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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洙正  Alex Soojung-Kim Pang

譯/鍾玉玨

我上大學後,對「創意心理學」(psychology of creativity)產生興趣,不過近年來才慢慢正視休息與創意生活的關係,並嚴肅思考休息在創意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當年和妻子在英國劍橋咖啡館消磨冬日夜晚的日子,更是深入鑽研這門課題。當時我以微軟研究院訪問學者的身分在劍橋進行一個研究專案,該專案最後如願出書,書名為《分心不上癮》(The Distraction Addiction)。訪問劍橋期間,我和妻子常在晚飯後挑間咖啡店或小酒館坐坐。坐定後,便拿出一疊紙與兩本書攤在桌上──分別是維金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與約翰.凱(John Kay)《迂迴的力量》(Obliquity)。

在《自己的房間》一書中,吳爾芙比較了教員在財力雄厚古老名校以及在新女子學院執教的生活。結果發現,古老名校提供教員更多出人頭地的機會,這並非因為名校的社會捐款豐沛,而是因為他們的步調更從容、更悠閒:名校提供優渥的研究經費和親切有禮的行政人員,讓教員有足夠的時間,盡情地散步與聊天。在《迂迴的力量》裡,約翰.凱指出,當企業重視工作表現與客戶服務時,業績蒸蒸日上;換了一批全新經營團隊,力推改善財報的系列措施後,企業營收反倒走下坡。約翰.凱主張,將營收擺在第一位的公司較可能出現虧損,不如重視優異的工作表現,而將營收視為附屬品的企業。

這兩本書讓我深入探索第三本書的要義。我把這第三本書視為幸運符,隨身攜帶已久,希望該書作者任職於劍橋期間的成就多少能庇蔭到我,讓我沾沾光。該書的書名是《雙螺旋──DNA結構發現者的青春告白》(The Double Helix),作者詹姆斯.華生(James Watson)在書中透露他和同事法蘭西斯.克瑞克(Francis Crick)發現DNA結構的經過。我閱讀的重點多半擺在競爭與衝突,但吳爾芙點出悠哉自在有利提高產出,加上約翰.凱所謂的迂迴觀,讓我看清自己之前完全忽略的面向。華生與克瑞克並非一天到晚窩在實驗室,他們很多靈感出自於劍橋老鷹酒吧(Eagle pub)的漫長午餐、午後在劍橋散步,以及在書店裡東翻翻西看看。華生和二十世紀幾位天賦過人的科學家儘管較勁得厲害,但他經常參加大型會議、跑到阿爾卑斯山度假、外出打網球。一位跟他同時代的同輩表示,華生有空約會、打網球,因為他是天才。不過吳爾芙與凱的見解不禁讓我思考:華生之所以是天才,也許是他騰出時間約會、打網球。也許,成就斐然得靠迂迴戰術。

該想法蟄伏在我的腦海裡一整個冬天。在劍橋休假研究期間,我和妻子勤奮工作,順利完成許多研究,但傍晚會抽出時間到小酒館坐坐,週日則散步到「果園」茶館,有時速去速回到倫敦逛逛,週末就遠行到愛丁堡、巴斯、牛津。那段時間,工作緊湊又有效率,卻說不上來地從容自在。身為死忠的哈英族,我們在劍橋的日子智識泉湧,我不禁納悶,妻子和我的產出大增是否不只和所在地有關係,也和生活步調息息相關?於是我開始反思,也許我們熟悉的工作與生活方式,還有一些不假思索的想法,對提高生產力的成效並不如預期──諸如無論工作還是生活,永遠離不開網路,吃喝玩樂還老盯著電子郵件的收件匣,週末加班趕工,鄙視度假與遊山玩水等等。

我對同輩領導人與創意人做了調查後發現,自己必須擴大撒網範圍,才能理解休息對高效、高產出生活的重要性。有些領導人的確視壓力與工作過頭為榮譽勳章,炫耀自己每天僅睡幾小時,幾乎不曾請假,並請宣傳人員與公關公司小心呵護他們工作狂的形象,避免外界負面解讀。這些人的所作所為顯示,在當今工作至上的環境裡,大家不假思索,把不間斷的工作視為美德、視為不可與生活切割的必需品,因此就連高居上位的重量級人士也得不眠不休與工作為伍。不管我們認為拚命工作對產能與創意是加分還是減分,我們都被這個框架所左右。

回顧過往,在劍橋休假研修的日子慢慢浮現。之前幾個世紀,重要的作家、科學家、政治人物、企業家分別寫出名作、贏得選舉、掌舵事業,但都找得出充沛的時間定期散步、小睡、週末出遊、放自己數週的長假。許多人年輕時是拚命三郎,上了年紀,抱負絲毫不減,卻懂得放緩步調,培養可長可久的習慣,並結合休息與創意生活。他們必須學著放下工作,好好休息,同時仔細觀察自己工作的模式,找出哪些方式對自己有效。他們敏感地意識到,改變生活作息會影響自己的思考能力。他們在時間表上進行各種實驗,找出自己在哪個時段精神最好、注意力最集中,然後微調作息,找出有助於續待在人生競技場的節奏與習慣。換言之,他們並非各個都是在天才與瘋子之間擺盪的人物,創意來源並非不由自主地被潛意識驅使,不受控制地被激情驅策。他們反倒更像運動員,持續摸索鍛鍊體能的方式,改進賽前的例行訓練項目,同時不忘在飲食下工夫,以便體力更勝他人一籌。

