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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乃德

轉型正義工作的三個領域中,以對加害者的處置最為複雜。它不只牽涉法律哲學和倫理難題,也經常受到每一個國家政治現實情境的影響。不同時代及不同國家處理轉型正義的差異,主要也發生在對加害者的不同處置方式。

早在西元前五世紀的雅典,就曾經出現過轉型正義的情境。雅典在「四百人執政團」的獨裁政體崩潰、重返民主之後,立即對前獨裁政權進行追訴的工作。不過,雅典當時所追求的並非「勝利者的正義」,當時的追訴工作是透過正當的法律程序進行。獨裁政權的某些成員雖被起訴,最終卻無罪釋放。而為首的三人雖被定罪,罪名卻是對國家不忠,因為雅典當時並沒有處罰「顛覆民主政體」的法律。當時雅典追求轉型正義的目的,似乎是為了防範未來,而非報復過去。

雅典的例子只是人類史上的單一火花,後來就不曾再出現追求轉型正義的例子。其間雖然有不少革命政權對舊政權的統治者加以處罰,如法國大革命後的政府將國王路易十六和皇后瑪麗.安東尼送上斷頭臺,俄國共產黨將沙皇全家男女老幼全部祕密處決。然而這比較是狂野式的報復,而非制度性對正義的追求。正如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所說的,轉型正義的處理應該顯示:「我們不像他們。」民主社會對加害者的處置,應合乎文明社會的要求;轉型正義應是建立民主文化的一環,而非報復。

人類史上第一個轉型正義時代,是第二次大戰之後的戰犯審判。戰爭期間英國外交部在傳給盟國的備忘錄中,反對在勝利之後以審判方式對待戰犯,因為他們的罪行太過極端,無法用法律來處置;直接將其處死是較為適當的方式。邱吉爾在雅爾達會議中,亦主張直接將戰犯處死。後來在美國的主張下,諸戰勝國以法律審判來處置戰犯。戰後由十一個戰勝國組成的國際法庭在紐倫堡(納粹反猶太法律頒布的都市),審判二十二位納粹戰犯,其中十二位判處絞刑。可是紐倫堡的審判卻只限於納粹,而放過了主動、積極地協助納粹殘害人類的他國人物,因此也造成了西歐國家歷史記憶的扭曲。

除了紐倫堡審判之外,四個戰勝國也單獨成立法庭審判戰犯。美國的軍事法庭判處四百五十名戰犯死刑;英國的法庭判處二百四十名戰犯死刑;法國法庭則判處一百零四名戰犯死刑。在亞洲地區,東京的「遠東國際法庭」審判二十八位日本政府的高級官員。麥克阿瑟在橫濱成立的美國軍事法庭,則判處一百二十四位戰犯絞刑、六百二十二位戰犯無期徒刑。東京和橫濱的戰犯審判都沒有嚴格遵守適當的法律程序,因此被批評為「勝利者的正義」。

這是轉型正義的第一時代。其特徵是以「法治」(rule of law)和普世價值為基礎來審判加害者。 加害者的行為即使合乎當時的法律或政治體制,如果違反自然法的基本精神和普世價值,仍然負有刑責。

以普世價值審判加害者,只是這個時代追求轉型正義的一部分,更多的例子是人民以自己的手來執行他們所認為的正義。義大利的獨裁者墨索里尼夫婦逃亡至邊境附近被逮捕,立即就地槍決,並將夫妻的屍體運回米蘭倒吊在公共廣場示眾。在法國,不經審判而槍決的人數也大約有一萬人;另外有大約二萬名婦女因為和德國占領軍有親密關係而遭當眾剃頭,公開羞辱。

即使存在許多缺陷,紐倫堡審判仍為下一個時代的轉型正義立下重要的原則:根據法治和普世價值來審判加害者。轉型正義的下一個時代,是一九七○年代末期開始的「第三波民主化」。因為政治情勢的限制,大多數新民主國家的轉型正義工作,都無法貫徹紐倫堡大審的原則。它們大多因為國內的政治情勢,不得不為了和平、民主鞏固以及社會和解,而使正義原則有所妥協。這個轉型正義時代所追求的,比較不是「正義」,而是「真相」。紐倫堡大審之所以能夠貫徹正義原則,畢竟是因為戰勝國審判戰敗國的加害者,不會受到戰敗國政治情勢的影響。

