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著要真誠待人，就在這個瞬間，真誠離我們而去

文／艾瑞克．卡普蘭；譯／吳妍儀

在我們對理論邏輯的討論中，我論證過，對於某些我們在乎的事情，我們的心靈基本上是在自我對抗，而邏輯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邏輯只是把問題形式化而已。當我們靠知性闡述一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失去很多來自非知性功能、有潛在幫助的資訊：也就是來自我們的身體、想像力與情緒的資訊。

不過這些就只是故事而已。這些故事訴諸於我們的想像與我們的情緒，但也許我們作為死硬派理性主義者的工作，就是要忽略它們，就好像我們也忽略廣告的訴求。廣告告訴我們很迷人的故事：有人用了正確的除臭劑，就被美豔絕倫的女人們撲倒，不過曾經受過《瘋狂》（Mad）諷刺雜誌薰陶的人，就知道要怎麼抵抗這些廣告。而要是實用理性是我們可以重重把腳踩上去的可靠道路，這會是個好主意。然而，就像理論理性有它的悖論，會害你掉進困惑漩渦的活門，實用理性也有。

其中一個像這樣的悖論叫紐康悖論（Newcomb’s paradox），是我的布魯克林區同鄉，羅伯．諾齊克（Robert Nozick）在一九六〇年代炒熱的，內容如下。在紐康悖論中，一位有錢的怪咖精神病學家，咱們就叫他金錢醫生吧，邀請你參與一個有很大賺錢潛力的心理學實驗，在他的心理學實驗室／城堡裡舉辦。第一天，金錢醫生要你做非常精確的心理學測試，填問卷、腦部掃描等等。第二天，他帶著你到一個房間門邊，房間裡有兩個一模一樣的密封盒子。在你進入房間之前，你必須宣布你的選擇：你不是打開一個盒子，就是兩個都開。金錢醫生在第一天晚上就決定好這組盒子裡的內容了。不管你說什麼，都不會改變已經在盒子裡的東西。你可以留下你打開的盒子裡的任何東西。

從表面上看，你的行動似乎很簡單——選擇打開兩個盒子，然後拿走兩個盒子裡面的獎金。不過有個困難讓這個安排成了悖論。

金錢醫生在第一天，也就是昨天在你身上進行的測試，測的是受試者第二天會開一個盒子還是兩個盒子，而這些測試是百分之百準確的。金錢醫生基於他對你的認識，會這樣做：如果他判斷你是會打開兩個盒子的那種人，他就會在每個盒子裡各放一張平整的十塊錢鈔票。如果他判斷你是會選擇只隨機打開一個盒子的那種人，他就會在一個盒子裡面放一兆元現金，另一個盒子裡什麼都不會放。

現在你怎麼辦？彩券交易的價值，是以報酬的大小與取得報酬的可能性來決定。所以有二分之一機會贏得十元有什麼價值？五元。有十分之一機會贏得一百元彩券的價值呢？對，十元。而有二分之一機會贏得一兆元，價值正是五千億元，足夠讓愛爾蘭全國喝兩百五十年啤酒！那遠比你打開兩個盒子肯定會得到的二十塊錢多上太多了。這筆錢已經在那裡了，從昨天就放在那邊，你今天做的任何事都不會改變已經發生的事。接下來的這個推論路線似乎是有效的：

（a）宣布你選擇只開一個盒子。如果你宣布了這個選擇，事實是你就是那種只會開一個盒子的人。你知道金錢醫生對於你是哪種人有精確觀念，所以他知道你昨天是哪種人，所以選擇打開一個盒子，你就有一筆價值五千億的交易。

（b）宣布你選擇開兩個盒子，因為在這兩個盒子裡的不管是什麼，都已經在裡面了，你現在做什麼都改變不了過去。既然錢已經在那裡了，你應該採取比較好的行動，兩個盒子裡總是會有比一個盒子裡更多的錢。

這個悖論似乎是來自於有兩種同樣有效的方式，可以看待你的選擇——把你的選擇看成是自由的，那麼就指向選擇 b，如果視之為精神病學家已經預知的，這就指向選擇 a。

心靈似乎在看待這個選擇的兩種方式之間來回彈跳。

我們檢視邏輯的時候，碰上悖論造成的問題，心靈在看待一個處境的兩種不相容方式之間來回穿梭。紐康悖論則讓我們夾在看待一個決定的兩種方式之間。

我們可以照著同樣的路線產生其他的悖論：

如果你知道你減肥時總是只減掉你想的一半重量，而假定你想減十磅的話，你應該想要減幾磅？在這個悖論裡，心靈在下面的選擇之間來回穿梭：

（a）二十磅。你知道你總是只成功達到目標值的一半，所以你應該想減你想要的兩倍數量。
（b）十磅，因為那是你想減的重量啊！

有個相關議題是自我挫敗與自我實現的預言。人會付一堆錢給勵志教練，讓教練告訴他們：「你做得到的！」為什麼？因為這是真的，如果你認為你做得到，你就比較有機會做得到。咱們就說你正好設法要存錢，好讓你負擔得起跟一位勵志演講家共度一星期。下面哪一項正確？