回到過去尋找可以平衡勞逸的範本與樣式,一定會碰到有人跳出來反對,稱今昔大不同,無從比較。相較於今日,百年前的生活相對簡單,讓人分心的誘惑及經濟壓力較小,休閒也受到尊重。當時的人有較多時間休息,今天的人得兼顧家庭與工作、同事與小孩,忙得分身乏術,鮮少有時間留給自己。科技推陳出新,標榜工作可更具彈性,實情卻非如此,反而讓我們被工作綁得動彈不得,一天到晚離不開客戶、同仁、小孩。因為經濟前景不明,我們被迫接受這樣的條件,否則隨時等著被炒魷魚。在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世界,關機熄燈的想法形同生錯了時代(anachronism)。

但我們祖先卻懂得休息,而且無師自通。一百五十年前的維多利亞時期,人民非常清楚時代在變,感受到全球化快速崛起、經濟飛速成長、科學與技術創新一日千里、社會巨變、恐怖分子與意識形態之爭構成新的威脅。拜鐵路、電報、蒸汽引擎等發明之賜,世界更緊密,經濟產能大增,貿易更活絡,新聞也能飛速傳到世界各角落。不過技術也摧毀了地方習俗,打亂村落的傳統節奏,攪亂鄉村生活的步調,破壞原有的安詳靜謐。十九世紀,醫界擔心快節奏的都會生活,以及火車飛馳的速度,恐讓人腦不堪負荷,預言神經方面的疾病將蔚為流行。工會與資方因為工時與工廠作業步調僵持不下;改革人士與心理學家紛紛警告過勞的風險。

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一八九九年的論文〈放鬆的準則〉(Gospel of Relaxation),為工作過度的現象分析把脈。他認為,美國人已習於工作過量,習於「和內在的渴望與期待」為伍,習於在工作時「喘不過氣、繃緊神經」。美國人彷彿把壓力與超時工作當成高級珠寶穿戴在身上:他們內化了很多壞習慣,這些不良習慣「源於社會風氣,受到傳統珍視,是廣受眾人崇拜與讚揚的生活方式」。詹姆斯也點出超時工作對產能根本是適得其反。他說:「若生活過得緊張兮兮、匆匆忙忙,有助於我們做得更多、做得更好,那麼應該找得到繼續這麼做下去的回報與理由,但實情剛好相反。」數個世代之後,效率專家證實了詹姆斯的看法。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工業工程師發現,相較於正常上下班的工廠員工,經年累月超時工作的員工,不僅產能下降,發生高代價失誤或工傷的機率也較高。美國財經記者伯帝‧查爾斯‧富比士(Bertie Charles Forbes,《富比士》雜誌創辦人)寫道,就連「舊時」會趁放假找樂子而非純休閒來鬆弛緊繃神經的士兵,也能透過青年會(YMCA)或美國勞軍聯合組織(United Services Organization)等機構。得到有益健康的休息,在在顯示「休閒娛樂之於效率有多麼必要」。富比士還點出,告捷部隊的經驗顯示,「我們如何打發非工作時間,大幅決定了我們工作時的表現,是稱職抑或不合格。」

換言之,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與憂慮和我們今天的現況差不多。不少人當年費力提升產能,拚命加班,努力加快步調,以便趕上機器與電報網的速度。這樣的人是主流,但有些人選擇打破體制,成為特例,這些人對工作與休息的另類選擇讓他們異軍突起。他們的例子顯示,我們無須被不講人情味的全球性力量箝制,無須過著過勞的生活,我們可以選擇不一樣的方式。

他們的生活形態也透露另一樣東西。休息並非上天賜予的禮物,絕非你把其他事情都做完,最後才輪到休息登場。你若需要休息,就該休息,必須力抗讓自己忙碌的誘惑,不僅騰出時間休息,也要正視休息。你該為休息樹立保護傘,以免外界覬覦,動不動就想搶走它。

歷史殷鑑不遠,在快速變動的時代,具遠大抱負、積極進取的人在功成名就、創作不斷之餘,也能同時過著看似更悠閒、更平衡、更敏銳的生活。不過我們可不可能解釋休息何以這麼重要?能否說明何以搞創意的人休息模式都如此一致?過去二、三十年來,睡眠研究、心理學、神經科學、組織行為學、運動醫學、社會學等領域,提供了大量深入精闢的分析,證明休息這個幕後英雄有多重要,不僅能強化腦部、提高學習、活絡靈感,也能保持創新長久不墜。這類研究不僅廣泛證明了休息的價值,也凸顯不同的休息形式如何和工作結合,陪你走完一天乃至一輩子。研究也透露,何以有些休息會刺激我們的創意,有些休息則有助於恢復創作的能量。這類研究告訴我們,白天小憩恢復體力、戶外長走刺激腦袋深思、揮汗激烈運動、外出度長假等,不但不會降低產能、干擾工作,反而提高動腦人士的工作效率。

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工作與休息的關係,承認兩者緊密連結,並重新定義休息的角色:找出它為何能刺激創意、提高產能。我們不該認為休息不過是滿足生理需求,因此不得不為;而是把它視為機會。適當地止步、休息對創意而言,不是虛耗而是投資。

※ 本文摘自《用心休息》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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