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津被冷落，鹽埕成為鑽石地段，打狗何時改稱高雄？

文／趙莒玲

高雄因其港埠性而有港都之稱，但在過去也僅是一個不起眼的小漁村，隨著歷史洪流的轉動，經過百餘年的琢磨，竟躍為全臺最大的國際級商港。

高雄於民國九十九年進行縣市合併，但本文由於歷史敘述的流暢性仍分別以高雄縣與高雄市稱呼。

旗津、鼓山、鹽埕的起起落落

兩、三百年前，高雄港不過是一望無際的白色鹽田，和數艘破舊船停靠的淺灘。當時居住在此的平埔族因四周種竹禦敵，而以該族的竹子發音「Takau」（漢人音譯為「打狗」或「打鼓」）來稱呼此地，並且過著安貧樂道的日子，渾然不知這塊土地的未來變化，竟是如此驚人。

或許因為現今高雄港的名氣太響亮，常讓人誤以為漢人在高雄市的開發，是從目前的港區慢慢推進。根據史料記載，高雄市真正的發源地是在旗津。從旗津天后宮於清康熙年間便已興建的證明，即可知其開發年代的久遠了。

清康熙十二年（西元一六七三年），有位叫徐阿華的漁夫，有次出海打魚，漁船被颱風吹到旗後（今旗津）擱淺，上岸後，他發現該地雖無人居住，但適合生存，於是回家鄉邀漁人洪應、王光好、蔡月、李奇、白圭、潘踄等六家人到此墾殖，因定居者眾，逐漸形成聚落，稱之為「旗後莊」。

民國九年（西元一九二○年）以前，高雄市政治中心全在旗後，今之旗津渡船站，便是清代的安平海關旗後分關所在。

清朝時，中國不諳海關業務，因而多聘請洋人負責。現代貿易主要機構──海關，就是在英國人主持下，於同治三年（西元一八六四年）正式開辦。當時旗後海關附近都住著外國人，天后宮一帶都是使館區，一時之間最新的洋玩意兒紛紛出籠，如酒家、西醫等都為高雄首創。

後來，居住在旗後的英國人認為不方便，便於清同治五年（西元一八六六年）遷至西子灣建領事館，因而形成海關在旗後，在鼓山（西子灣位於鼓山區）收稅的情形，自此整個行政區開始移至高雄本島。

雖然行政中心漸移走，但日據以前旗後的商業依舊相當興盛，和高雄本島往來亦十分頻繁。那時旗後與高雄本島間的水域非常淺，大約只達膝蓋，民眾涉水往來只需要半個鐘頭，但船隻則經常觸礁，不少人還因而冤死。所以當時到旗後的船隻，必敲打鑼鼓、燒冥紙趨邪。

民國九年（西元一九二○年），日本人將打狗改稱高雄，將街役場（相當於今鄉鎮公所）設在鼓山。民國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年），高雄升格為市，州廳和州役所均設在此。高雄港開闢後，旗津被迫與高雄市區隔離，真正嘗到被冷落的滋味，往日的繁榮景象，只能留待追憶。

而高雄港的闢建，最主要的目的是軍事考量，這是為了配合日本人攻占南洋群島的政策而建。

建港過程中，受惠最大的應屬鹽埕區，因為那時鹽埕多為沼澤，日本人將疏浚港口的泥土，全用來填平這塊沼澤地，並在此實施高雄市的第一個都市計畫，規畫棋盤式街道，還在港區設火車站（現已遷離）。

鹽埕興起後，舊市府又從鼓山搬移到鹽埕。在現代都市化發展下，鹽埕區在民國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左右，是傲視全高雄市之地。根據民國四十六年（西元一九五七年）統計資料顯示，那年全高雄市營業稅為兩億多，鹽埕便占一億多。

未料到的是，鹽埕區因成為鑽石地段，稅金重、房價貴，且發展已達飽和，更新不易，使得民眾不得不移到郊區蓋房子，建立新家園。人口流動後，高雄市亦慢慢朝東區和南區發展，促成了今苓雅區和三民區的興起，甚至連市政中心都挪到苓雅區了。

兩個「鳳山」的故事

撇開河港範圍不談，若依漢人開發整個高雄縣的足跡，將會發現，明鄭時期便已是軍事重地的左營，才是高雄縣歷史的發源地。

清康熙二十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施琅攻下臺灣，迫使鄭克塽投降之後，認為臺灣是一塊好地方，於是上書奏請朝廷將臺灣併入版圖，作為東南沿海的屏障。次年，清廷將萬年縣以高雄與臺南之間的二仁溪為界，畫分為二，以南為鳳山縣，以北為臺灣縣。鳳山縣治仍設在左營。

左營在臺灣發展史上，是最早建城的地方，且其中有段曲折。進駐臺灣之後，施琅有鑑於鄭氏黨羽不時到處作亂，便奏請清廷興築城池防禦。清廷認為臺灣是蕞爾小島，築城更易造反，不予贊同，直到朱一貴事件後才改變初衷。

