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認「老百姓」「需要被管」的這群人，是怎麼養成的？

文／吳冠緯

近年來，因各國保守勢力興起，人們對民主的信任搖搖欲墜。尤其川普主政的強人政治，更顯現出大眾對權威崇拜的一面。[1]不少議論開始回顧戰後反省威權何以興起的文獻。本文則是試圖從政治心理學的「權威性人格」切入，探討大眾何以會服膺權威。

什麼是「權威性人格」？

「權威性人格」理論[2]是在 1950 年由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學人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心理學家 Else Frenkel-Brunswik、Daniel Levinson、Nevitt Sanford 等共同研究發表。「權威性人格」具備潛在的反民主法西斯傾向：一方面對於權威保持絕對的服從與崇敬，另一方面又從這種權威崇拜中建立起自己的優越感。

權威性人格傾向服從傳統的規範，以及實行規範的權威，藉此來規避自己被歸類為社會中劣勢的一群所造成的焦慮。為了測量出權威性人格帶有偏見及反民主的傾向，阿多諾等提出了 F 量表──「F」代表法西斯──根據「反閃族主義¹與種族中心主義」及「政治經濟的保守主義」這兩大面向設計出 30 項問卷題目（如文末附錄），²其中包含九項特質：

1. 保守主義：對於傳統社會規範及中產階級價值的墨守成規；
2. 權威性的服從：對於團體內的權威採取被動的服從及非批判性的態度；
3. 權威性的強加：傾向對於不服從傳統規範及價值者採取譴責、排擠與懲罰；
4. 缺乏自省：對於自己內在的心理狀態缺乏察覺，抗拒主觀的、想像力的、有彈性的思考方式；
5. 迷信與刻板印象：相信神祕主義及命運對於人有決定性的力量；以僵化、刻板的思想方式考慮問題；
6. 權力與剛強：「支配──順從」、「剛強──懦弱」、「領導──隨從」的二分法判斷，過分強調自己的社會化，來加強權威的認同；
7. 破壞性與犬儒：藉著輕蔑他人而合理化自我的偏見及攻擊性，例如「人性本來就是自私」、「社會就是這樣，你又不能改變社會，只能適應」等；
8. 投射作用：傾向相信世界是野蠻及危險的；會將自我的無意識情緒衝動投射到外在世界；
9. 對性的偏執：對性行為有過多的關切，對之誇大其辭，認為應該透過懲罰來規範。

在 F 量表的「權威性人格」測量上，得分高者只能顯示出其潛在的反民主傾向，並不能直接解釋為該人即是民主政治的威脅。就心理學解釋，在上述九項特質的綜合表現下，權威性人格一旦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便很容易傾向支持如法西斯政黨這樣高度權威性的政治主張，甚至付諸言語及行動。雖然權威性人格對於政治心理學的研究有很深的影響，但 F 量表一直受到質疑及批評。隨後，加拿大心理學家 Bob Altemeyer 曾於 1981 年將 F 量表改良為「右翼權威性格測量」，但仍然存在很多問題，例如左翼是否也有保守傾向等。1992 年，美國密西根大學「美國國家選舉研究」則提出權威性人格的四項測量特質：「獨立vs. 尊敬長輩」、「靠自己vs.服從」、「好奇vs.安份」及「體貼vs.聽話」，算是目前較為常用的測量標準。

權威性人格的社會因素

上述幾種測量權威性人格的量表研究，都指出家庭養育方式會造成權威性人格的形成。[3]如果受到的是支配性的家庭教養，在「階層的、權威的、剝削的」的親子關係中成長，則比較容易發展出權威性人格。金耀基也指出，[4]中國傳統文化的家父長制，強調君臣父子的社會階層結構，在這樣的倫常關係中，個人的發展依附在從屬的權力結構，從而造成權威性人格的發展。舉例而言，中國傳統文化的家庭養育方式會以「乖」來當作行為標準的正面評價，若從美國國家選舉研究的測量特質來看──尊敬長輩、服從、安份及聽話──都是權威性人格的傾向。

