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得病，「就是連被紙割到，也算是急症」
- 作者
- 最新文章
Readmoo編輯團隊
文／辛達塔．穆克吉；譯／莊安祺
重症須下猛藥，否則無解。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哈姆雷特》（Hamlet）癌症始於人，也終於人。在科學的抽象觀念中，有時很容易忘記這基本的事實……醫師治病，但也治人，這個專業的先決條件有時會同時把醫師拉往兩個不同的方向。
──瓊．古德菲爾德（June Goodfield），英國科學家、作家
二○○四年五月十九日早晨，一位在麻州易普威治鎮擔任幼稚園老師、同時也是擁有三個幼兒的三十歲母親──卡拉．芮德（Carla Reed）從一陣頭痛中醒來。「不是普通的頭痛，」她後來說，「而是頭部一陣麻木，那種讓你馬上知道大禍臨頭的麻木。」
她的身體不知出了什麼問題，歷時已有近一個月之久。四月底，卡拉發現背部一夕之間出現了一些瘀青，就像出現在某些聖徒身上，與耶穌釘痕相似的傷痕一樣。接下來的一個月，這個傷痕先是擴大，繼而消失，在她背上留下大片如地圖般的記號。她的牙齦不知不覺變成白色。到了五月初，原本精力充沛，常常在教室追著五、六歲幼兒跑的卡拉，卻舉步維艱，連上一級樓梯都難。有時她覺得筋疲力竭，站不起身來，只能四肢著地，用爬的在走廊上移動。她每天會斷斷續續地睡十二至十四個鐘頭，醒來卻覺得疲憊萬分，必須再把自己的身體拖上沙發補眠。
在那四個星期中，卡拉和先生一起去看了兩次全科醫生，又去看了一位護士，但每一次都沒有作任何檢驗，醫師也沒有下任何診斷。可怕的疼痛在她的骨頭裡時隱時現，醫師胡亂地想找些解釋，說可能是偏頭痛，要卡拉試試服用阿斯匹靈，結果反而讓卡拉的牙齦出血更嚴重。
卡拉生性外向、合群，情感奔放，她對自己起伏不定的病情與其說是擔心，不如說是困惑。她這輩子從沒有生過什麼大病，醫院對她而言根本是個抽象的名詞，她從沒有去看過專科醫師，更不用說腫瘤醫師了。她想像了半天，編造各種原因來解釋她的症狀──勞累、憂鬱、消化不良、神經官能症、失眠，但到最後，她心頭卻突然浮現出一種感覺，一種第六感。她告訴自己：一場嚴重的大病正在她體內醞釀。
五月十九日下午，卡拉請鄰居照顧三名子女，自己驅車上診所，要求抽血檢查。她的醫師開單作例行血球數檢查，檢驗師抽血時看到她血液的顏色後覺得不妙，濃度既稀，顏色又淡，卡拉血管裡冒出來的液體根本不像是血。
卡拉等了一整天，沒有任何結果。第二天一早，她在魚市場裡接到了電話。
「我們得再抽一點血。」診所護士說。
「你們要我什麼時候去？」卡拉問，一邊盤算著忙碌的行程。她記得自己那時抬頭看牆上的鐘，心裡正想著菜籃裡那塊半磅重的魚排沒有保溫，如果不趕快冷藏就要壞掉了。
結果卡拉對這場病一開頭的記憶全都是一些日常瑣事：時鐘、安排共乘車輛、孩子們、一管稀薄的血、沒時間洗的淋浴、太陽下的魚肉、電話那頭緊張的語調。卡拉記不太得護士究竟說了什麼，只感到急迫的壓力。「趕快過來，」她想護士可能是這樣說的，「趕快來。」
◆
我在五月二十一日上午七點聽到卡拉的病例，那時我正坐在行駛於波士頓市區肯德爾廣場和查爾斯街之間的火車上。我呼叫器上閃過的字句雖斷斷續續不帶情感，卻顯示出病況危急的情況：卡拉／白血病新病患／十四樓／速往。火車疾馳，奔出黑暗悠長的隧道，麻州綜合醫院的玻璃大樓赫然聳現，我一抬頭就看著十四樓病房的窗戶。