新時代轉型正義的第二項特徵是:狂野式的正義非常稀少。 正義的追求大多透過體制,不論是法庭的審判或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運作。較諸上一個時代的轉型正義,這也象徵人類文明的進步。

羅馬尼亞是其中少見的例外。其獨裁者裘塞斯古夫婦(Nicolae and Elena Ceauşescu)被逮捕之後,在小房間裡審判十九分鐘即被判處死刑,並立即槍決。此種以暴易暴的行徑,對轉型正義是一種傷害。因為轉型正義的任務之一,即是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文化。此種行徑卻使得民主政府和獨裁政府沒有兩樣,羅馬尼亞或許是民主轉型過程的例外情境。第三波民主化的普遍特徵是很少民眾失去生命,可是在羅馬尼亞的民主化過程中,卻有一千多人死於政府的鎮壓。羅馬尼亞畢竟是少數的例外,當代新民主國家對獨裁者或加害者如果加以追訴的話,大多透過民主體制中的適當法律程序。然而,正當的法律程序雖然最文明也最有助於民主文化的建立,卻同時也是最困難的方式。

追訴加害者的政治困難

新生的民主政體經常無法確知,它是否得到軍隊與情治系統的服從。這些足以影響政局安定的機構,是威權統治的重要基石,也正是最為殘酷侵害人權的機構。懲罰威權時期的罪行,很難不追究到這些機構的領導人。即使在民主轉型之後,因為威權獨裁政權的長久統治,軍隊和特務一般而言在民主體制中都仍保有甚大的政治力量。追訴其罪行經常引起他們的反彈,上述阿根廷就是一個例子。

另一方面,威權獨裁體制在漫長的統治過程中,也創造了不少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追究政治領導階層的罪行,經常造成社會的緊張和分裂。如果對威權統治的支持和反對,是以族群或種族為分野(如南非),這個問題就更不容易處理。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新民主國家能不能追訴過去獨裁政權的罪行與完成轉型正義,其決定因素並非道德或倫理的考慮,而是政治情勢、民主轉型過程以及轉型之後權力的平衡。

然而,追究加害者最大、也是最普遍性的難題是,成就正義和民主轉型兩者之間的衝突。大規模凌虐人權的統治者最擔憂的是,當他們放棄權力之後,民主政府會追究其罪行。這樣的擔憂將讓他們堅決抗拒民主改革的要求。有些統治團體在放棄權力之前,先通過赦免自己的法律(如智利),有些則和民主勢力達成不追究先前罪行的諒解(如西班牙和南非)。當南韓審判前總統全斗煥和盧泰愚的時候,《經濟學人》雜誌的社論指出,南韓的審判等於是向亞洲的獨裁者宣告最好不要輕易放棄權力。

面對此種兩難,民主勢力應做何種抉擇?這是民主化過程中經常面臨的道德難題。不過,值得深思的現象是,民主化之後,許多先前的受害者與政治犯都主張赦免加害者,如捷克的哈維爾、波蘭的密克尼科(Adam Michnik)。

追究加害者的其他方式

上面提到的第二次大戰後,對「通敵者」和「協力者」所做的「狂野式的正義」或「私刑式的審判」,如就地槍決、公開羞辱等,在近年對轉型正義的追求中,一般而言已不再發生。可是近代轉型正義對加害者的某些追究方式,仍然有許多爭論。例如對前政權的公務人員做「除垢」(lustration)、「整肅」(purge)或「素行檢查」(vetting)的措施,而這些措施有時候通稱為「行政正義」。

整肅是以「類別」為對象,將體制中某一階層以上的全體員工自政府部門中解聘。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國統一之後,前東德的法官和檢察官將近一半失去先前的工作,另外有四萬二千名政府官員被革職。