（a）你應該相信你可以存到這筆錢，因為這樣你就會成功存到這筆錢，而且你將能夠去找那個勵志演講家。
（b）你應該相信你存不到這筆錢，因為如果你相信你存得到這筆錢，你就不會去找那個勵志演講家了，因為你會認為你不需要。
或者是
（c）你應該相信你可以存到這筆錢，因為如果這樣奏效了，你將會發現你根本不需要去找那個勵志演講家了。你可以激勵你自己。

這很難說！那表示實用理性是個爛點子嗎？呃，也許吧，雖然這些狀況是很不尋常啦。有可能是這樣，整體來說，我們可以堅守理性選擇，當成我們過活的一種方式，然後就避開棘手問題。

呃，好。所以我們想要避開的某些棘手問題是？

一個是禮物。當我們在談論〈東方三博士的禮物〉時，我們注意到一份禮物不只是把某種經濟資產從某一方轉移到另一方的行為——那樣就只是付款。這個問題之所以棘手的原因是：現在我們該怎麼看待這個想法呢？如果我們計畫送出一個對方不想要的禮物，那這就是個爛禮物。這個想法很重要，但如果我們去購物時暗自想著，「我買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正確的想法」，此刻就因為這個事實，我們的想法就不再正確了！只有在我們放棄嘗試要當洗心革面的施顧己、〈東方三博士的禮物〉裡的夫婦或者耶穌基督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像他們一樣。當我們設法要理性思考送禮行為的時候，我們就涉入了另外一種震盪、彈跳的心靈狀態——我們想著我們不該想這個，而我們也不應該想那個。

這實在太煩人了，煩到我可能想請你原諒我拿這種事來煩你！說到這個，在運用實用理性時，寬恕也是個棘手玩意。如果我弄斷你的腳趾，然後要求寬恕，你也寬恕了，這是很美的一件事。如果我暗自想道：「我要弄斷你的腳趾，因為事後只要請你原諒我就好，而且我會得到原諒。」然後我就放手做了，這整件事情就越線了，你會覺得被操縱了，而不想原諒我。不過要是我知道你是個非常容易寬恕的人，寬恕永遠都是個選項呢？我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強迫我自己忘記這個事實，這樣我才不會佔你便宜！要不然，如果我被逼到牆角，而且唯一的出路就是弄斷腳趾，這時候我永遠都會選擇弄斷你的腳趾，而不是你哥哥（他有仇必報）的腳趾，這樣根本不公平！

如果我對於寬恕的潛在可能想太多，我就失去這件事情（身為有能力互相寬恕的人類之一）美好的一面了。如果我藉著思考誰會寬恕我跟誰不會這麼做，來設法讓自己得到最大效益，我實際上是在傷害自己。

這個悖論出現在敵手和解的時候。對我來說，放下我的槍會是很好的事情，不管是字面意義上的槍，還是直接針對我自己同胞的口號宣傳之槍。如果我真誠回應來自我敵手的善意姿態，那麼我可能就會解除自己的武裝。不過如果我認為你的善意姿態，是算計好要讓我放下槍，好讓你可以開始射我，那我就不會放下槍——就算我們兩個都渴望和平。

所以送禮物是很難理解的。寬恕是很難理解的。某種對人生的開放性也是。我在好萊塢工作，而以下情節在此以某種固定頻率出現：一個心胸開放、易受傷害、誠懇而有創意的人，喜歡唱歌、說笑話或講故事，所以決定以此維生，就搬到洛杉磯，而在這裡他或她被別人欺騙，然後被接下來遇到的五十個人剝削。在這時候，這個人開始變得有戒心，而如果你很有戒心，就很難讓自己有創意、並且跟其他人形成夥伴關係，因為一開始讓你成為藝術家的東西，就是讓自己保持開放與脆弱的意願。這就是為什麼人類應該跟他們高中時代的朋友或者我一起工作，因為我人很好。但沒有這麼做的話，你就是處於一種困境：你想要保持天真，這樣才能沒有戒心又有創意，但你沒有辦法靠著決定如此來達成目標，因為那樣就一點都不天真了。

另一個想了以後很難不搖擺不定的棘手之事，就是情緒。多的是理由說明為何我可能想要感覺並表達真誠的情緒。這樣能幫助我擁有人際關係。這樣感覺很好。這樣對我的健康很好。不過我無法靠著算計來得到真誠的情緒，因為從定義上來說，真誠的激情是未經算計的，也不是裝出來的。如果我在一本健康雜誌裡讀到說，一天有三次自發的捧腹大笑很好，然後就坐下來設法大笑，這樣不會奏效，因為我太認真了。我們無法靠著計畫來讓自己大笑。純粹算計的人生會是死氣沉沉的人生，沒有笑聲的樂趣；順便一提，或許也沒有淚水的釋放。

