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鴻駿;人物攝影/Wu René

相約在大稻埕某間老屋咖啡店,沿著狹窄的木製樓梯一格格上爬,一隻名為陳英俊的白色狐狸狗,搖著尾巴咧嘴笑。二樓淡綠色的窗門大開,一個光透進來的所在。面朝舊漆的窗框望去,有一棵兩層樓高的老榕樹,青青綠綠,折射著亮,讓我想起遠在南方的家。

洪明道將出版小說集《等路》,傾力書寫一個文學上的「地方」。眾多的文學討論中,傾向認為無論是南與北、鄉與市,或是出走與回返的「地方」,總有一個時而隱形、時而現形的中心在對面。於是,地方不再被視為一種單純的修辭,地方應該在互相照看乃至多重參照的流動過程中產生複數的意義。

我希望透過小說修補與家的分裂感

我與明道都是高雄人,若有過久居南部的經驗,就會知道高雄也有分南北。他住路竹,實際上離臺南更近一些。行政區的規劃往往未必是文化生活圈的必然區分,洪明道的自我介紹曾寫上:「路竹人,認同臺南為家鄉,現居臺北。」在臺語的語境之中有一個「市內」的概念,對於一個路竹人來說,去臺南是市內,去高雄也是(比較遠的)市內,而臺北又是更大的一個市內。當時在臺北醫學系就讀的洪明道,深刻體會到城鄉之間的差距:「我的原生家庭是臺語世家,也都是一級產業工作者。結果我來到臺北學醫,接觸到的同學都是有錢人,生活與家庭沒辦法彌補起來。」

地方相對論帶給洪明道深刻的分裂感,也正是從鄉村到城市打拚的青年學子們注定面對的一場洗禮。當許多社會議題在網路同溫層發燒,有志者躍入遊行隊伍時,往往很難,甚或不能與最親近的人訴說。「像是婚姻平權、反廢死這種社會議題,要怎麼去與家人溝通與說服?這當然並非家人的錯,臺語也不夠來描述這些議題。」語畢,洪明道忽又加上一句:「家人甚至不希望我寫小說,他們希望我好好當醫生。」

臺灣的進步是有城鄉落差的,當都市如火如荼地進行轉型正義、地方創生的時候,很多鄉下地區還停留在剛解嚴的前現代,對鄉下人來說,機會不曾白白降臨,也無法脫離傳統倫理與社會規範。訪談過程中,我問明道:「『地方』對你來說究竟是什麼呢?」但我的潛在問題其實是:「你喜歡這個『地方』嗎?」會有這個疑惑,在於《等路》並非我所習慣的地方書寫,《等路》半封閉的村里空間中,小鎮不壞,人也不壞,然而人際關係太擠壓了,像是細細的蠶絲,牽一絲而動鄰里,在旋轉的生活中漸漸緊縛成繭。而破繭需要力氣、需要資本,或是運氣。

「我小說寫的事情都跟選擇有關,人在面臨問題的時候該怎麼去選擇。」在《等路》裡,明道將這些返鄉,或是未能出走的角色拉到前景,看他們的個人意志如何與傳統規範摩擦或衝撞、妥協或協商。聽來是老生常談的議題,在洪明道雲淡風輕的筆下卻是暗藏波濤;〈虱目魚栽〉適婚不娶的阿弘哥、〈シャツ(襯衫)〉嘗試與父親和解的雲鈴、〈路竹洪小姐〉明知故犯執意出走的洪小姐,對每個角色來說,小鎮不是禮物,小鎮反而是包袱與衝突。

「大地開起花朵來了」

或許是自身在高雄─路竹─臺南間的認同拉拔,又或是醫學院與原生家庭的隔閡,洪明道對分裂的、曖昧不明的、中間的狀態產生極大的好奇。《等路》中〈村長伯的奮鬥〉、〈代表要退了〉都以臺灣的政治環境為題,〈改札口〉則是觸及日治時期到國民黨來臺後的白色恐怖。相較於不同世代的政治小說、歷史小說,實際上也能窺探出幾個範式的轉移。早期作家囿於政治環境,書寫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等,儘管曾經身歷其中,卻僅能以隱晦曖昧、只聞其聲不見其事的寫法引渡苦難。後來的政治小說,有些長成了作家精心設計的文學迷宮,有的變成一則則荒謬的警世預言。洪明道認為,在我們這個世代,經過解嚴,迎來了開放與民主,大量相關的史料素材出土後,「我們一代創作者的問題,反而變成蒐集素材,謹慎的考據與使用,萬一你寫的東西被認為不符合狀況,會有問題。同時也會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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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節錄,摘錄自《幼獅文藝 11月號/2018 第779期》;作者/幼獅文化,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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