我猜想卡拉正獨自坐在其中一扇窗戶裡，心驚肉跳。房門外可能已經開始一連串忙亂的動作，抽血的試管正在病房與二樓的檢驗室之間來回，護士拿著採樣穿梭，實習醫師則忙著收集早上報告要交的資料，警報器嗶嗶響，呼叫器忙著傳送訊號。在醫院大樓深處，顯微鏡閃閃發光，鏡片焦點中正是卡拉的血球細胞。
我幾乎可以確定這一切的活動正在進行，因為只要是急性白血病人入院，一定會讓醫院的脊樑產生一陣顫抖，而且是由高樓上的癌症病房一路到深埋在地下室的臨床實驗室。白血病是白血球細胞的癌症，也是最具爆發力、最猛烈的癌症。正如癌症病房一名護士經常提醒病人的說法，一旦得了這種病，「就是連被紙割到，也算是急症」。
對尚在受訓的腫瘤學者而言，白血病也象徵了癌症的特殊化身，其速度、其嚴重程度、其勢如破竹教人難以喘息的生長弧線，都迫使醫護人員採取迅速、甚至往往是手忙腳亂的決定；不論是體驗、觀察和治療，這種病都教人毛骨悚然。受白血病侵犯的身體已經被推往脆弱生理情況的極致，身體的每一個系統、心、肺、血液，都遊走在刀鋒邊緣。護士把卡拉病例中不清楚的部分向我作了補充：她的醫師驗血的結果顯示，她的紅血球數量低得離譜，不到正常量的三分之一。她血液裡沒有正常的白血球細胞，而是擠滿了上百萬龐大的惡性白血球──用癌症的術語來說，就是母細胞（blasts）。她的醫師終於作出了診斷，把她送來麻州綜合醫院。
在卡拉病房外毫無裝飾的長廊中，我站在剛用稀釋漂白水拖過，發出抗菌劑微光的地板上，我一邊瀏覽卡拉血液該做的檢驗單，一邊在心裡演練和她的對話。但我很遺憾地發現，就連我的同情，也有一點像是經過演練而顯得有點呆板機械化的成分。這時正是我加入腫瘤科「研究」（fellowship）的第十個月[1]──我接受的是訓練癌症專才的兩年沉浸式（immersive）醫學計畫，而我覺得自己已經沉入最低點。在這言語難以形容而沉痛悲慘艱苦的十個月之中，數十名我所照顧的病人已經離世，我覺得自己已經慢慢適應死亡和悲傷。我彷彿是接種了某種疫苗，足以抵抗沉重的情緒壓力。
這間醫院裡共有七名像我這樣的癌症研究醫師，從字面上看來，我們似乎是一股教人肅然起敬的力量：我們是一群來自五大醫學院和四所教學醫院的畢業生，總共接受了六十六年醫學和科學的訓練，合計共有十二個碩、博士學位，但所有這些資歷和學位都不能讓我們作好面對這個訓練計畫的準備。醫學院、實習和住院醫師訓練在身心兩方面都是艱辛的折磨，但參與這研究醫師訓練的頭幾個月，卻讓那些記憶成了小巫見大巫，彷彿那一切都不過是兒戲，是醫學訓練的幼稚園。
癌症消耗我們人生中的一切，它侵犯我們的想像，占據我們的記憶，滲透我們每一次的對話、每一個念頭。而如果身為醫師的我們覺得自己沉浸在癌症之中，那麼我們的病人就更是徹底遭癌症毀滅。在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小說《癌症病房》（Cancer Ward）中，四十來歲的俄籍主人翁魯薩諾夫（Pavel Nikolayevich Rusanov）發現脖子上長了一塊腫瘤，他馬上就被送進寒冷北國某間不知名醫院的癌症病房。癌症的診斷──並非癌症本身，光是它存在的恥辱，就已經判了魯薩諾夫死刑，這個病剝除了他的身分，讓他穿上病人的罩衫，全然掌控了他的行動，而這套悲喜參半的殘酷服裝，就和囚犯的牢衣一樣讓人頹喪。魯薩諾夫發現，一被診斷罹癌，就是進入無止境的醫藥集中營，比他拋諸身後的集中營更無孔不入，更教人癱瘓麻痺。我想索忍尼辛或許是以極權的癌症醫院來比擬院外的集權狀態，但有一次我請教一名罹患侵襲型子宮頸癌婦女這其中的喻意，她尖酸地說：「很不幸，我讀這本書並不需要任何喻意。癌症病房限制我，它就是我的牢獄。」