除垢或素行檢查則以「個人」為對象,審查過去曾經在特別容易侵害人權的機構個別成員,特別是其負責人。其措施包括:一、對公職候選人過去的行為做審查;二、沒有通過審查者,剝奪其候選人資格;三、對過去有侵害人權紀錄的公務員與公職人員,解除其職務。例如捷克在一九九一年通過的《除垢法》規定:曾經在共產獨裁政權中任職於情治系統、司法機構、軍隊、警察、情治機構、國家銀行、國有媒體、國營企業、大學、國家科學院的人,都是除垢的對象。這些體制中的高級員工五年內(即一九九六年之前)不得在政府、學術部門、公營企業中擔任某個層級以上的職位。波蘭的《除垢法》規定,所有在民主政府中具有下列職位的人,都必須簽署除垢聲明,表明他們過去沒有侵害過人權:總統、國會議員、部長、行政機關首長、地方行政首長、法官、檢察官、媒體某種層級以上人員。聲明由特定機關審核,沒有通過者則剝奪其公職。

可是哪些行為需要除垢?哪些人的素行需要加以檢查?聯合國的「素行檢查導引」(Vetting Guidelines)列出下列行為:種族屠殺、戰爭罪行、違反人道罪行、非法處決、刑求或殘酷、非人且屈辱的對待、強迫失蹤、奴役。「這些都是嚴重的罪行,它們顯示欠缺人格正直,也根本影響一個人從事公職的可靠性。」可是,要劃出行為的具體界線卻不容易。一個警察接受命令將人權工作者送到情治機關,而後者在當地受到刑求,該警察是否和刑求者一樣必須除垢或被檢查?由於界線不容易劃清,除垢和素行檢查因此也經常受到政治的干擾。

除了界線不易劃定,資訊的可靠性也經常造成紛爭。因為祕密警察經常為了表功或滿足上級的要求,而不分辨地將其接觸過的人都列為線民。許多曾經反抗暴政的人,後來竟然出現在祕密警察的檔案中,成為線民。這對其一生的節操和令譽,都是無情的打擊,可是卻百口莫辯。

波蘭在民主化之後,指責政敵為獨裁政權的協力者立即成為流行的政治工具。為了消弭此種「狂野式除垢」氾濫對政治生活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基於政黨利益,國會於民主轉型十七年之後的一九九七年四月通過《除垢法》,希望可以用更文明的方式來追究前獨裁政權幫凶。波蘭《除垢法》的主要目標,不同於捷克以「去共產主義化」為目標;亦即,它不懲罰替前獨裁政權服務的人,而只是懲罰說謊和隱瞞過去的人。然而,波蘭的良心密克尼科仍然和前共產黨勢力共同推動修法,試圖讓其更溫和。

根據波蘭的《除垢法》,凡是要競選總統、國會議員、參議員,或出任法官、檢察官、律師、公共電視和電臺等高階職位的人,都必須填寫「除垢聲明」,清楚說明其在一九四四至一九九○年間是否曾經為共產政權的「協力者」。在聲明中承認自己曾經為協力者的人,政府會在選舉公報中公布其姓名,可是不剝奪其候選人資格,而是讓選民決定是否接受他們。如果申請人表示未曾為協力者,則其除垢聲明由「公共利益委員」審查是否誠實、正確。如果後者發現其中有疑點,則交由「除垢法庭」加以釐清。除垢法庭設法官三人,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任命。

不論是捷克激進的《除垢法》,或是波蘭溫和的《除垢法》,在國內外都引發甚大的爭論。有些捷克人認為此舉與獵巫行動無異,其本質就是「以道德十字軍來包裝政治權力鬥爭」。因為前政權中的統治集團成員,有許多仍活躍於民主化之後的政壇,《除垢法》如果沒有剝奪其政治機會,至少也打擊了其政治信譽。被稱為「哲學家國王」的捷克總統哈維爾也反對《除垢法》。

國外的批評者則認為,《除垢法》將使公民失去對新民主政府的信任。國際勞工組織認為,捷克的《除垢法》是以政治信念和政治立場為基礎,而非以行為做為基礎,它因此不當地剝奪了人民的工作權。專門維護人權和法治的「歐洲議會」指出,「對工作權的限制必須以個人、而非群體(類別)為基礎;同時也必須以獨立法院所做的判決為基礎,而判決則必須以個案、當事人出庭與無罪推定為原則。」