一個有趣的理論主張，憤怒演化出來的一個理由是，這讓我們脫離接下來的理性選擇兩難。假設我被某個比我更強大的人霸凌了。咱們就毫無理由地把他命名為吉米．托斯坎諾吧。如果我們兩個都很理性，我們也都知道這點，吉米．托斯坎諾沒有理由怕我。吉米．托斯坎諾知道的是，我知道他比我強，所以如果要打架，我很有可能被打爆，所以身為理性之人，我不會開戰。如果一個像吉米．托斯坎諾這樣的惡霸知道我永遠不會開打，對我來說是個壞消息。我永遠沒機會吃到我的午餐。然而如果我夠憤怒，我就會停止思考，就這樣攻擊他，去他的後果。所以如果他知道我能夠發怒，比起要對付一個超級理性的小宅男，他必須多控制一下他的霸凌行為。然而這招要奏效，這種憤怒就必須是真的。如果吉米．托斯坎諾知道的是，我知道生氣是個好主意，因為這樣會讓他比較認真看待我（他之所以知道，或許是因為他看到我在讀一篇文章，內容是憤怒的演化生物學，而且還有別人解釋給他聽那是啥意思），那麼他就會抓住我跟我那本講憤怒的書，然後把我們兩個一起塞進垃圾桶。我會一直都是好欺負的宅宅，但這個宅宅有個憤怒理論就是了。我需要真的發怒，而不是因為我認為這是好主意而發怒。

另一個跟激情密切相關的觀念是承諾，因為激情帶著我們脫離自己，並且導致我們跟另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產生帶有承諾的關係。被情緒龍捲風捲走，感覺也很讚。但我想得到激情與承諾的話，不能靠著決定我要來點激情與承諾，就把這兩樣東西當成希爾頓飯店吃到飽自助餐的培根與蛋一樣，放到我餐盤裡，因為接受我承諾的人理所當然會擔憂，我為了某個理由而給予的東西，會在理由改變時收回。理由與思維比承諾更容易改變，而且容易得多。就算承諾是我可以用想的說服自己進入的東西，這也不該是我用想的說服自己去做的事情，這樣就不是承諾了，而是個假貨。這是最糟的！這就像是寫了一封不誠懇的情書。

很快這就回到我們先前的討論，對生命與創意的開放性。創意是對我自己的熱情承諾，或者也可能是對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我經歷過的經驗之流的熱情承諾。只要我們堅持複製某種過去曾經奏效的東西，我們就不是在發揮創意了：我們是在剽竊過去的自己。所以，如果我們算計過某件事情可能會是創意上很好的一步，我們的創造性生產可以用上多一點點這個或者少一點點那個，那麼根據定義，我們就不再是有創意的了。我不想只是在我身為作家的工作上有創意，我也想在我的生活中也很新鮮、有創意又有自發性。但如果我暗自想道：「現在咱們來自發一下吧，」那麼根據定義，我就不再有自發性了。

另一個讓心靈在不同立場之間來回彈跳的觀念是信仰。咱們就說我想相信上帝（或者相信未來合乎正義的社會或者相信我的同胞性本善），因為我厭倦了為無意義的宇宙（或者不正義社會或者人性有多爛）而沮喪。我甚至相信，如果我有信仰，我就能移山倒海、創造奇蹟——因為我不會一直懷疑我的行為。如果我相信我相信上帝的理由是因為我想這樣，而不是因為祂存在，那我就不是信祂了。我必須相信，我信祂的理由是因為祂存在。

在人生中，我們有時靠著替過去有的東西增加一點點來成長。我們的木工技術好到可以做出一個書架，接著又好到可以做張椅子。然而有時候，我們成長是靠著做出極端的轉變。我們很擅長木工，然後又領悟到我們的全部木工技術只是很空洞的勝利，我們就衝到衣索比亞去服務窮人了。

我們在孩提時代把我們的人生都想好了，然後砰！青春期來啦，徹底顛覆了對我們來說要以什麼為重。我們把我們夫婦的人生都想好了，然後砰！我們有了個孩子，一切都炸掉了。以一個文化來說，我們用牛頓物理學來工作，做得好好的，然後轟！愛因斯坦來了，就像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常被印在 T 恤上的那句名言，「推翻主流典範」。我困在我小小的公寓裡排列我的娃娃，然後你來了，就讓我自由了。

治療、教育還有典範轉移，並沒有答應直接把我們要的東西給我們，它們承諾的是要改變我們想要什麼，然後重新排列我們的優先順序。我們可能會替這些事做計畫，但計畫中的東西並不是我們得到的東西。我們對自己施展先上鉤後調包的詐術，承諾自己要逐漸改變，卻給自己一場革命。只有到革命之後，我們變成的那個新人才能回顧，才能理解這是怎麼回事。

註釋

[1]聖經裡這樣寫。

[2]譯註：也許是巧合吧，但《宅男行不行》第二季、第三季的製作顧問兼編劇剛好也叫這名字呢。

※ 本文摘自《哲學大爆炸：《宅男行不行》天才編劇，帶你來一場很鬧的人生哲學調查》，原篇名為〈不當傻瓜的科學〉，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