身為學習照顧癌症病人的醫師，我對這樣的監禁只有片面的瞭解，但即使只是處在它的周邊，我依舊能感受到它的力量，那是一股緊張、持續且強烈的拉力，把任何事物和任何人都推上癌症的軌道。剛結束研究訓練的一位同僚在我初來乍到的頭一週，就把我拉到一邊，給我一些忠告：「這個訓練計畫稱作沉浸式，」他壓低聲音說，「但所謂的沉浸根本是把你徹底淹沒。記得千萬不要讓它掌握你所有的一切，你得在醫院之外擁有自己的生活。你非得這樣做不可，不然就會被吞噬。」
但不被吞噬是不可能的，在霓虹泛光照明燈下寒冷的水泥方塊醫學大樓之外，在一輪又一輪的忙亂之後，我每天晚上都在醫院的停車場上結束一天的工作。汽車音響發出空洞的聲音，教我不由自主地回想當天的一切事件。病人的故事讓我震撼，我所作的決定也讓我縈懷：一名六十六歲的藥劑師，他的肺癌已藥石罔效，我該不該再為他作一輪化療？該不該讓那名二十六歲、患有霍奇金氏症（Hodgkin’s disease，一種淋巴癌）的女病人試用可能使她喪失生育力的強效藥物組合，抑或選擇可能保住她生育力，但效果還在實驗的另一種藥物組合？該不該讓只會講西班牙文、且是三個孩子的媽媽參加新的臨床實驗，雖然她連同意書上一本正經而又晦澀難懂的文字都看不懂？
我沉浸在日常的癌症事務之中，只能看到以色彩濃重的細節來展現其生命力和命運的病人，就像對比色調得太高的電視機一樣。我無法把視線從銀幕面前移開。我憑直覺知道這些經驗是對抗癌症更大戰爭的一部分，但它的輪廓卻遠非我的能力所能掌握。我有新人想要瞭解歷史的渴望，但我也像菜鳥一樣，沒有能力對它憧憬展望。
◆
但在我結束那兩年陌生孤寂的研究生涯時，有關癌症更深更廣的問題卻非常迫切地浮現。癌症究竟有多古老？我們和這個疾病戰鬥的根源何在？或者如病患常常問我的：我們在這場對抗癌症的「戰爭」中，究竟處於什麼境地？我們是怎麼一路走來的？這場戰爭有沒有終結之時？這場戰爭有可能勝利嗎？
寫作本書的動機就是源自回答這些問題的努力。我探究癌症的歷史，是想要勾勒我所面對這不斷變幻疾病的形貌；我也將用過去來闡釋現在，一名三十六歲乳癌第三期的婦女呼應了波斯王后阿托莎（Atossa）古老的病例，阿托莎用布包纏生了病的胸部，想把它隱藏起來，但後來她出於虛無感和憤怒，讓奴隸用刀切除了它。一名病人想要切除她長滿癌細胞的胃，她對我說：「絕不姑息。」這教我想到十九世紀追求完美的外科醫師威廉．霍斯泰德（William Halsted），他提出了根除性乳癌切除手術，為的是希望藉由切除更多的作法來進行更多的治療。
在幾世紀以來關於癌症的醫學、文化和隱喻的解釋，主要是對這種疾病生理的瞭解，而這樣的瞭解隨著時代而變化，且往往是巨變。如今我們明白癌症是由單一細胞失控生長而造成的疾病，這種成長是由突變引爆──ＤＮＡ的變化影響了基因，造成了細胞無限制的生長。在正常細胞裡，強力的遺傳迴路規範了細胞的分裂和死亡；而在癌症細胞裡，這卻因一些遺傳迴路中斷，而釋放了無法停止成長的細胞。