然而也有美國的法學家認為,掌握並使用公權力的公務員之聘任,本來就應將其過去的紀錄列入考核。這是確保民主體制中的公權力,免於遭受品格不良者濫用的適當方式。尤其是波蘭溫和的《除垢法》,它讓人民知道即將掌握國家重要權力的人過去的紀錄,由人民來決定是否接受他們,以及是否繼續讓他們行使公權力。在波蘭受到《除垢法》影響最大的群體是法律界的工作者,大約有兩萬人。這個行業正是最需要倫理堅持和道德勇氣的行業,讓其工作者的品格充分顯現,對民主和法治的建立應有重要的助力。

對加害者另外一個處罰方式是社會制裁。在無法以法律全面追訴加害者的情況下,某些國家以公開揭露加害者姓名的方式,來處罰加害者。巴西聖保羅天主教會在一九八五年公布四百四十四名刑求者的姓名。二○○三年捷克內政部在官方網站上,公布七萬五千名特務和線民的姓名。二○○五年波蘭的新聞記者將其所獲得的二十四萬名線民和協力者的名單,公布在網站上。很多人認為,在無法起訴這麼多加害者的情況下,公布其姓名讓其受到社會的制裁、家人的輕視,是一個替代的解決方式。然而,這些名單許多卻是來自情治單位的檔案,而情治單位的檔案卻不盡可信,因此也造成了爭論。波蘭一位國會議員過去曾經是反獨裁的健將與「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的重要人物,後來卻被指控曾經擔任情治機構的線民。他強烈否認這項指控。由於除垢和檢查仰賴的都是祕密警察的檔案,許多人認為這些措施等於是讓祕密警察在民主時代繼續統治國家。

追訴加害者的政治效果

民主社會是否應該追究以前的加害者?答案顯然因人而異。如果你是一位阿根廷的母親,你的兒子只因青春的理想就被抓上軍機,迷昏之後脫光衣服丟到大海裡,屍骨無存。或者如果你是一位南非的父親,雖然終於挖掘出女兒的屍體,卻發現她赤裸的身體,下體僅圍著一塊塑膠布。你想像女兒在臨死之前,如何無助地試圖保護她最後的尊嚴。或者妳是臺灣的女兒,原本有機會認識父親,他原本有機會知道妳如何成長、功課如何優秀,可是卻因為蔣介石在退回給軍事法庭的判決書上寫了:「槍決可也」,於是妳和父親都永遠失去了這個機會。如果是你,你必定無法釋懷。你的動機不一定是報復,你要求的只是最素樸的正義:殘害同胞生命、摧毀無數家庭幸福的人,必須受到適當的處罰,至少不應被視為「民族英雄」。

一個社會在追求正義的努力中,受難者對正義的主張有最高的正當性,因為他們是直接的受害者。任何社會,即使是為了社會公益,也沒有權利要求受難者放棄對正義的要求。許多人都說,追究過去甚至只是面對過去,都是重新揭開歷史的傷口。可是,正如一位拉丁美洲詩人的質疑,到底是誰的傷口?我們這些沒有受害的人,哪裡有什麼傷口?當然,受害者也可能選擇原諒,可是卻必須知道到底要原諒誰。正如一位記者在報導阿根廷起訴加害者時所言,「當那麼多人還沒有墳墓的時候,怎麼可能埋葬過去?」

如果追究加害者為受害者帶來正義,那為社會則帶來何種政治功效?阿根廷總統阿方辛追訴加害者的行動中,有三名重要的法律學者顧問。其中尼諾(Carlos Santiago Nino)在過世前出版《審判極端邪惡》一書,為阿根廷終究未能將加害者定罪感到遺憾。他在書中說,透過審判來呈現真相,讓被告者訴說故事,具有甚大的戲劇性。而且兩造攻防所呈現的論述品質,也遠非其他方式可及。即使審判之後被告獲得特赦,也不會抵銷審判所引發的公共知識。審判過程乃是全社會集體檢查迫害體制中的道德價值。一個社會的生命過程中,這種機會是非常難得的。「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公開出場、控訴和防衛,以及來自社會其他領域的證言,這些都絕對吸引大眾極度的關心,甚至在餐桌上引發模擬審判。人權侵害事件的審判,比其他正式、非正式的憲政改革更接近『憲政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s)。」

