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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犁客

「我對人生和寫作都沒什麼規劃;」陳昭如說,「不過就是會遇上很好的採訪主題。」

陳昭如大學時在學校編校刊,一直覺得自己是個文學少女,「我主修人類學,田野調查做的是泰雅族的宗教變遷,但對政治和社會議題不算敏感,」陳昭如回憶,「直到『520事件』。」

1988年的「520事件」又稱「520農民運動」,本來是台灣南部農民北上請願的抗議活動,後來演變成警民衝突──該場運動也有學生參加,他們介於警民之間,原先是居中調停、希望雙方可以和平對話的角色,卻在衝突開始後,成為憲兵隊首先毆打逮捕的目標。

「那天我本來也要到現場,但後來有事沒去,結果就聽說參加活動的同學被抓走了;」陳昭如說,「有其他同學到管區派出所去,也找不到人。我忍不住會想:同學發生什麼事?如果死掉了怎麼辦?如果我也到了現場,會怎麼樣?這是個什麼樣子的政權,居然用這種手段對待人民?

漸漸脫離文學少女身分

切身意識到政治其實就在日常當中的那天,陳昭如開始漸漸脫離所謂的文學少女身分。「畢業後我到《台灣春秋》雜誌工作,主要的工作是編輯,負責和撰稿者聯絡邀稿。我自己也很想寫稿,而這本雜誌收錄的內容很廣、需稿量很大,所以如果我要寫稿,主管也很歡迎。」

從《台灣春秋》到《首都早報》、《自立晚報》到《自立早報》,陳昭如身兼編輯與撰稿者的工作狀況一直持續,「自己的版面缺稿的話就自己寫,寫到後來乾脆變成寫專欄,」陳昭如笑道,「那時寫很快,一天能寫八千字。」

雖然是位寫專欄的快手,但在國內報章雜誌的生態逐漸改變之後,陳昭如發現能夠讓自己發聲的媒體迅速減少。「能夠發聲的版面少了,稿約也少了,甚至還有人來邀我寫五百字的『愛情小語』;」陳昭如苦笑,「我知道來邀稿的人並不是不知道我擅長寫的是什麼,但他手上能釋出的資源,就只有這個。」

內容太多了,我寫成書吧

不知道還能做什麼,不過實在受不了這樣的媒體環境,所以陳昭如毅然決然地辭去工作。「我寫過電視劇腳本,但感覺格格不入,因為我無法把自己代入劇情、寫出虛構情節;」陳昭如解釋,「好腳本可以靠畫面傳達的情境講故事,但我的強項是辦證式的對話。」

這個時候,陳昭如巧遇從前的同事蔡崇隆。

「那時蔡崇隆正在拍一部與『油症』有關的紀錄片,想要隨片做一個說明冊子,既然遇上我、想起我能寫,就問我要不要幫忙?」陳昭如說,「反正沒事,我就答應了。」

1979年台灣發生食用油中毒事件──彰化一家米糠油工廠因製程不當,多氯聯苯(PCBs)混入食用油,造成兩千餘人中毒;這些「油症」受害者皮膚、指甲、眼眶變黑,長出帶惡臭的「氯痤瘡」,懷孕婦女甚至因此生出「黑嬰兒」。陳昭如在蔡崇隆的引薦下與這些三十多年前的受害者見面訪談,發現該寫、能寫的很多,所以告訴蔡崇隆,「內容太多了,不要只做小冊子,我寫成書吧。」

唯一的技術就是「真的很想聽」

採訪油症受害者的感覺同陳昭如過往的採訪經驗截然不同。「採訪名人時大多數會有原因,例如配合宣傳,所以也會得到一些固定答案。但小老百姓講人生經歷時更誠實、超出名人太多了。我是因為這樣,才真的開始覺得『採訪』是件有趣的事。」

但不管要宣傳什麼,名人是準備好要配合採訪的,小老百姓可沒有這層準備。「有些人很願意說,不過也的確有些人不想講。這個食安事件當年被執政的國民黨壓下來了,過了三十年,還是有人擔心講了會對自己不利。」陳昭如表示,「遇到不想談的訪者,我就和他亂聊,聊了兩個小時,他忽然就開始講了,一講就停不下來。」

把恐懼和不滿壓在心裡三十年、一直沒說出口的受害者,並不是不想講,而是不敢講。「他們講完,會覺得自己鬆了一口氣,而我也有被信任的感覺。」陳昭如道,「只要有人願意聽,很多人都願意說,但大家都不大想聽別人講。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採訪技巧,唯一的技術就是『真的很想聽』──這個態度受訪者會感受得到。」

