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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莒玲

高雄因其港埠性而有港都之稱,但在過去也僅是一個不起眼的小漁村,隨著歷史洪流的轉動,經過百餘年的琢磨,竟躍為全臺最大的國際級商港。

高雄於民國九十九年進行縣市合併,但本文由於歷史敘述的流暢性仍分別以高雄縣與高雄市稱呼。

旗津、鼓山、鹽埕的起起落落

兩、三百年前,高雄港不過是一望無際的白色鹽田,和數艘破舊船停靠的淺灘。當時居住在此的平埔族因四周種竹禦敵,而以該族的竹子發音「Takau」(漢人音譯為「打狗」或「打鼓」)來稱呼此地,並且過著安貧樂道的日子,渾然不知這塊土地的未來變化,竟是如此驚人。

或許因為現今高雄港的名氣太響亮,常讓人誤以為漢人在高雄市的開發,是從目前的港區慢慢推進。根據史料記載,高雄市真正的發源地是在旗津。從旗津天后宮於清康熙年間便已興建的證明,即可知其開發年代的久遠了。

清康熙十二年(西元一六七三年),有位叫徐阿華的漁夫,有次出海打魚,漁船被颱風吹到旗後(今旗津)擱淺,上岸後,他發現該地雖無人居住,但適合生存,於是回家鄉邀漁人洪應、王光好、蔡月、李奇、白圭、潘踄等六家人到此墾殖,因定居者眾,逐漸形成聚落,稱之為「旗後莊」。

民國九年(西元一九二○年)以前,高雄市政治中心全在旗後,今之旗津渡船站,便是清代的安平海關旗後分關所在。

清朝時,中國不諳海關業務,因而多聘請洋人負責。現代貿易主要機構──海關,就是在英國人主持下,於同治三年(西元一八六四年)正式開辦。當時旗後海關附近都住著外國人,天后宮一帶都是使館區,一時之間最新的洋玩意兒紛紛出籠,如酒家、西醫等都為高雄首創。

後來,居住在旗後的英國人認為不方便,便於清同治五年(西元一八六六年)遷至西子灣建領事館,因而形成海關在旗後,在鼓山(西子灣位於鼓山區)收稅的情形,自此整個行政區開始移至高雄本島。

雖然行政中心漸移走,但日據以前旗後的商業依舊相當興盛,和高雄本島往來亦十分頻繁。那時旗後與高雄本島間的水域非常淺,大約只達膝蓋,民眾涉水往來只需要半個鐘頭,但船隻則經常觸礁,不少人還因而冤死。所以當時到旗後的船隻,必敲打鑼鼓、燒冥紙趨邪。

民國九年(西元一九二○年),日本人將打狗改稱高雄,將街役場(相當於今鄉鎮公所)設在鼓山。民國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年),高雄升格為市,州廳和州役所均設在此。高雄港開闢後,旗津被迫與高雄市區隔離,真正嘗到被冷落的滋味,往日的繁榮景象,只能留待追憶。

而高雄港的闢建,最主要的目的是軍事考量,這是為了配合日本人攻占南洋群島的政策而建。

建港過程中,受惠最大的應屬鹽埕區,因為那時鹽埕多為沼澤,日本人將疏浚港口的泥土,全用來填平這塊沼澤地,並在此實施高雄市的第一個都市計畫,規畫棋盤式街道,還在港區設火車站(現已遷離)。

鹽埕興起後,舊市府又從鼓山搬移到鹽埕。在現代都市化發展下,鹽埕區在民國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左右,是傲視全高雄市之地。根據民國四十六年(西元一九五七年)統計資料顯示,那年全高雄市營業稅為兩億多,鹽埕便占一億多。

未料到的是,鹽埕區因成為鑽石地段,稅金重、房價貴,且發展已達飽和,更新不易,使得民眾不得不移到郊區蓋房子,建立新家園。人口流動後,高雄市亦慢慢朝東區和南區發展,促成了今苓雅區和三民區的興起,甚至連市政中心都挪到苓雅區了。

兩個「鳳山」的故事

撇開河港範圍不談,若依漢人開發整個高雄縣的足跡,將會發現,明鄭時期便已是軍事重地的左營,才是高雄縣歷史的發源地。

清康熙二十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施琅攻下臺灣,迫使鄭克塽投降之後,認為臺灣是一塊好地方,於是上書奏請朝廷將臺灣併入版圖,作為東南沿海的屏障。次年,清廷將萬年縣以高雄與臺南之間的二仁溪為界,畫分為二,以南為鳳山縣,以北為臺灣縣。鳳山縣治仍設在左營。

左營在臺灣發展史上,是最早建城的地方,且其中有段曲折。進駐臺灣之後,施琅有鑑於鄭氏黨羽不時到處作亂,便奏請清廷興築城池防禦。清廷認為臺灣是蕞爾小島,築城更易造反,不予贊同,直到朱一貴事件後才改變初衷。