可是阿方辛總統的另一名法律顧問馬拉穆德高蒂(Jaime Malamud-Goti),卻也在同年出版《沒有結束的遊戲:國家暴力和正義政治》。這本書反省當年起訴加害者是否為一項正確的政治行動。他認為阿根廷對加害者的審判,非但沒有達到原先創造民主價值的目標,反而鞏固了威權文化。他的結論是,追訴加害者的政治效果,基本上弊大於利。轉型正義失敗的例證是,幾位叛變以及因侵害人權而被起訴的軍官,後來參加民主選舉竟然獲得甚高比例的選票支持。而這個現象顯示的意義,其實不是他們終於服膺了民主價值與接受了民主的遊戲規則。在競選期間,他們曾公開表示對民主的輕蔑。

馬拉穆德高蒂教授認為,審判加害者的最終目標應該是,建立法治在民主社會的絕對權威,包括司法機關的中立性,以及法律對文明價值的保障。然而如果司法要建立其權威性,必須將全盤的環境情境列入考慮。許多軍人及其支持民眾並不反對起訴加害者,可是他們也認為法院必須將軍隊的文化列入考慮。服從為軍人的美德,如果連倫理學家和法學家,都無法解決道德良心和服從法律之間的衝突,卻要求以服從為職業倫理的軍人做出正確的抉擇實在強人所難。此外,刑求和殺戮有些確實來自於自私動機和變態心理,有些卻是在對抗顛覆行動所必須,但司法程序並未能仔細分辨。

司法未能建立權威性的另一原因是,追訴對象的任意性。許多軍人抱怨,只有軍人被追訴,那些犯下同樣罪行的情治人員,特別是受政府支持的民間暴力團體成員,都安然無事。更嚴重的是,對軍人的追究只限於負責「規劃」的少數最高層級,以及負責「執行」的最低層級,而「下令」的中間層級軍官的責任或許更大,可是他們卻免於被追訴,而且其職位在民主政府中繼續高升。這不只讓軍人及其支持者深感司法不公,更嚴重的是讓所有軍人都蒙受嫌疑。沒有完整追訴加害者的後果是,所有人都被懷疑可能是加害者、強暴犯、殘忍的刑求者。一位軍官抱怨,有一天他兩個兒子從學校回來之後問他說:「你也是謀殺犯嗎?」因此,一些研究阿根廷軍政關係的學者認為,梅能總統對軍人的特赦其實讓阿根廷的軍隊重新獲得專業化及去政治化。

除了上述在根本上難以解決的司法難題之外,在追求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所有其他的政治和社會力量都對歷史缺乏完整的關照,也延續了社會的分裂。受害的一方及其支持者因為正義沒有實現而感到怨恨,而加害的一方及其支持者則因為被誤解、被懷疑而感到不滿。迫害體制的存在和運作,有其特定的歷史情境,也有其複雜的政治過程,不同的人在其中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可是,對加害者的審判,卻將歷史過度簡化。在這個被過度簡化的歷史中,社會中只分成兩種人:加害者和受害者。這顯然不是新民主國家所應該建立的政治文化。

另外一個追究加害者的政治功效,是嚇阻未來的加害者,也是經常為人提及的「讓未來不再發生」。可是追究加害者真的能達成嚇阻的效果嗎?在某些情況下,追究加害者確實能防患於未來。二次大戰期間,戴高樂的流亡政府提出警告,勝利之後將處死通敵者。一位拒絕納粹任命的法官曾經被問到,他為何不怕被納粹處死?他回答說,與其將來被法國政府處死,他寧願被納粹處死,而且死後的歷史地位也完全不一樣。紐倫堡戰犯審判也是基於相同的動機。參與審理的一位美國法官說,審判是「為了讓未來掌握政府和人民命運的人,戰爭對他們變得比較沒有吸引力」。