有關朱一貴的傳說有好幾種版本，其中最為人樂道的是：清康熙六十年（西元一七二一年），原為內門人的朱一貴，本為鄭成功部屬，因鄭克塽投降而改行養鴨。由於長期與鴨為伍，鴨子都聽他使喚，再加上他姓「朱」，不明就裡的鄉人，便以為他是具有權威的「真命天子」。

一天，朱一貴趕鴨子時，天熱在樹下納涼睡著了，醒來時到溪旁洗臉，竟然在溪水裡望見他自己穿戴帝王服飾。這個夢傳開後，支持他的人愈來愈多。

他於是在內門起義，勢如破竹地直搗臺南府城，並在府城登基，自稱中興王，建年號永和。後因內鬨，清廷才有機可乘予以收復。

朱一貴事件平定後，清廷檢討各地失敗的原因，才發現築城擋敵的重要性，於是在左營興建了鳳山城。

清康熙六十一年（西元一七二二年），鳳山知縣劉光泗於興隆里前峰莊築城，當時的城門有四座，每座門命名都經過相當考究，如南門又稱「啟文門」，典故是源自於左營的孔廟，因為該廟在清康熙二十三年（西元一六八四年）便已興建，因而以「啟文」來鼓勵後生學子上進，清代的鄉試（考秀才）也是在左營舉行。

東門又稱「鳳儀門」，係取自書經「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的吉祥語，早期為海軍龜山基地，現加以整修，是四門之中唯一存有護城河的一段。西門稱「奠海門」，是取自書經禹貢序「奠高山大川」，演繹為「奠高山大海」之意，原位於自助新村內，後來因新村開闢巷道而遭毀損，至今只遺留一百多公尺的城牆，夾在違建戶之中。北門稱「拱辰門」，則是根據「論語」中「唯政以德，譬如北辰眾星拱之」的寓意。

可惜，這座舊鳳山城，在清乾隆五十一年（西元一七八六年）林爽文反清之役中嚴重受損，衙門和城牆幾乎全毀，只得暫遷到今鳳山的埤頭街，等待左營城的修復。

暫遷至埤頭街後，清廷亦在該地築城。鳳山城原先是以刺竹環城，至清嘉慶九年（西元一八○四年），由知縣吳兆麟倡建四門共六座，其中大東門為「同儀門」，又稱「東便門」；西門為「景華門」；南門為「安化門」；北門為「平朔門」，北門有外門稱「郡南第一關」。

新城建好不久又發生亂事，新城被攻陷，事平後有人認為新城土薄水淺，地苦潮濕，比不上舊城負山面海，幾經討論後，決定重修舊城。

清道光五年（西元一八二五年）開始築城，這回為了避免叛軍占據山頭往下攻，做了大幅度的調整。除了北門維持原位，其他的城門都予以搬動，城牆也沿著龜山興建。

舊城於次年農曆八月十五落成，大家正興高采烈策畫慶祝活動時，當時知縣杜紹祁卻於當天無疾暴斃。此不祥之兆，使得後任知縣也不敢將府衙遷回左營，只得將縣治留在埤頭街，因而稱現在的鳳山為新城，左營的鳳山城為舊城。也由於縣治的遷移，左營自此沒落，鳳山於是興起。

形成新的工業區文化

熬過數百年艱苦的開墾歲月，高雄於臺灣光復後，工商業快速地成長，不但使高雄躍為世界級商港，不少自外地前來，全力投入建設的人們，也為高雄創造了非常特別的「工業區文化」。

高雄從民國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左右，經濟開始起飛，自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政府研擬在高雄港設置臨海工業區，經過十二年計畫的執行，將一片沼澤的中島（指原本相連的旗津中洲和高雄縣紅毛港地區）變成高雄港第二港口的深水碼頭，可停泊十七艘一萬噸巨輪，同時建立第一個加工出口區，不但使高雄港的吞吐量增加三倍之多，也帶動了高雄市急速的繁榮。

民國六十二年（西元一九七三年）興辦十大建設後，高雄的建設更是一日千里，後勁溪兩岸布滿了象徵臺灣經濟起飛的仁武、大社兩大工業區及楠梓加工區和中油高雄煉油廠。

而前鎮區在刻意的經營下，現今則是臺灣最大的工業中心，臺機、臺鋁、臺肥都在範圍之內。

近幾年，橫跨前鎮區和小港區，面積廣達兩千六百多公頃的「臨海工業區」，設立各類工廠達三百多家，除十大建設中的中鋼、中船外，尚有合板、漁產、加工、建材、機電和石化等，已成為全臺重型工業總匯、精密工業的重心。