有關朱一貴的傳說有好幾種版本,其中最為人樂道的是:清康熙六十年(西元一七二一年),原為內門人的朱一貴,本為鄭成功部屬,因鄭克塽投降而改行養鴨。由於長期與鴨為伍,鴨子都聽他使喚,再加上他姓「朱」,不明就裡的鄉人,便以為他是具有權威的「真命天子」。

一天,朱一貴趕鴨子時,天熱在樹下納涼睡著了,醒來時到溪旁洗臉,竟然在溪水裡望見他自己穿戴帝王服飾。這個夢傳開後,支持他的人愈來愈多。

他於是在內門起義,勢如破竹地直搗臺南府城,並在府城登基,自稱中興王,建年號永和。後因內鬨,清廷才有機可乘予以收復。

朱一貴事件平定後,清廷檢討各地失敗的原因,才發現築城擋敵的重要性,於是在左營興建了鳳山城。

清康熙六十一年(西元一七二二年),鳳山知縣劉光泗於興隆里前峰莊築城,當時的城門有四座,每座門命名都經過相當考究,如南門又稱「啟文門」,典故是源自於左營的孔廟,因為該廟在清康熙二十三年(西元一六八四年)便已興建,因而以「啟文」來鼓勵後生學子上進,清代的鄉試(考秀才)也是在左營舉行。

東門又稱「鳳儀門」,係取自書經「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的吉祥語,早期為海軍龜山基地,現加以整修,是四門之中唯一存有護城河的一段。西門稱「奠海門」,是取自書經禹貢序「奠高山大川」,演繹為「奠高山大海」之意,原位於自助新村內,後來因新村開闢巷道而遭毀損,至今只遺留一百多公尺的城牆,夾在違建戶之中。北門稱「拱辰門」,則是根據「論語」中「唯政以德,譬如北辰眾星拱之」的寓意。

可惜,這座舊鳳山城,在清乾隆五十一年(西元一七八六年)林爽文反清之役中嚴重受損,衙門和城牆幾乎全毀,只得暫遷到今鳳山的埤頭街,等待左營城的修復。

暫遷至埤頭街後,清廷亦在該地築城。鳳山城原先是以刺竹環城,至清嘉慶九年(西元一八○四年),由知縣吳兆麟倡建四門共六座,其中大東門為「同儀門」,又稱「東便門」;西門為「景華門」;南門為「安化門」;北門為「平朔門」,北門有外門稱「郡南第一關」。

新城建好不久又發生亂事,新城被攻陷,事平後有人認為新城土薄水淺,地苦潮濕,比不上舊城負山面海,幾經討論後,決定重修舊城。

清道光五年(西元一八二五年)開始築城,這回為了避免叛軍占據山頭往下攻,做了大幅度的調整。除了北門維持原位,其他的城門都予以搬動,城牆也沿著龜山興建。

舊城於次年農曆八月十五落成,大家正興高采烈策畫慶祝活動時,當時知縣杜紹祁卻於當天無疾暴斃。此不祥之兆,使得後任知縣也不敢將府衙遷回左營,只得將縣治留在埤頭街,因而稱現在的鳳山為新城,左營的鳳山城為舊城。也由於縣治的遷移,左營自此沒落,鳳山於是興起。

形成新的工業區文化

熬過數百年艱苦的開墾歲月,高雄於臺灣光復後,工商業快速地成長,不但使高雄躍為世界級商港,不少自外地前來,全力投入建設的人們,也為高雄創造了非常特別的「工業區文化」。

高雄從民國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左右,經濟開始起飛,自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政府研擬在高雄港設置臨海工業區,經過十二年計畫的執行,將一片沼澤的中島(指原本相連的旗津中洲和高雄縣紅毛港地區)變成高雄港第二港口的深水碼頭,可停泊十七艘一萬噸巨輪,同時建立第一個加工出口區,不但使高雄港的吞吐量增加三倍之多,也帶動了高雄市急速的繁榮。

民國六十二年(西元一九七三年)興辦十大建設後,高雄的建設更是一日千里,後勁溪兩岸布滿了象徵臺灣經濟起飛的仁武、大社兩大工業區及楠梓加工區和中油高雄煉油廠。

而前鎮區在刻意的經營下,現今則是臺灣最大的工業中心,臺機、臺鋁、臺肥都在範圍之內。

近幾年,橫跨前鎮區和小港區,面積廣達兩千六百多公頃的「臨海工業區」,設立各類工廠達三百多家,除十大建設中的中鋼、中船外,尚有合板、漁產、加工、建材、機電和石化等,已成為全臺重型工業總匯、精密工業的重心。

