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文;譯/王小娥、謝昉

任何人追溯政治思想的源頭時,都會被十八世紀後半葉的重要性和動盪多事深深震撼。一七七○到一八○○年期間,至今仍左右我們政治生活的關鍵概念、術語、派別和爭論,以迅猛之勢不斷湧現。

這是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的時代。很久以來,我們已經不知不覺深陷這樣的習慣:認為那個時代的政治哲學和一幕幕戲劇般的事件,源於這些具有不朽意義的革命巨變。美國獨立戰爭是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殖民地抗爭,催生了一個由信念凝聚起來的國家,體現了啟蒙運動的理想。而法國大革命則是一種急切的現代訴求──透過哲學原則指引下的不屈政治行動來實現社會進步。這些革命的嚴峻考驗,鍛造了現代政治的框架。許多人如是說。

這種陳詞濫調當然沒什麼大錯,但有失偏頗,或者說,可能只是間接得出的真相。事實上,在十八世紀後半葉,英美爆發了一場有關近代自由主義意義的大辯論。這一爭論自此搭建起英美政治生活的框架,到如今已經成為人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佔據的比例愈來愈大。美國獨立戰爭是這一爭論的具體表現,法國大革命使其進一步加劇,但這一爭論在兩者爆發之前就已存在,而在它們結束之後依然存在很長時間。美國的建國理想得到某些政治家兼革命家的支持,但他們並不能就這些理想的實際意義達成共識。沒過多久,分歧就浮出檯面,將這個新生共和國的政治劃分為截然不同的陣營,許多方面一直延續到現在。與此同時,在法國實際參與革命的各方:雅各賓派(Jacobins)和吉倫特派(Girondists)、君主制擁護者和貴族,在當代政治中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等同對象。但是,參與英美有關法國大革命激烈辯論的各方──一方要求公正、一方要求秩序,或者說一方代表進步、一方代表保守──與現在許多自由民主國家,包括美國政治的各派一脈相承。在兩種情形之下,十八世紀後半葉參與大辯論的各派鮮明地預示,我們這個時代左右派別劃分的關鍵要素。他們之間的爭論不僅僅與美國獨立戰爭或法國大革命的承諾和危險相關,也暴露出自由主義內部的分歧,所以延續至今,而這種分歧一直都很明顯。

在那個時代,沒人能完美地代表大辯論的兩大派別,但柏克和潘恩可能最為合適。柏克是出生於愛爾蘭的政治家、作家,富於真知灼見,而且有著無與倫比的天賦,將見解用政治辭令表達出來。在那個時代,柏克是英國憲法傳統最忠誠且最能幹的捍衛者。就其所在國家的制度而言,他是一個耐心且循序漸進的改革者,還是最早對英國政治中表現出來的法國大革命激進主義展開批評的人之一,而且當之無愧是最犀利、最卓有成效的批評者。

潘恩出生於英國,後移民到美國,成為支持殖民地獨立事業最雄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後來,隨著法國革命的醞釀,他生活在巴黎和倫敦,以評論家和活動家的身分成為法國革命事業頗具影響力的支持者。作為一名演說大師,潘恩深信啟蒙運動自由主義的潛力,相信它可以透過打倒腐敗和專制政權並代之以為人民負責的政府,推動正義與和平事業的發展。他才華橫溢,充滿激情,不遺餘力地宣導自由與平等。

這兩個人,既有思想又不吝於行動,既善於運用影響力強大的政治辭令,又抱定既定原則致力於某項事業。在那個時代的辯論中,他們都不僅看到引發辯論的那些事件的細枝末節。他們彼此認識,碰過幾次面,互相通信,並公開回應對方發表的作品。他們在私底下或公共場合關於法國大革命的爭論,被視為「可能是有史以來用英語進行的最為重要的意識形態之爭」[1]。但是,巨大的分歧遠不僅限於他們的直接對峙。他們會就自由民主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幾個問題,發表不同的看法。當然,我們無法從柏克與潘恩之間的辯論中窺見那個時代辯論的全貌,但細心審視兩人的觀點,我們能更好地理解那些重要的問題。有關他們分歧的精確術語和事物(尤其是與法國大革命不相關的部分)的研究如此之少,頗讓人吃驚。

本書旨在研究柏克與潘恩的分歧,並從中學習與他們那個時代及我們當代政治相關的內容。本書的切入點不僅是他們對法國大革命的爭論,還包括兩人的作品及通信,以此探究柏克與潘恩辯論的主題,剖析他們對歷史、自然、社會、理性、政治制度、自由、平等、權力等關鍵問題的看法,挖掘他們各自理解政治生活的前提。我們將發現,柏克和潘恩對社會及政治特徵的立場條理清楚,而且在極大程度上前後一致,彼此對照可以更清楚地闡明兩人的觀點。透過本書,我們將發現柏克和潘恩兩人觀點雖然不同,但是透過針對政治生活那一特定時期權威意識形態的分歧而彼此關聯,這一分歧絕不僅是一場有關傳統與進步的簡單爭論。

