虱目魚男孩的祝福──專訪洪明道及《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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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文／李鴻駿；人物攝影／Wu René
相約在大稻埕某間老屋咖啡店，沿著狹窄的木製樓梯一格格上爬，一隻名為陳英俊的白色狐狸狗，搖著尾巴咧嘴笑。二樓淡綠色的窗門大開，一個光透進來的所在。面朝舊漆的窗框望去，有一棵兩層樓高的老榕樹，青青綠綠，折射著亮，讓我想起遠在南方的家。
洪明道將出版小說集《等路》，傾力書寫一個文學上的「地方」。眾多的文學討論中，傾向認為無論是南與北、鄉與市，或是出走與回返的「地方」，總有一個時而隱形、時而現形的中心在對面。於是，地方不再被視為一種單純的修辭，地方應該在互相照看乃至多重參照的流動過程中產生複數的意義。
我希望透過小說修補與家的分裂感
我與明道都是高雄人，若有過久居南部的經驗，就會知道高雄也有分南北。他住路竹，實際上離臺南更近一些。行政區的規劃往往未必是文化生活圈的必然區分，洪明道的自我介紹曾寫上：「路竹人，認同臺南為家鄉，現居臺北。」在臺語的語境之中有一個「市內」的概念，對於一個路竹人來說，去臺南是市內，去高雄也是（比較遠的）市內，而臺北又是更大的一個市內。當時在臺北醫學系就讀的洪明道，深刻體會到城鄉之間的差距：「我的原生家庭是臺語世家，也都是一級產業工作者。結果我來到臺北學醫，接觸到的同學都是有錢人，生活與家庭沒辦法彌補起來。」
地方相對論帶給洪明道深刻的分裂感，也正是從鄉村到城市打拚的青年學子們注定面對的一場洗禮。當許多社會議題在網路同溫層發燒，有志者躍入遊行隊伍時，往往很難，甚或不能與最親近的人訴說。「像是婚姻平權、反廢死這種社會議題，要怎麼去與家人溝通與說服？這當然並非家人的錯，臺語也不夠來描述這些議題。」語畢，洪明道忽又加上一句：「家人甚至不希望我寫小說，他們希望我好好當醫生。」
臺灣的進步是有城鄉落差的，當都市如火如荼地進行轉型正義、地方創生的時候，很多鄉下地區還停留在剛解嚴的前現代，對鄉下人來說，機會不曾白白降臨，也無法脫離傳統倫理與社會規範。訪談過程中，我問明道：「『地方』對你來說究竟是什麼呢？」但我的潛在問題其實是：「你喜歡這個『地方』嗎？」會有這個疑惑，在於《等路》並非我所習慣的地方書寫，《等路》半封閉的村里空間中，小鎮不壞，人也不壞，然而人際關係太擠壓了，像是細細的蠶絲，牽一絲而動鄰里，在旋轉的生活中漸漸緊縛成繭。而破繭需要力氣、需要資本，或是運氣。
「我小說寫的事情都跟選擇有關，人在面臨問題的時候該怎麼去選擇。」在《等路》裡，明道將這些返鄉，或是未能出走的角色拉到前景，看他們的個人意志如何與傳統規範摩擦或衝撞、妥協或協商。聽來是老生常談的議題，在洪明道雲淡風輕的筆下卻是暗藏波濤；〈虱目魚栽〉適婚不娶的阿弘哥、〈シャツ（襯衫）〉嘗試與父親和解的雲鈴、〈路竹洪小姐〉明知故犯執意出走的洪小姐，對每個角色來說，小鎮不是禮物，小鎮反而是包袱與衝突。
「大地開起花朵來了」
或許是自身在高雄─路竹─臺南間的認同拉拔，又或是醫學院與原生家庭的隔閡，洪明道對分裂的、曖昧不明的、中間的狀態產生極大的好奇。《等路》中〈村長伯的奮鬥〉、〈代表要退了〉都以臺灣的政治環境為題，〈改札口〉則是觸及日治時期到國民黨來臺後的白色恐怖。相較於不同世代的政治小說、歷史小說，實際上也能窺探出幾個範式的轉移。早期作家囿於政治環境，書寫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等，儘管曾經身歷其中，卻僅能以隱晦曖昧、只聞其聲不見其事的寫法引渡苦難。後來的政治小說，有些長成了作家精心設計的文學迷宮，有的變成一則則荒謬的警世預言。洪明道認為，在我們這個世代，經過解嚴，迎來了開放與民主，大量相關的史料素材出土後，「我們一代創作者的問題，反而變成蒐集素材，謹慎的考據與使用，萬一你寫的東西被認為不符合狀況，會有問題。同時也會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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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節錄，摘錄自《幼獅文藝 11月號/2018 第779期》；作者／幼獅文化，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