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得太溫和不會有效？但寫了，就有改變的可能。」──專訪陳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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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客
文／犁客
「我對人生和寫作都沒什麼規劃；」陳昭如說，「不過就是會遇上很好的採訪主題。」
陳昭如大學時在學校編校刊，一直覺得自己是個文學少女，「我主修人類學，田野調查做的是泰雅族的宗教變遷，但對政治和社會議題不算敏感，」陳昭如回憶，「直到『520事件』。」
1988年的「520事件」又稱「520農民運動」，本來是台灣南部農民北上請願的抗議活動，後來演變成警民衝突──該場運動也有學生參加，他們介於警民之間，原先是居中調停、希望雙方可以和平對話的角色，卻在衝突開始後，成為憲兵隊首先毆打逮捕的目標。
「那天我本來也要到現場，但後來有事沒去，結果就聽說參加活動的同學被抓走了；」陳昭如說，「有其他同學到管區派出所去，也找不到人。我忍不住會想：同學發生什麼事？如果死掉了怎麼辦？如果我也到了現場，會怎麼樣？這是個什麼樣子的政權，居然用這種手段對待人民？」
漸漸脫離文學少女身分
切身意識到政治其實就在日常當中的那天，陳昭如開始漸漸脫離所謂的文學少女身分。「畢業後我到《台灣春秋》雜誌工作，主要的工作是編輯，負責和撰稿者聯絡邀稿。我自己也很想寫稿，而這本雜誌收錄的內容很廣、需稿量很大，所以如果我要寫稿，主管也很歡迎。」
從《台灣春秋》到《首都早報》、《自立晚報》到《自立早報》，陳昭如身兼編輯與撰稿者的工作狀況一直持續，「自己的版面缺稿的話就自己寫，寫到後來乾脆變成寫專欄，」陳昭如笑道，「那時寫很快，一天能寫八千字。」
雖然是位寫專欄的快手，但在國內報章雜誌的生態逐漸改變之後，陳昭如發現能夠讓自己發聲的媒體迅速減少。「能夠發聲的版面少了，稿約也少了，甚至還有人來邀我寫五百字的『愛情小語』；」陳昭如苦笑，「我知道來邀稿的人並不是不知道我擅長寫的是什麼，但他手上能釋出的資源，就只有這個。」
內容太多了，我寫成書吧
不知道還能做什麼，不過實在受不了這樣的媒體環境，所以陳昭如毅然決然地辭去工作。「我寫過電視劇腳本，但感覺格格不入，因為我無法把自己代入劇情、寫出虛構情節；」陳昭如解釋，「好腳本可以靠畫面傳達的情境講故事，但我的強項是辦證式的對話。」
這個時候，陳昭如巧遇從前的同事蔡崇隆。
「那時蔡崇隆正在拍一部與『油症』有關的紀錄片，想要隨片做一個說明冊子，既然遇上我、想起我能寫，就問我要不要幫忙？」陳昭如說，「反正沒事，我就答應了。」
1979年台灣發生食用油中毒事件──彰化一家米糠油工廠因製程不當，多氯聯苯（PCBs）混入食用油，造成兩千餘人中毒；這些「油症」受害者皮膚、指甲、眼眶變黑，長出帶惡臭的「氯痤瘡」，懷孕婦女甚至因此生出「黑嬰兒」。陳昭如在蔡崇隆的引薦下與這些三十多年前的受害者見面訪談，發現該寫、能寫的很多，所以告訴蔡崇隆，「內容太多了，不要只做小冊子，我寫成書吧。」
唯一的技術就是「真的很想聽」
採訪油症受害者的感覺同陳昭如過往的採訪經驗截然不同。「採訪名人時大多數會有原因，例如配合宣傳，所以也會得到一些固定答案。但小老百姓講人生經歷時更誠實、超出名人太多了。我是因為這樣，才真的開始覺得『採訪』是件有趣的事。」
但不管要宣傳什麼，名人是準備好要配合採訪的，小老百姓可沒有這層準備。「有些人很願意說，不過也的確有些人不想講。這個食安事件當年被執政的國民黨壓下來了，過了三十年，還是有人擔心講了會對自己不利。」陳昭如表示，「遇到不想談的訪者，我就和他亂聊，聊了兩個小時，他忽然就開始講了，一講就停不下來。」