柏克改進保守主義和潘恩恢復進步主義的努力都比表面上看起來更複雜,更為一致。認真思考兩者,就能弄清我們當前辯論中的術語,尤其是我們政治當中最基本的分界線。柏克和潘恩將向我們展示,進步派人士和保守主義者之間的界線,確實將兩類自由主義者和兩種對自由社會截然不同的設想劃分開來。[2]

要從這兩個深陷日常政治之人的筆下或口中尋找哲學觀點,似乎有些奇怪。通常來說,政治活動家不會同時還是政治理論家。在柏克和潘恩那個時代,這樣的活動家要常見一些。當時在英美兩國,我們會遇到一些像哲學家一樣寫作和思考的政治家,但即使在那個年代,這些人也比較罕見。柏克和潘恩幾乎所有的宣傳手冊、演講稿、信件和書籍背後,都存在一些直接的政治目的,他們更為宏大的爭論也是如此。在接下來幾個世紀,研究兩人觀點的學者就一些非常基本的問題爭論不休。

以柏克的情況而言,主要問題在於終其一生是否觀點一致,或者法國大革命有沒有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他。如我們所見,在柏克頭二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支援各類改革,改革對象包括英國政府財政、對待宗教少數派的方式、貿易政策。他花了很多時間抵抗英國政界存在已久的惰性。法國革命之後,柏克關心的事情可能輸入英國,他畢竟是英國政治傳統的堅定捍衛者。

他竭力反對一切旨在削弱君主和貴族政權的努力,並警告大家提防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比如爭取更大民主化的措施),因為它們可能會讓這個國家偏離長久以來的政治傳統。因此,人們有時會指責他改變了自己最基本的觀點,與黨內的同志和朋友為敵。在他有生之年都能聽到這樣的指責(來自潘恩還有其他人),柏克的一些傳記作者和分析人士也一直重複這樣的論調。

但是,如果忽略掉他既想改革又想護衛英國政治傳統時發表的言論,那麼他早期及晚些時候的觀點並不應該受到那樣的指責。在那些言論中,柏克總是想在穩定和改變之間找到一個平衡,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尋找是柏克政治理想的核心。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書的結語中,柏克清楚地預見這種迎面而來的矛盾,他將自己描述成這樣一個人:「希望維持一致性,但會透過改變方法以達成目的的途徑來實現。當他駕駛的船因為超載向某一側傾斜,平衡狀態被打破,他就會給船加上一點理性的力量,好使其維持平衡。」[3]

*譯注:本書所引《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的內容,均出自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法國革命論》(何兆武、許振洲、彭剛譯),部分內容略有修改。

考慮到柏克在他整個詭譎多變的政治生涯中支援的各種事業及觀點,用這樣的畫面來描述他是恰如其分:面對各種威脅,一個男人努力維持所駕船隻的平衡;或者說,面對眾多難題,維持他所在國家的平衡。當英國憲法的部分內容威脅到整體的實施時,他是一名改革派。但是,當情況變得似乎如同布羅姆維奇(David Bromwich)所說:「革命是改革的終極敵人」[4],他又成了保守派。對柏克而言,平衡不是一種停滯不變的狀態,而是有關變化與改革,或者更廣泛而言,有關政治生活的思維方式。我們將發現,這是他政治思想中的一個關鍵比喻。

至於潘恩,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將研究他的學者劃分為不同陣營:潘恩到底是一位政治思想家,還是僅僅是一個情緒特別激昂的小冊子作者和煽動者?潘恩的修辭水準是無可挑剔,他的嚴肅認真──具有實質意義的政治觀點的爭論──有時也會讓他受到質疑。他那個時代的批評家認為他是一個瘋狂的口號創作者,或如柏克所言,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5]。從那時起,有些學者一再指責潘恩為自己挑起的話題火上澆油,並沒有貢獻有見地的想法。

但是,這樣的指責通常帶著顯而易見的勢利。指責他的都是政治對手,認為潘恩的政治哲學不夠嚴肅,從而認為他的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不符合對博學的哲學家描述的人──也不夠嚴肅。當然,潘恩不是博學的知識分子,這一點跟柏克不一樣。潘恩幾乎沒受過什麼正規教育,他浸淫西方哲學傳統的方法也帶有一點自學者的隨心所欲。他給我們這樣一種印象:潘恩自詡在他多年的寫作生涯中,「從不讀書,也沒有研究其他人的意見,只想自己所想」[6],這讓他得到一種惡作劇般的快樂。[潘恩的朋友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多次挖苦地稱贊他「所思所想多過他讀過的書」。][7]在潘恩的作品中,明顯沒有直接提及過去那些偉大的思想家,也沒有廣泛或深入討論柏克可以誇口的務實政治。

