義大利語卻不打字幕。在一部英語片裡，兩個主要角色的大段對白使用另一種語言，卻沒有翻譯字幕，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常大膽的舉動。這麼處理的效果是，你會更加關注他們說話的方式及使用的肢體語言。你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感知事物。你在傾聽言語發出的聲音，而非其含義。

翁達傑：你昨晚用了一個詞，叫什麼來著？好像不是「失語症」（aphasic），而是……

莫　屈：是的，就是它：失語症。你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所以理解這場戲的唯一辦法，就是注意觀察他們是如何說這些話的，留意他們嗓音中的音調和肢體語言。聲音並非僅僅漂浮在場景的表面上，它對大腦的影響要更為複雜一些，否則那只不過是三人之間的對話戲而已。使用義大利語而不加字幕，就迫使你專注於聲音，讓你為即將爆發的事情做好心理準備。

《教父》的餐館槍擊場景。在那個緊張的時刻裡，唯一的聲音是開啟酒瓶軟木塞的聲音。

地鐵呼嘯聲過後，緊接著是雙重謀殺。

翁達傑：也就是說，我們是受局限的觀眾。我們並沒有獲悉事情的全部真相。

莫　屈：而且法蘭西斯預料到這一切，所以他決定整場戲的過程中都不使用音樂。放在另一個導演手裡的話，他可能會鋪上滿滿一層的緊張音樂。但法蘭西斯想把一切留給那段轟然而來的交響樂，留到麥可扔掉手槍之後。即使在他開槍之後，也還是一片死寂，而你在腦海中聽見的是克雷曼沙（Clemenza）的叮囑：「記住，把槍扔掉，每個人都會盯著槍，不會看你的臉。」所以，麥可打死了他們倆，然後是一陣死寂，接著他扔掉了槍。

翁達傑：他那手槍甚至不是扔掉，而是拋掉的！那個姿勢比悄悄扔掉的動作更加非同尋常。

莫　屈：是啊，那彷彿在喊：看這把槍啊！等手槍砸在地上，音樂才終於傾瀉而出。這是我恰當使用音樂的經典案例。對於前面激發出來的那些情緒，它是個容器，是疏導裝置，而不是創造情緒的工具。《教父》中的音樂幾乎都是這麼處理的，我認為從整體的效果來看，這種方法激發出來的情感更真實，因為它們是從你與劇情的直接碰撞中產生的，是你自己對劇情的感受，不是受某種音樂的煽動而產生出來的。《教父》對音樂的使用值得好好琢磨。

大多數電影使用音樂的方式，很像運動員使用類固醇。毫無疑問地，用音樂確實能夠引導出某種情緒，就像類固醇可以刺激肌肉生長。它使你發揮到極限，給你速度，但長遠說來，它是不健康的。

所以，在手槍落地之前，觀眾一時沉浸在無以名狀的震驚狀態中，情感上還無所適從。麥可是壞人嗎？是好人嗎？這個人終於做了他堅稱絕不會做的事，牽涉進家族的勾當裡。現在，他為家族殺了人。接下來，我們會目睹這個甘迺迪式的英雄去踐踏他曾全心擁抱的理想嗎？

翁達傑：所以，這裡的音樂是為了帶大家離開那個場景……

莫　屈：那一刻的音樂在說，這一刻就是悲劇的高潮，麥可是個悲劇人物。他年輕、充滿理想，現在憑一己之意志，深深沉入到黑暗的中心，做了家族其他成員沒人能做到的事情——他獻祭了自己的純真。因為所有的人，無論是員警還是其他黑幫家族的人，都認為他是個乾淨的人。索拉索和麥可克勞斯基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這孩子會拔出槍來殺了他們倆。麥可殺人是以犧牲自己的純真為代價的，他相信這是為了換取對家族的拯救。

在前一場戲中，當湯姆．海根（Tom Hagen）與桑尼（Sonny）、克雷曼沙及泰西歐（Tessio）坐在一起，商量該怎麼辦時，沒有人說「做掉他們倆」的話。甚至當麥可說出這幾個字時，他們還嘲笑他，「你瘋了吧！怎麼可能在紐約市的中心地帶槍殺一個警長！」這時，麥可的意志開始釋放出強大的力量——它沉睡了多年——在接下來的精彩場景中，鏡頭慢慢推近到他的特寫，他陳述了實施計畫的方法，這時，你彷彿看到一條毒蛇從這個常春藤驕子的人格中探出頭來。從此，這條毒蛇將懸掛在他的脖子上，一直到影片末尾，一直到《教父》的兩部續集結束，始終都掛在那兒。

翁達傑：不是還有一個小故事，說某個黑手黨成員覺得餐館槍殺那場戲裡的聲音非常真實？

莫　屈：是的，幾年前《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上有篇薩爾瓦托雷．格拉瓦諾（Salvatore Gravano）的訪談，他曾為黑手黨殺過好幾個人，後來成了法庭上的證人。在訪談中，記者問他，馬里奧．普佐（Mario Puzo）是否跟黑手黨有關係。格拉瓦諾覺得普佐絕對跟黑手黨有染，若不是有牽連，就是他自己在黑手黨團裡待過。他引了麥可槍殺索拉索與麥可克勞斯基那場戲為證據說：「記不記得，麥可走上前去時，突然一下子什麼都聽不見了？記不記得他的眼睛突然一下子閃閃發光，背景裡只有地鐵的噪音？還有他是不是根本聽不見他們的談話？我在殺死喬．科盧奇（Joe Colucci）的時候就是這種感覺……寫那場戲的人，一定對那樣的事情深有體會。我的意思是說，看到那裡，我感覺是自己在扣扳機。」

格拉瓦諾認為，只有殺過人的人，才有可能瞭解那種微妙的資訊，所以馬里奧．普佐肯定是殺過人的，要不就是跟殺過人的人有密切往來。不過，實際情況是，除了格拉瓦諾把小說跟電影弄混了這件事以外，一切都源於我想填滿一段聲音的空白，而通常這個空間會被音樂占滿。這是我這個從小在曼哈頓上西區長大的小孩做的事，跟黑手黨沒有任何瓜葛！

我記得那個訪問者繼續問格拉瓦諾，《教父》是否影響了他的行為方式。

「你覺得呢？」他回答道：「我都殺十九個人了。」

「那跟《教父》有什麼關係呢？」記者繼續問。

「在看那部電影之前，我只殺過，嗯，一個。」

※ 本文摘自《電影即剪接》，原篇名為〈看看他們是怎麼說的：關注說話的方式及肢體語言〉，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