可是一位知名的歷史學者卻說,審判戰犯或許反而「會讓未來發動戰爭的領袖,殊死奮戰到最後一刻、最後一兵一卒,而非投降,然後以戰犯身分被審判」。這個評論點出了追究加害者對民主轉型可能產生的反效果。美國學者杭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指出,阿根廷對前獨裁者的審判,讓烏拉圭的軍人獨裁政權改變了原先交出政權的意願。韓國在審判兩位前總統全斗煥和盧泰愚的時候,《經濟學人》雜誌指出,他們兩人的命運顯然「不會鼓勵高棉、印尼和中國的獨裁者將國家帶往民主的方向。盧泰愚畢竟曾以軍人能有的最優雅方式交出了政權。如今他卻成為他幫忙促成的民主轉型的受害者。這個審判對亞洲緊張的獨裁者們所提供的教訓是:當民主運動者在門口的時候,將他們抓起來,而不是邀請他們進來」。

由於對以上諸多追訴加害者的政治、法律和倫理難題,功效的不確定,對民主轉型的阻礙,許多國家放棄對加害者的追究,而以真相的暴露來取代。這個取代方是就是一般所稱為的「真相委員會」。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如果對加害者的追訴和全然遺忘是兩個對立的極端,那麼「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則為兩個極端的中間路線:暴露加害者及其行為,可是不加以追訴。也就是放棄司法正義,給受害者歷史正義,同時也讓歷史真相成為後代民主教育的重要素材。可是,如上述阿根廷的例子所顯示,真相委員會和追訴加害者有時候並非互斥。阿根廷的檢察官就以真相委員會所蒐集的資訊,起訴涉案軍官。

「真相委員會」最早由阿根廷民主政府成立。最受世界矚目的,卻是後來南非師法智利而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到二○一一年為止,全世界已經有超過四十個國家,成立類似的真相委員會。南非的真相委員會之所以能在成立之後,立即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和道德想像,有幾個主要原因。第一,南非數十年的種族隔離體制,對人權、人性和生命的凌虐案例太多、太普遍。加害者不只是南非政府和軍警特務機構,甚至連黑人反對運動的參與者,也常對同志做出凌虐行為。體制的和非體制的暴力行為,長久存在而且十分普遍。如何面對這些令人震撼、傷感的普遍暴力,如何創造雙方可以共同生活的新社會,是艱難巨大的挑戰。第二,南非產生不少優秀的小說家,並且有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長久以來,這些小說家透過他們的文學作品呈現、批判、反省了種族隔離體制和白人暴力體制對人性的壓制、扭曲和疏離。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早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經引起世人對種族隔離體制的極度厭惡。如果種族隔離體制的崩解是從地獄過渡到人間,世人好奇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將如何處置地獄中的邪惡。第三個原因,當然就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主席,黑人主教屠圖(Desmond Mpilo Tutu)所具有的世界性聲望和道德魅力。

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特點是,對加害者的有條件赦免:在加害者完整交代其罪行的條件下,給予法律上的豁免。委員會的副主席波連(Alex Boraine)說,此種「有條件的赦免」是一個必要的妥協。當時南非只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特赦所有白人種族隔離政權中的成員。第二個選擇則是類似紐倫堡大審,起訴應該為大規模人權侵害事件直接負責的人。如果種族隔離暴力體制的統治菁英堅持特赦,那麼民主化的協商可能破裂。而如果反對派堅持起訴加害者,和平的民主轉型過程可能無法成功。因此,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是舊時代通往新時代唯一的橋梁。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除了是政治上必要的妥協之外,也經常被賦予更積極的目標。它假定:雖然正義沒有獲得伸張,至少讓歷史真相得以大白、加害者得以懺悔、受害者得以安慰、後代得以記取教訓;同時更重要的,國家社會得以避免分裂。

委員會的主席屠圖主教,在委員會結束之後的「總結報告」中,賦予「有條件的赦免」加害者另一層意義。他認為,過去犯下政治罪行的人,在新社會中其實也可以有所貢獻。赦免他們等於是邀請他們進入新的社會。可是有人質疑:讓加害者在新社會中生活的價值,是否大到足以凌駕受害者的正義?