那麼，科技的進步創新有助於消解權威性人格嗎？並不必然。科技帶來的教育普及與大眾媒體，若強調的是服膺商品邏輯或是政治正確的標準，則人格發展與思考作為也會被如此形塑出來的權威所制約。[5]以我們置身的社會環境為例，大眾媒體與教育機構經常用貌似高深的氛圍來包裝一知半解的知識生產，透過看似理性分析的口吻來拼湊數據資料，雖然都是經不起證明的論述，但卻製造了一群不明就理的崇拜者。

權威性人格並不應該被當作是某個個人具備的特質，而是用來檢視整體社會環境是如何予以促成的。除了家庭養育的環境外，當出現了外在威脅，如 2001 年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也會促成權威性人格的傾向──贊成限制公民權利以採取國家監控或是嚴刑峻法的強硬政策，或者近來流行的政治口號──「使我們再度偉大」也是如此。也有研究指出，無論是在政治或是宗教上，利用大眾媒體訴諸情感面的宣傳，以刺激民眾對於外在威脅的焦慮以及對強人的崇拜，都會促成權威性人格的傾向。[6]

權威性人格對民主政治有礙

台灣這種服從型文化的社會，時常讓具有權威性人格的言論主導了報章雜誌及社群媒體的版面。「社會就是太自由了，太民主了，才會這麼亂。」「民主不能當飯吃。」「即使是一個獨裁統治者，為什麼在去世多年後，仍然獲得不少人的懷念？」而說這些話的人，從企業鉅子到首都市長參選人都有，他們是佔據較高社會地位的人，但他們的這種價值論述卻正在侵蝕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

權威性人格具有的兩面性，讓一個人可能一方面是權威性的接受者，另一方面又是權威性的施加者。權威性人格一旦成為集體的社會心理，就會導向迷信權威與排斥異己，不利於民主政治的發展。尤其是當外在環境出現改變，如高失業率、政府貪污腐敗等，權威性人格便很容易對威權時代感到緬懷，甚至在投票時還會支持前民主時代或是訴諸權威統治的政治人物，這種情況已經在俄羅斯及玻利維亞等國家發生了。[7]

面對權威性人格對民主的威脅，唯有透過常態且積極的公民參與，例如學校教育、公民團體、社區單位等，對於公共議題的討論，尤其是任何訊息及知識的傳遞，都必須採取自我批判的角度，隨時質問「Why and How?」，如此才能消解權威性人格的反民主傾向。

附錄：F量表的問卷³

1. 對權威的服從與崇敬，是孩童最應該學習的重要價值。
2. 一個不禮貌、有不良習慣及血統的人，很難期待他能與尊貴的人相處。
3. 如果人們多做事少說話，每個人會更好。
4. 生意人與工廠老闆，要比藝術家及教授更加重要。
5. 科學有它的地位，但還是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是人類永遠無法理解的。
6. 每個人都應該對某種超自然力量有完整的信仰；他遵從那超自然力量的決斷，毫不質疑。
7. 年輕人有時候會有反叛的想法，但是當他們長大時就應該老老實實。
8. 比起法律與政治系統，國家更需要的是幾個勇敢、不懈、奉獻，而人民可以全然信任的領導人。
9. 沒有心智清楚、正常良善的人會想去傷害親友。
10. 沒有人能夠不受苦就學到重要的事情。
11. 年輕人需要的是嚴格的紀律、堅實的決心、以及為了家庭及國家而工作奮鬥的意志。
12. 若有侮辱我們榮譽的情事，一定要處罰。
13. 性犯罪，像是強暴或侵犯孩童，不能只是用監禁處理；這種罪犯應該要公開鞭刑，或是課以更嚴厲的處罰。
14. 沒有什麼是比一個人對其父母不盡孝道，更加低下的。
15. 我們最大的社會問題，都可以透過除掉不道德的、殘缺的、意志薄弱的人來解決。
16. 同性戀跟罪犯差不了多少，他們應該被嚴厲地處罰。
17. 如果一個人有什麼問題還是煩惱，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去想它，去忙一些比較愉快的事情。
18. 現在越來越多人都在刺探個人隱私的事情。
19. 有些人就是有與生俱來的衝動去跳樓。
20. 人們就是被分為兩種：強者及弱者。
21. 總有一日，占星學（命理學）可以解釋很多事情。
22. 戰爭與社會問題總有一日會被毀滅性的地震或是洪水給結束。
23. 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意志力量，就不會被軟弱及困難所拖累。
24. 最好是利用德國戰前的權威，來維持秩序及避免混亂。
25. 多數人都不了解，我們的生活是被暗處的陰謀所控制的。
26. 戰爭與衝突，這是人類的天性。
27. 親近產生輕蔑。
28. 現在有那麼多不同種類的人移動且混居，要小心保護自己不要被他們感染到疾病。
29. 現在這個國家所發生的某些情形，與古代希臘人與羅馬人的亂交相比，還要更加嚴重，即便是在最想像不到的地方亦然。
30. 真正的美國生活正在快速消失，應該用強制力來保護它。

