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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定良;人物攝影/Wu René

新鄉土到新媒體的文學省思

如果楊富閔的文藝創作自《花甲男孩》(2010)以來,便因為當代鄉土記憶是其中顯而易見的主題而被劃分為「新鄉土文學」,那麼他最新的創作《故事書》(2018)正是藉由反思書寫形式,針對此文學框架所進行的根本拆解。所謂拆解上述議題的書寫工程,並不表示楊富閔的核心創作理念在於取消鄉土記憶或是文藝創作。恰恰相反地,楊富閔試圖回應的是:在新媒體時代,文學的書寫與閱讀還能產生哪些可能性?從並置文學與新媒體的當代關懷,我們就不難發現媒介的限制與形式,或許才是在臺灣文學論述裡,重新評價楊富閔及其個人創作史,所應該被凸顯的批判視角。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楊富閔的《故事書》是他對於臺南鄉土再一次的文學呈現,倒不如說這是他基於長年對於不同媒介形式的思索與實作所展開的書寫實驗。

故事書》收錄了楊富閔在過去數年間陸續發表的文學書寫,在編輯的過程中加以重新排列與彙整,呈現獨特的文學資料庫形式。對他而言,「《故事書》回顧了自己從第一本書以來,一路上經歷的許多考驗。譬如,如何面對作品被跨界改編所帶來的刺激。作為一個寫作的人,我正是以文學來架構一組座標,定位自己累積到此刻的創作與經驗。」《故事書》作為一個文學資料庫,不只是存取了楊富閔在鄉村成長的記憶,更連結了歷史檔案、視覺影像、聲音裝置、資訊媒體等多種不同領域的資料庫,提供讀者探索故事形構的管道。對他而言,《故事書》目錄的小標,雖然發揮了索引正文篇章的效用,但卻不必然指引任何特定的閱讀途徑。除此之外,小標也不只是編輯設計的手法而已。根據楊富閔的說法,「如果《故事書》有序言的話,我也會很想加上小標。但是,加上小標之後的序言,還會是序言嗎?」由此可見,楊富閔對於小標、目錄與索引的使用,是有意識地企圖重新思考文學作品的形式問題。楊富閔強調,當讀者藉由目錄索引進入文學敘事的世界,或許會困惑小標與故事之間的關係。這種閱讀的困惑卻也正是思考文學為何及其可能性的起點,因為目錄索引與正文敘事的兩個軸線,既可能存在關聯,也可能毫不相干。楊富閔把《故事書》形容為網路的資料懶人包,可以不斷攤開、重新整合,進而再次展開。面對敘事軸線層層交錯的《故事書》,讀者唯有透過實際的閱讀經驗,才能發展出近乎無限的策略,以檢索這本文學資料庫。

說故事與聽故事的語言問題

故事書》不只挑戰讀者對於文學閱讀可能性的想像與實踐,也擱置作者一直以來被賦予的神聖意義。楊富閔坦言,透過《故事書》的製作歷程,他其實更像是一位謙虛的讀者,仔細檢討過去參與的文學創作與改編工程,除了專欄寫作之外,也涵蓋《花甲男孩》的影視出版以及《書店本事》(2016)裡關於獨立書店的踏查寫作等等。楊富閔發現,這些文化領域的創作重點其實並不在於反映我們生活的真實世界,而是從多個面向出發,不斷摸索「說故事」與「聽故事」的方式。以獨立書店的展示為例,楊富閔便指出,這是當代關於文學想像可能性最為直接的體現,也讓他體會了文學在目前環境所經歷的巨大變動與創新實踐,甚至也成為往後文學書寫的關懷。藉由檢視上述廣義的文藝書寫,楊富閔成為了自己系列作品的讀者。而這種身分位置的轉移才讓他意識到,其實是浸淫在書寫本身的長期經驗,帶領了自己在文學未來的前沿地帶,不斷翻新與實驗。

文字與照片的媒介轉譯

作為一本文學創作,《故事書》的書寫實驗也體現在其中日常生活照片如何翻譯為文學敘事的過程。楊富閔解釋:「《故事書》的照片就像是我的創作靈感集散地。有些照片是文章提到的材料。在書中呈現這些照片與文字,其實是希望讀者能夠觀察或是思考這些素材如何『長成』文學的敘事。這麼做是否成功,我並不知道。但是,這是我與文章相遇的那一刻,而我想把它記錄下來。像是〈大內楊先生十二位〉的紅色小紙,當初就給了我創作的形式,其中出現的人物也貫穿了《故事書》。」又好比〈山路中:兒子視角與行車敘事〉書寫楊富閔讓父親以機車載著環走山路的經驗,並且搭配了山路照片。楊富閔並不把重點放在文字與照片之間的和諧對應關係,而是希望探索呈現移動速度的更多形式。換句話說,文字與圖片的搭配,並不是企圖產生紀實效果的編輯策略,而是希望讀者從照片如何轉化為文字,進一步理解與想像文學創作與閱讀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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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節錄,摘錄自《幼獅文藝 11月號/2018 第779期》;作者/幼獅文化,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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