把恐懼和不滿壓在心裡三十年、一直沒說出口的受害者，並不是不想講，而是不敢講。「他們講完，會覺得自己鬆了一口氣，而我也有被信任的感覺。」陳昭如道，「只要有人願意聽，很多人都願意說，但大家都不大想聽別人講。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採訪技巧，唯一的技術就是『真的很想聽』──這個態度受訪者會感受得到。」
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
《被遺忘的一九七九：臺灣油症事件三十年》2010年出版之後，雖然陳昭如自認對寫作「沒什麼規劃」，但與社會不同階層接觸、記述代言的機會明顯多了；其中最重要的合作之一，仍與蔡崇隆有關。
人本基金會想拍的紀錄片，主題是發生在台灣南部一所特教學校的集體性侵事件，但因為要保護當事人，所以不適合影像拍攝，蔡崇隆推薦了陳昭如，陳昭如也寫了信向人本基金會表達自己對事件的關心，但等了幾個月，才真的接到基金會的進一步聯絡。「透過人本，我讀了很多事件紀錄，和報紙上太過簡化概略的內容完全不同，認為應該要寫，並透過人本的安排開始訪問當事人」
這些訪談報導在2014年集結為《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出版之後，雖然特教學校的問題還未根治，但性平案件數量已大幅降低；「有位台大學生讀了書之後，自己做了一個整理網站，後來有很多網友是從那個網站看到資料的。」陳昭如說，「當時人本和家長決定打國賠官司，國賠成立後，教育部先代被告、也就是有疏失的學校老師付賠償金。但教育部支付的賠償金，來自我們繳納的稅金，所以事後老師應該還錢給教育部，但教育部並未向老師索討這些款項。我們提出『代位求償』的訴求後，教育部已向老師索賠，不過因為老師不願付賠款，所以還在上訴。」
出版《沉默》的迴響遠遠超乎預期，雖然沒有拍紀錄片，但文字仍然有喚醒大眾注意的力量。
同時，陳昭如也注意到兩件事。
寫了，就有改變的可能
第一是障礙者的情欲需求。絕大多數人都有性的需求，但照護人員關心的多是醫療、保護，關於性欲方面的問題，多是被動防範障礙者的身體不因誘騙而受傷害，而非主動探究：障礙者的性需求該被如何滿足？
「性是最基本的欲望，每個人都有，障礙者和我們都一樣，沒什麼應該歧視的。」陳昭如訪問障礙團體及狀況各自不同的障礙者、負責照護的家長與社工，溫和但真實地展現這個課題的複雜與難解之處。事實證明，受訪者的確能夠感受到陳昭如「真的很想聽」的誠懇態度，，也願意坦然與她討論平常不會告訴別人的想法。
陳昭如一面將這些訪談整理成《幽黯國度：障礙者的愛與性》這本書，同時依她注意到的第二件事發展寫作計劃。
「因為《沉默》裡的受害者是特教學生，所以有人認為：是不是因為這些學生不容易和正常人溝通，所以才會讓性侵惡行一直被掩蓋？」陳昭如道，「事實上，很多性侵案因為找不到反應管道，最後都找上人本，因為他們知道只有人本會幫忙，也因為如此，所以人本處理了很多案子。這些案件需要有人紀錄，才有可能在未來做出預防。」
發生在校園中的性侵會「被噤聲」，並不是因為受害者無法開口，而是制度與集體的沉默。陳昭如從人本歷年處理的資料中選了四個案例，整理成書。「受害者有女生也有男生，發生時間已經過了夠久、當事人現在比較能夠面對，事件也有後續的相關發展，相當具有代表性。」
陳昭如始終認為文字是有力量的，而她希望能以自己的文字介入社會。「《臺灣油症事件三十年》替『社團法人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的成立及《油症受害者救濟法》的通過出了點力；」陳昭如謙虛地說，「出版《沉默》也有些後續效應。這本新書將沿續《沉默》的概念，我想講的是普通人的『惡』，以及老師在體制內面對性侵事件的處境。」
這本新書預計名為《沉默的島嶼》，將在2018年年底出版。
與NGO直接衝撞體制的態度不同，陳昭如的文字更具同理心、更加柔軟。「這是我使用文字的策略。有些朋友認為，寫得太溫和不會有效；」陳昭如淡淡地說，「但對我來說，寫了，就有改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