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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耘廷;人物攝影/增田捺冶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莊子

   

共同體必然發生在布朗肖所謂的無用(désœuvrement)之中。無用指的是,在作品的這或那兒,那種離開作品的東西,那種不再同生產或完成打交道,而是遭受到中斷、破碎和懸擱的東西。――尚–呂克.儂西

讀者是被如此告知的:敘述者「我」拿到了「他們」所寫的故事,而「我」也多少知道一些「他們」的故事。「他們」是誰?四位在法國的臺灣人,兩男(亞銘、博爾)兩女(安娜、菊兒),這些故事則是他們定期聚會寫下的作品。這是「他們」給「我」的禮物;這是「佯裝為作者」(「我」是如此宣稱的)的朱嘉漢的小說《禮物》。小說分兩個部分,前半部是由「我」(必須強調,這個「我」時隱時現,且身分游移)訴說的「四人的故事」,後半部則是「四人的小說殘稿」。精美的包裝才能凸顯送禮者的誠意,因此虛構也要被包裹在虛構之中。

法國製造,製造法國(或,一種「聲音」)

為什麼是法國呢?四個「主角」(更精準的說法或許是「送禮者」)為什麼非得在法國相遇?不只如此,收禮者若是細細賞玩這份禮物的紋理,就會發現諸多「法國製造」的痕跡:透過寫作尋回一段不可能尋回的時光(普魯斯特?)、四人的異鄉人處境(卡繆?)、對於「書寫」本身以及「作者」地位的暴露與探問串連起一系列二十世紀中晚期法國哲學家思考的問題,更不用說「禮物」最直接的參照就是法國社會學家牟斯提出的概念。當然,這個問題也可以是:為什麼不?Pourquoi pas?哪個號稱自己喜歡文學、藝術的人敢承認自己不知道貝克特、莒哈絲、蟄居法國的臺灣詩人與死在法國的臺灣文青?哪個號稱自己關心當代思潮者不會調動傅柯、德勒茲、克莉絲蒂娃、德希達提出的概念充作論述的利器?
對於留學法國的朱嘉漢來說,這個問題或許失去了它本來可以擁有的犀利。「這本小說的醞釀期大部分是在法國的時候,在我留法的時候。」一個理所當然的答案。當進一步解釋,事情又未必這麼簡單。自認「天生缺乏小說語言」的他表示,「如果沒有使用外國語,我可能沒有辦法寫小說。……失語到某種程度,才能找到自己的聲音,文學對我來說就是這樣。」想必卡夫卡與康拉德聽到這番說詞會默默點頭。

然而,若事關「找到自己的聲音」,這難道不牽涉某種選擇性嗎?若一個寫作者在失語後仍具備一定程度的選擇能力,為什麼要選「法語」呢?面對不識相的追問,朱嘉漢說:「我真要回答的話,也只能說是偶然。」他承認自己年少的時候其實沒有被法國文學吸引,反而是日本文學的愛好者,「例如川端康城、三島由紀夫,能找到的作品幾乎都讀了」。真的決定就是法國了,那是在打算出國留學的時候。當時身邊大部分的朋友都會選擇英語系國家,但既然都要出國了,為何不把自己推遠一點?「(這個選擇包含)兩個心態:一、我要偏出去;二、我又對西方文明的中心特別感興趣。」看來事情也沒有如此「偶然」。

中心的異鄉人與不可能的共同/通體

朱嘉漢為了「偏出去」而到達「中心」,小說中的四名男女也是如此,或者為了逃離一段未能善終的戀情,或者渴望擺脫安逸無聊的生活,或者希企在學術上登峰造極,但在中心等著他們(包括朱嘉漢)卻是將他們甩開中心的離心力。不論你法語講得多道地,不論你看過多少大部分法國人都沒看過的法國文學、法國電影,你永遠是位在中心的異鄉人。

什麼是「共同」?如何共同生活?小說前半部可說是四個人物學習共同生活的過程,但別指望這是也無風雨也無晴的「中心」。讀者將發現所謂「共同體」竟是由差異部署,而「共同生活」原來充滿著斷裂、失落與遺憾。再一次地,此處的「離心力」大到我們最終難以辨識「中心」的模樣。兩種模式影響了朱嘉漢的「共同體」:其一是卡繆的《流放與王國》。「王國是有可能的,前提是你被孤獨地放逐。在孤獨的狀態中既不當受害者也不當加害者。」另一個則是大江健三郎。大江的兒子一出生腦部就嚴重畸形,儘管經過手術後活了下來,在成長的過程中仍脫離不了弱視、生長遲緩、語言障礙等問題。父子的共同生活注定了負擔與苦痛,兩人永遠都在處理新的問題,這份「共同」帶領大江思考廣島與沖繩的政治問題,更銘刻在他後來許多小說敘述者的聲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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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節錄,摘錄自《幼獅文藝 12月號/2018 第780期》;作者/幼獅文化,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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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異鄉人
  2. 最後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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