潘恩在美國獨立戰爭以及在英語世界對法國大革命的回應中佔有非同尋常的地位,這絕非偶然,也不僅是因為時機好或文章寫得好。與此相反,潘恩擅用修辭,這源於他有能力讓沒怎麼受過教育的讀者接觸到深刻的哲學問題,並讓這些問題顯得急迫而緊張,很少有政治思想家能做到這一點。在潘恩看來,政治是由原則推動的,他認為政治體系必須對應理想的哲學目標,尤其是平等與自由。所有的政治制度不論體制多健全,結構多宏大,根基多深厚,衡量標準都應該是它們在推動人類的這些基本權益方面的成效。因此,政治原則及其在政治行動中的實例是潘恩學說的關鍵所在。與柏克相比,這一點在他的寫作特色中更為突出。在一封寫於一八○六年的信件中,潘恩是這樣描述自己:「在我所有的政治著作中,從第一本發表的作品《常識》(Common Sense)開始,我的動機和目的就是將人們從暴政以及政府不公正的制度和原則中解救出來,讓他們得到自由,並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政府。」[8]潘恩一直在探尋構成政治生活的理論和思想,認為只有理論和思想正確的政府才能聲稱自己是合法的。

正因為柏克和潘恩既是政治思想家又是行動家,他們之間的爭論為我們探尋政治秩序的起源開啟了一扇視窗。因為他們,我們得以看清在激烈的政治辯論中所提出的主張,是如何同哲學家在平靜的書房中所提出的主張關聯起來。因為他們,我們得以瞭解在日常政治生活中,那些浮於表面的分歧是如何形成。

柏克聽到別人說應該把他和潘恩放在一起來理解總是很生氣,他曾在寫給朋友艾略特(William Elliott)的信中抱怨這種讓他大傷腦筋的說法:「公民潘恩,他們總說那個傢伙和我攪在一起。」[9]儘管潘恩和柏克互看不順眼,但是把他們視為對手可能才是理解他們的最佳方式。他們就像我們政治辯論中的兩大政黨一樣,時至今日仍然一起出現。那麼,就讓我們將他們放在一起,看看能從他們那裡學到哪些同那個時代及我們這個時代相關的東西。

註釋

[1] Copeland, Our Eminent Friend Edmund Burke, 148.

[2] 我們將會發現,因為自由(liberal)這個詞本身在柏克和潘恩之間存在很大的爭議,所以當它出現在本書中的時候,意思通常會有所變化。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enlightenment liberalism)指許多英國輝格黨人思想核心的政治觀點(源於洛克,並得到他之後的那些知識分子的進一步推敲,有時還會有所改變)。但是還存在一些重大的區別,這個詞還指美國和法國的許多革命者心中的理想──尤其是經過被統治者的許可建立起來的政府,以及政治團體最基本的天賦人權原則。激進的自由主義(radical liberalism)描述的是這種應對政治的方法更為極端例子──堅決要求一個完全共和形式的政府並接受推翻君主政體的想法。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只在本書中出現一次,描述的是一種更加溫和的自由主義,它深受英國反對法國大革命的立場以及柏克的影響。在最後的總結中,我還使用了保守自由主義(conservative liberalism)來描述柏克政治思想中的一個要素,柏克將自由主義視為英國法律和政治傳統的一項實際成就,而不是一項發現──發現了那些理應用來衡量這些傳統(及其他)的原則。這些定義會在後面章節中得到進一步的推敲,但是這些詞當然只是簡略的表達形式,多少帶有時代錯誤的印記(自由在柏克和潘恩的那個時代很常用,但自由主義則直到十九世紀二○年代才出現)。但是,這些詞在本書中的含義和現代學者針對那個時代的研究中所賦予的含義是一樣的。

[3] Edmund Burke,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ed. Paul Langfor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hereinafter cited as Burke, Writings), 8: 293. 這部合集在完成之後將包括所有可以收集得到的柏克的演講和作品,私人信件除外。這部合集還有重要的兩卷沒有出版,因此柏克大量的作品,尤其是十八世紀九○年代的作品,將引自其他合集。

[4] Burke, On Empire, Liberty, and Reform: Speeches and Letters of Edmund Burke, 11.

[5] Edmund Burke, The Correspondence of Edmund Burke, ed. Thomas Cope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hereinafter cited as Burke, Correspondence), 6: 303.這部合集收錄了柏克現存的所有私人信件。

[6] Thomas Pain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ed. Daniel Wheeler(New York: Vincent Parke & Company, 1915) (hereinafter cited as Paine, Writings), 5: 18n. 這部十卷本的合集收錄了潘恩所有的出版作品和大量的私人信件。除非另有說明,對潘恩作品的所有引用都出自這部合集。在少數情況下,如果引用的信件只有其他合集(較之這部合集,收錄的其他作品不完整)收錄,會另作說明。

[7] Jefferson,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207.

[8] Thomas Paine,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2: 1480.

[9] Burke, Writings, 9: 31.

※ 本文摘自《大辯論》導論,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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