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

《被遺忘的一九七九:臺灣油症事件三十年》2010年出版之後,雖然陳昭如自認對寫作「沒什麼規劃」,但與社會不同階層接觸、記述代言的機會明顯多了;其中最重要的合作之一,仍與蔡崇隆有關。

人本基金會想拍的紀錄片,主題是發生在台灣南部一所特教學校的集體性侵事件,但因為要保護當事人,所以不適合影像拍攝,蔡崇隆推薦了陳昭如,陳昭如也寫了信向人本基金會表達自己對事件的關心,但等了幾個月,才真的接到基金會的進一步聯絡。「透過人本,我讀了很多事件紀錄,和報紙上太過簡化概略的內容完全不同,認為應該要寫,並透過人本的安排開始訪問當事人」

這些訪談報導在2014年集結為《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出版之後,雖然特教學校的問題還未根治,但性平案件數量已大幅降低;「有位台大學生讀了書之後,自己做了一個整理網站,後來有很多網友是從那個網站看到資料的。」陳昭如說,「當時人本和家長決定打國賠官司,國賠成立後,教育部先代被告、也就是有疏失的學校老師付賠償金。但教育部支付的賠償金,來自我們繳納的稅金,所以事後老師應該還錢給教育部,但教育部並未向老師索討這些款項。我們提出『代位求償』的訴求後,教育部已向老師索賠,不過因為老師不願付賠款,所以還在上訴。」

出版《沉默》的迴響遠遠超乎預期,雖然沒有拍紀錄片,但文字仍然有喚醒大眾注意的力量

同時,陳昭如也注意到兩件事。

寫了,就有改變的可能

第一是障礙者的情欲需求。絕大多數人都有性的需求,但照護人員關心的多是醫療、保護,關於性欲方面的問題,多是被動防範障礙者的身體不因誘騙而受傷害,而非主動探究:障礙者的性需求該被如何滿足?

「性是最基本的欲望,每個人都有,障礙者和我們都一樣,沒什麼應該歧視的。」陳昭如訪問障礙團體及狀況各自不同的障礙者、負責照護的家長與社工,溫和但真實地展現這個課題的複雜與難解之處。事實證明,受訪者的確能夠感受到陳昭如「真的很想聽」的誠懇態度,,也願意坦然與她討論平常不會告訴別人的想法。

陳昭如一面將這些訪談整理成《幽黯國度:障礙者的愛與性》這本書,同時依她注意到的第二件事發展寫作計劃。

「因為《沉默》裡的受害者是特教學生,所以有人認為:是不是因為這些學生不容易和正常人溝通,所以才會讓性侵惡行一直被掩蓋?」陳昭如道,「事實上,很多性侵案因為找不到反應管道,最後都找上人本,因為他們知道只有人本會幫忙,也因為如此,所以人本處理了很多案子。這些案件需要有人紀錄,才有可能在未來做出預防。」

發生在校園中的性侵會「被噤聲」,並不是因為受害者無法開口,而是制度與集體的沉默。陳昭如從人本歷年處理的資料中選了四個案例,整理成書。「受害者有女生也有男生,發生時間已經過了夠久、當事人現在比較能夠面對,事件也有後續的相關發展,相當具有代表性。」

陳昭如始終認為文字是有力量的,而她希望能以自己的文字介入社會。「《臺灣油症事件三十年》替『社團法人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的成立及《油症受害者救濟法》的通過出了點力;」陳昭如謙虛地說,「出版《沉默》也有些後續效應。這本新書將沿續《沉默》的概念,我想講的是普通人的『惡』,以及老師在體制內面對性侵事件的處境。」

這本新書預計名為《沉默的島嶼》,將在2018年年底出版。

與NGO直接衝撞體制的態度不同,陳昭如的文字更具同理心、更加柔軟。「這是我使用文字的策略。有些朋友認為,寫得太溫和不會有效;」陳昭如淡淡地說,「但對我來說,寫了,就有改變的可能。」

在某個沒被好好注視的角落:

  1. 世界讓他們以為慾望很下流, 能吃能睡已是恩惠
  2. 貧窮、暴力、愛滋與性侵在這裡隨處可見,她們用一支筆活出自由
  3. 「你怎麼這麼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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