數十年以「經濟」為指標的建設，雖然為高雄帶來了繁華，但也遺留下汙濁的空氣和廢水等公害，破壞了高雄原有的純淨，令當地人懊悔不已。

例如在民國五十八年（西元一九六九年）以前，大社工業區一帶土地十分貧瘠，政府以高價收購，闢建工業區時，鄉民莫不積極爭取，但二十多年後，鄉民後悔了，因為水和空氣受到嚴重汙染，使得圳埤的水不能再灌溉。

再者，鄉民原本以為可以增加就業機會，後來發現所需要的都是高級技術人才，鄉民鮮少機會獲得工作，反倒是給外地人增加就業機會；加上近來地價猛漲，農民再也無法以低價買回了。

由於工業區的大量興建，因此，也形成了高雄的「工業區文化」，其最大特徵是外來人口大量流入。

前鎮區便是新「工業區文化」的一個樣本，因為該區居民總數約二十萬人，其中六成均為工廠的員工和眷屬，在這樣的人口結構下，所形成的文化，也就有異於高雄的在地文化。

據分析，最初外來的員工只將工廠當成工作場所，初期出現的困擾只是交通問題，但後來為節省來回旅程，才將此地延伸為居住的地方。

當同鄉的人越聚越多後，為了保障和爭取自身的權益，自然會形成族群集中的傾向，例如美濃人大多居住在五甲社區，原住民多群居於前鎮草衙。

已習慣於原鄉生活習俗的外地人，在高雄落戶後，不自覺地也將故鄉的生活習俗帶了進來，惟因時、地、物的條件不同，使得原先移殖來的原鄉文化，無法維持舊時風貌而有所調整。於是，這些外地來的文化出現了變質情形。

這種情形延續到第二代，便發生「斷層」現象，因為這批在高雄生長的「外鄉人」，從未接受故鄉文化薰陶，因而產生「認同矛盾」。在傳統家鄉文化已「失根」，又找不到可依附的文化狀態下，使其無所適從，造成工業區內家庭解構危機。這便是近年來，工業區犯罪率節節攀升的根本原因。

「工業區文化」的另一項特徵是，由於鄉里文化濃厚，因而派系分明，各族群為爭取自身的權益，尤其在選舉時，同鄉會必會刻意支持某一位候選人。這種文化的優點是，可形成各種壓力團體，利益均霑；缺點則是極易產生惡性競爭，相互排擠，這似乎是無可避免的情形。

因此，政府應重視工業區文化的發展過程，除了幫忙勞工爭取工作的福利，也須注意心理方面的輔導，將「工業區文化」導向正常發展。

近四十年來，由於高雄太偏重工商業發展，所有的具體建設，多以最現代的方式呈現，以致被一般人視為「文化沙漠」。事實上，有著三百多年歷史的高雄，只要用心尋訪，處處都可找到各種類型的「文化寶藏」，這座「古城」還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等待著後人去挖掘呢！

岡山籮筐會

明、清時代即已開發的岡山（舊稱阿公店），大部分舊習俗均走入歷史，唯獨大趕集的籮筐會，不僅保留下來，而且名氣愈來愈響亮。

根據岡山耆老考究，籮筐會已流傳兩百多年，每年舉行三次，分別在農曆三月二十三（媽祖生日）、八月十四和九月十五（義民節）舉行。

為何選在義民節舉行？其中具有特殊紀念意義。根據史載，該節的由來有好幾種說法，較普遍的說法為滿清時代強盜猖獗，有次鳳山縣發生饑荒，當時的臺南府派人帶糧餉賑災，途經岡山時，被盜匪攔劫，官兵寡不敵眾，危急之際，岡山民眾奮起護衛，雖然犧牲很多人，終於保住糧餉。

鎮民為紀念這些為地方捐軀的英雄，特定義民節紀念此事，且在三民區的三塊厝建廟，後將義民爺請至壽天宮後的土地廟內。

日據時期，籮筐會還曾為抗日聯絡地點。據老一輩表示，當時南部有批愛國青年，祕密成立抗日組織，但因通訊不發達，聯絡不方便，因此利用岡山趕集，作為互通信息和商討行動事宜的地點，可惜後來事蹟敗露，留下遺憾。

舊時的籮筐會採以物易物，如農閒時所做的竹椅、竹籠、竹籃等農具和應時生長的農產品，現在已演變為市集。每次約有數千個攤位，各類物品應有盡有，雖多為現代文明產物，但用心找，仍然會發現如竹器品、牛犁、漁網和手工藝等傳統物品。

籮筐會這三天，岡山萬頭攢動，擠滿人潮，不僅岡山地區十多個鄉鎮參與盛會，並有遠從屏東、臺南和嘉義來的人，不辭勞苦地前來「趕集」。

為因應這些川流不息的買主，籮筐會從最初擺設的中街（今平和路）一帶，搬到中山公園、中華路一帶，民國七十七年（西元一九八八年）起，轉至前峰路及河華路，由於場面壯觀，儼然成為岡山的大拜拜了。

※ 本文摘自《臺灣開發故事：南部地區》，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