數十年以「經濟」為指標的建設,雖然為高雄帶來了繁華,但也遺留下汙濁的空氣和廢水等公害,破壞了高雄原有的純淨,令當地人懊悔不已。

例如在民國五十八年(西元一九六九年)以前,大社工業區一帶土地十分貧瘠,政府以高價收購,闢建工業區時,鄉民莫不積極爭取,但二十多年後,鄉民後悔了,因為水和空氣受到嚴重汙染,使得圳埤的水不能再灌溉。

再者,鄉民原本以為可以增加就業機會,後來發現所需要的都是高級技術人才,鄉民鮮少機會獲得工作,反倒是給外地人增加就業機會;加上近來地價猛漲,農民再也無法以低價買回了。

由於工業區的大量興建,因此,也形成了高雄的「工業區文化」,其最大特徵是外來人口大量流入。

前鎮區便是新「工業區文化」的一個樣本,因為該區居民總數約二十萬人,其中六成均為工廠的員工和眷屬,在這樣的人口結構下,所形成的文化,也就有異於高雄的在地文化。

據分析,最初外來的員工只將工廠當成工作場所,初期出現的困擾只是交通問題,但後來為節省來回旅程,才將此地延伸為居住的地方。

當同鄉的人越聚越多後,為了保障和爭取自身的權益,自然會形成族群集中的傾向,例如美濃人大多居住在五甲社區,原住民多群居於前鎮草衙。

已習慣於原鄉生活習俗的外地人,在高雄落戶後,不自覺地也將故鄉的生活習俗帶了進來,惟因時、地、物的條件不同,使得原先移殖來的原鄉文化,無法維持舊時風貌而有所調整。於是,這些外地來的文化出現了變質情形。

這種情形延續到第二代,便發生「斷層」現象,因為這批在高雄生長的「外鄉人」,從未接受故鄉文化薰陶,因而產生「認同矛盾」。在傳統家鄉文化已「失根」,又找不到可依附的文化狀態下,使其無所適從,造成工業區內家庭解構危機。這便是近年來,工業區犯罪率節節攀升的根本原因。

「工業區文化」的另一項特徵是,由於鄉里文化濃厚,因而派系分明,各族群為爭取自身的權益,尤其在選舉時,同鄉會必會刻意支持某一位候選人。這種文化的優點是,可形成各種壓力團體,利益均霑;缺點則是極易產生惡性競爭,相互排擠,這似乎是無可避免的情形。

因此,政府應重視工業區文化的發展過程,除了幫忙勞工爭取工作的福利,也須注意心理方面的輔導,將「工業區文化」導向正常發展。

近四十年來,由於高雄太偏重工商業發展,所有的具體建設,多以最現代的方式呈現,以致被一般人視為「文化沙漠」。事實上,有著三百多年歷史的高雄,只要用心尋訪,處處都可找到各種類型的「文化寶藏」,這座「古城」還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等待著後人去挖掘呢!

岡山籮筐會

明、清時代即已開發的岡山(舊稱阿公店),大部分舊習俗均走入歷史,唯獨大趕集的籮筐會,不僅保留下來,而且名氣愈來愈響亮。

根據岡山耆老考究,籮筐會已流傳兩百多年,每年舉行三次,分別在農曆三月二十三(媽祖生日)、八月十四和九月十五(義民節)舉行。

為何選在義民節舉行?其中具有特殊紀念意義。根據史載,該節的由來有好幾種說法,較普遍的說法為滿清時代強盜猖獗,有次鳳山縣發生饑荒,當時的臺南府派人帶糧餉賑災,途經岡山時,被盜匪攔劫,官兵寡不敵眾,危急之際,岡山民眾奮起護衛,雖然犧牲很多人,終於保住糧餉。

鎮民為紀念這些為地方捐軀的英雄,特定義民節紀念此事,且在三民區的三塊厝建廟,後將義民爺請至壽天宮後的土地廟內。

日據時期,籮筐會還曾為抗日聯絡地點。據老一輩表示,當時南部有批愛國青年,祕密成立抗日組織,但因通訊不發達,聯絡不方便,因此利用岡山趕集,作為互通信息和商討行動事宜的地點,可惜後來事蹟敗露,留下遺憾。

舊時的籮筐會採以物易物,如農閒時所做的竹椅、竹籠、竹籃等農具和應時生長的農產品,現在已演變為市集。每次約有數千個攤位,各類物品應有盡有,雖多為現代文明產物,但用心找,仍然會發現如竹器品、牛犁、漁網和手工藝等傳統物品。

籮筐會這三天,岡山萬頭攢動,擠滿人潮,不僅岡山地區十多個鄉鎮參與盛會,並有遠從屏東、臺南和嘉義來的人,不辭勞苦地前來「趕集」。

為因應這些川流不息的買主,籮筐會從最初擺設的中街(今平和路)一帶,搬到中山公園、中華路一帶,民國七十七年(西元一九八八年)起,轉至前峰路及河華路,由於場面壯觀,儼然成為岡山的大拜拜了。

※ 本文摘自《臺灣開發故事:南部地區》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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