「細胞毫無障礙的成長」，這個看似簡單的機制，可能正是這古怪而多層面疾病的核心，這也證明了成長深不可測的力量。細胞分裂讓身為生物的我們得以成長、適應、復原、修補，以生存下去，然而當它一旦扭曲失控，也會容許癌細胞成長、繁榮、適應、復原、修補，犧牲了我們的生存，反而成就它的生命。癌細胞長得更快、適應得更好。它們是我們人類更完美的版本。
和癌症戰鬥的祕訣，在於找出方法，防止容易受到影響的細胞發生這些突變，或者找出方法消滅這些突變細胞，而不影響正常的生長。話雖簡單，但背後卻肩負著龐大的任務。惡性和正常的生長往往並駕齊驅、息息相關，要想解開這兩者的聯繫，恐怕是我們人類最重大的科學挑戰。癌症生在我們的基因組之中：解放正常細胞分裂的基因並非來自我們體外的異物，而是執行必要細胞功能的變種、扭曲版本。癌症銘記在我們的社會之中：在我們延長整個人類物種的壽命之際，也不可避免地釋放了惡性的成長（癌細胞基因突變會隨著年齡而累積，因此癌症本質上與年齡有關）。若我們要尋求不朽，那麼癌細胞也以相當執拗的方式，追求長生不死。
究竟未來的世代會如何解開纏結在一起的正常與惡性成長，依舊是個謎。這就如同二十世紀生物學家霍爾丹（J. B. S. Haldane）喜歡說的：「宇宙不只比我們想像的奇特，而且遠比我們所能想像的還要奇特。」科學的軌跡亦然。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論這個故事如何進行下去，都會將過往不可磨滅的歷程包含在內。曾有作家說，癌症是人類疾病中最「堅持和包藏禍心的敵人」，而對抗癌症的故事，將是充滿創造力、還原力和毅力的故事，但也將是狂妄、傲慢、專制、誤解、空想、言過其實的誇張故事──凡此種種全都是圍繞著這種在三十年前即預言幾年內就「可以治癒」的疾病打轉。
◆
在以消毒空氣保持通風的樸素病房之中，卡拉正在進行對抗癌症的戰爭。我走進病房時，她異常平靜地坐在床上，就像是一位正在記筆記的老師。（「什麼筆記？」她後來說，「我只是一再重寫同樣的念頭。」）她的母親剛搭夜班飛機趕來，紅著眼眶、噙著淚水衝進房間，然後默默坐在窗邊的椅子上，用力地前後搖擺。卡拉周遭的活動已經化為模糊的背景：護士拿著液體進進出出，戴著口罩、穿著白袍的實習醫師來去穿梭，點滴架上掛著抗生素，準備滴進她的血管中。
我盡其所能地向她說明病況，和解釋她在未來要由一個實驗室衝向另一個實驗室所做的各種檢驗，我要為她抽骨髓樣本，病理學家還會作更多檢測。不過初步的檢驗結果顯示，卡拉得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簡稱ＡＬＬ），這是孩童最常見的癌症，但在成人身上卻很罕見，而且通常──在這裡我停頓了一下，抬起眼睛強調──可以治癒。
「可以治癒。」卡拉聽了這話不禁頷首，雙眼也燃起光芒。房裡響起不可避免的問題：這個病有多大的治癒機率？她存活的機會有多少？治療要花多久時間？我預告了她的賭注：一旦確診之後就立刻開始化療，為期逾一年。她治癒的機率是百分之三十，大約比三個病例治癒一個略低一點。
我們談了一小時，或是再久一點，現在已經是上午九點半。高樓下方的城市已經完全甦醒。我離開的時候把門在身後帶上，一股風把我往外吹，也把卡拉封進門裡。
註釋
[1]編註：這是專科醫師養成訓練的最後階段，但非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