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運作過程和結果顯示:大多時候真相並不能帶來和解。許多其他國家的例子也顯示,不同陣營的人對真相有不同的解釋,而加害者的真相和受害者的真相經常是對立的。例如波蘭前共黨的統治團體就認為,事實上是他們拯救了國家。他們問:匈牙利反抗蘇聯,造成多少人喪生?因此他們的政治壓迫,只是「衡量之下的不得不然」,是「較小的惡」。歷史記憶,特別是對歷史的解釋,很難避免主觀和對立。在對立沒有受到調和之前,真相不可能帶來和解。

不只被赦免的加害者這一方沒有真正悔悟,受害者的一方也經常未能原諒。許多加害者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聽證會中,公開表示原諒加害者。不過許多人認為,這些在公開場合所做出的原諒,並沒有反應受害者內心真正的想法。首先,委員會的任務和名稱已經限定了「和解」的架構,對參與的受害者是一個強烈的心理暗示。聽證會促進和解的儀式,對受害者也有強烈的影響。委員會裡一位委員就說,許多受害者雖然在聽證會中公開宣示願意原諒與和解,可是私下卻表示並不願意。

此種追求轉型正義的第三條路,除了是否能達成其積極目標受到懷疑外,它為了政治現實而放棄公義的追求也受到質疑。在道德上有沒有堅強的理由,足以合理化這樣的妥協?有些人認為,即使是善意地為了全社會的政治福祉,放棄對正義原則的追求,仍然須受某些條件的限定。而在現實政治中,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只有真相沒有懲罰的途徑,其唯一的成就似乎只是讓民主轉型較為順利,並沒有為全社會帶來真正的和解。實證的研究確實也發現,真相並沒有讓黑人對白人持有和解的態度。只有白人和亞洲人才會因為知道真相,而懷有和解的態度。如果南非社會逐漸獲得和解的話,那麼其來源比較是民主體制讓不同種族得以正常地接觸和來往,而非歷史真相的認知。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批評者認為,放棄追訴加害者,「對社會最大的傷害是,將人權等同於和解與赦免。這將使得人權在一般人心中失去正當性,也可能導致更多的犯罪行為。它使人權和處罰性的正義不相干,將它和宗教性的和解與寬恕連結在一起。」雖然有將近五八%的南非人贊同放棄追訴加害者,不過也有超過七○%的人認為,這對受難者非常不公平。

從道德的角度辯護「有條件赦免」加害者,一個比較有說服力的方向或許是從政治罪行的本質出發。加害者只是整個壓迫體制的執行者,他們通常也屬於體制的最底層。如果處罰只限於這些人,等於是宣告所有為體制服務者、所有因政治壓迫的受益者、甚至加害者的政治上司們都無罪。而這些為體制服務者、因政治壓迫而受益者、甚至加害者的政治上司,他們也都可以宣稱:因為我沒有被追訴,所以我是乾淨的,我沒有責任。免除直接加害者的刑責,同時要求他們完整交代罪行,從另一個角度看,反而是將道德責任擴充至所有必須為政治壓迫負責的人,包括支持者和旁觀者。另一種可以參考的說法由屠圖主教提出,他認為之所以做出這樣的「交換」,是因為有些罪行的證據,如屍體、檔案等早被湮滅,使得加害者自白成為重要依據。如果沒有特赦做為誘因,很難讓他們說出失蹤者的遭遇及下落,而這卻是家屬長年難以放下的心理負擔。

以上是新民主國家追求轉型正義的過程中,處置加害者的不同方式和策略。和上述眾多採取不同途徑的例子相較,臺灣有一個特色:在臺灣至少有一萬多名受害者,可是沒有任何一位加害者。將近三十年了,我們還不知道到底誰應該為這一萬多件侵害人權、凌虐生命的案件負責。因為沒有人負責,我們也就從來沒有討論過如何處置的問題。

※ 本文摘自《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原篇名為〈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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