1. 反閃族主義，這裡指的是二十世紀對於猶太人的種族歧視及反對運動，導致許多歐洲的倖存猶太人逃離到美國。⤴
2. F-Scale 的量表問卷是經過超過 2000 人的施測之後，最終得到 30 個問卷項目。施測的方式有如一般民調──答案選項從「非常不同意」（低分）到「非常同意」（高分）──分數越高則越有權威性人格的可能，但仍必須透過臨床的訪談確認（Theodor W. Adorno, et al.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Oxford: Harpers and Brothers, 163-165）。⤴
3. F-Scale的30個問卷項目是由九項特質所組成：1. 保守主義（題目1、2、3、4）；2. 權威性的服從（題目1、5、6、7、8、9、10）；3. 權威性的強加（題目2、11、12、13、14、15、3、16）；4. 缺乏自省（題目17、18、3、4）；5. 迷信與刻板印象（題目5、6、19、20、21、22）；6. 權力與剛強（題目23、11、12、24、8、20、25、30；7. 破壞性與犬儒（題目26、27）；8. 投射作用（題目28、18、22、29、25）；9. 對性的偏執（題目13、29、16）。（Theodor W. Adorno, et al.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Oxford: Harpers and Brothers.）⤴

注釋

[1]關於川普主政下權威性人格的回顧討論，參見Peter E. Gordon. 2017.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Revisited: Reading Adorno in the Age of Trump.” Boundary 44(2): 31-56.

[2]Theodor W. Adorno, et al.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Oxford: Harpers and Brothers.

[3]Marc Hetherington, and Elizabeth Suhay. 2011. “Authoritarianism, Threat, and Americans’ Support for the War on Terro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5(3): 546-560.

[4]金耀基，1992，《中國的傳統社會》，台北：時報文化。

[5]關於科技傳播如何制約為群眾欺瞞，參見Horkheimer, Max, und Theodor W. Adorno, 1971, „Kulturindustrie. Aufklärung als Massenbetrug.“ In (ders.).,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Frankfurt/M.: Surkhamp, S. 108-151（譯本：《啟蒙的辯證：哲學的片簡》，2008，林宏濤譯，台北：商周）。

[6]Marc Hetherington, and Elizabeth Suhay. 2011. “Authoritarianism, Threat, and Americans’ Support for the War on Terro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5(3): 546-560; Sean Richey. 2012. “Campaign Advertising and the Stimulation and Activation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9(1): 24-43.

[7]Amber L. Seligon, and Joshua A. Tucker. 2005. “Feeding the Hand that Bit You: Voting for Ex-authoritarian Rulers in Russia and Bolivia.”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13)1: 11-44.

※ 本文摘自《菜市場政治學》，原篇名為〈民主政治中的反民主因子：淺談「權威性人格」〉，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