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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彥;譯/廖彥博、廖珮杏

在中國,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們在社會中受盡折磨,帶著疑惑,轉而在宗教裡尋求解答,而教義信仰帶給他們的慰藉,是他們周遭這個極度世俗化的社會環境所無法提供的。他們想要知道,除了唯物論之外,生命到底還有什麼別的意義,怎樣才能算是美好的人生?就像一位我為了本書寫作而採訪的人對我說道:「我們本來以為日子過得不開心,是因為窮。但是現在有很多人都有錢了,我們卻還是不快樂。後來我們明白自己失去了什麼,那就是精神生活。」[1]

最使人驚訝的是,這種對精神生活的探索居然發生在中國的腹心地帶,也就是北從北京、南到香港,東起上海、西迄成都,中間這一片廣袤寬闊的土地上。這片土地通常被稱作「中國內地」(China proper),兩千五百多年以來一直是中華文明與中國文化的搖籃,是這個國度的詩人與哲人的誕生地,是史上著名戰爭和政變上演的舞台,是小說和戲劇設定的場景,也是最神聖的神山聖廟的發祥地。這裡是中華文明誕生與茁壯繁榮的地方,至今也依然是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生活聚焦的重心所在。長久以來,我們知道中國的少數民族(尤其是西藏人和維吾爾人)相當重視宗教信仰,有時候宗教還被當作是他們抵抗國家壓迫的工具。但現在我們在中國境內的一個族群當中,發現了類似、甚至程度更為強大的對精神心靈的渴求,而這個種族構成了全國百分之九十一的人口。這種對意義和價值的探索,並不是少數民族的慰藉,而是來自於最受惠於中國近年來經濟起飛的族群。這就是為什麼本書將討論的重點聚焦在華人,他們也被稱為漢族。他們主導了中國的經濟、政治以及精神生活;他們所走過的路,無論是好是壞,都是中國經歷的旅程。

不是所有的人都從精神層面來看待這種探索。批評政府的人士,通常將其視為全然的政治議題:國家需要以更好的治理與法律來消除社會的弊病。體制內倡議改革的人士,卻以更技術層面的角度來檢視,他們認為行政體系架構如果能夠進行改良、並且提供較好的服務,將可緩解民眾的冷漠與憤怒。

不過,大多數的中國人卻以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誠然,中國需要更良善完備的法律與制度,但也同樣需要一個道德上的指南。由於中國歷史與傳統的緣故,這種想要全面依靠道德力量的憧憬尤其強烈。幾千年以來,中國社會一直因為一個觀念而凝聚在一起,這個觀念認為,光是憑藉法律,無法使人民團結一致。不但如此,像孔子這樣的哲學家也主張,社會也需要共同的價值觀。大多數的中國人至今仍然抱持這種看法。對於很多人來說,答案就是參與某種形式的心靈實踐:一個宗教、一種生活方式、一種道德修行的形式──這些事物能夠讓人們的生命變得更富有意義,而且能促進社會的變化。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心靈精神的復甦,其規模有如十九世紀美國的「大覺醒」(Great Awakening)宗教運動。有如一個半世紀之前那樣,這個發展中的國家,現在正因為劇烈的社會與經濟變遷而徬徨不安。人們湧入新而疏離的城市,在這樣的城市中,他們既沒有朋友,平日生活也沒有互相關懷的力量。宗教與信仰向各個地方的每一個人提供了審視下面這些古老問題的途徑,人們始終都殫精竭慮地回答這些問題:我們為何在這裡?什麼才能讓我們真正感到快樂?從個人到社群乃至於國家,我們該如何安身立命?什麼才是我們的靈魂?

為了明白這種心靈精神上的不安騷動,我們必須先做一番回溯,才能了解其起因根源──動盪的源頭起自一場足堪列名世界歷史上幾次規模最大的反宗教運動,幾乎中國境內的所有主要宗教信仰,包括佛教、基督教、道教、民間信仰以及伊斯蘭教等,全都受到這場運動波及。由於中國已經受到共產黨的統治很長一段時間,這場反宗教運動,看來頗像是無神論的共產黨人攻擊宗教的典型案例,在某種程度上確實也是。不過,實際上這場運動卻並非起自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奪取天下之時,而是開始於中共建國一個世紀之前,中國的傳統文明自那時起開始逐漸分崩離析。

傳統文明的土崩瓦解,起因於一場信心危機。自有歷史記載以來,中國在大多數的時間裡都是鄰近諸國的領導者。有些鄰邦可能在武力上勝過中國,尤其是北方的幾個遊牧民族,例如匈奴、蒙古、以及滿洲人等。但是即使是這些民族佔盡優勢、征服中國之時,中國人也很少懷疑自身文明的高明優越。中國人通常會自我批判,但是仍舊相信他們的生活方式遠比鄰邦高明。

當中國與西方遭遇之後,這種文化自信產生嚴重的動搖。從一八三九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遭遇一連串的軍事挫敗。朝廷當權者最初並不憂慮,認為只要改良技術,尤其是兵器、船艦以及火炮,就可以扳回劣勢。但是等到中國迭番喪師失地,人們心中的危機感陡然而生。此時中國人開始環顧世界局勢,見到西方如何瓜分美、非兩大洲,並且征服印度。中國會是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嗎?

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有愈來愈多的中國人開始相信,國家真正所需要的,絕不只是表面淺層的變革而已。他們體認到,中國欠缺現代科學、工程技術、教育、公共衛生和進步的農耕技法。上述這些事物全都來自另一個組織結構與中國截然不同的社會,而科學乃是那個社會主要的基礎。隨著危機日漸加深,愈來愈多激烈的想法在人們的腦海裡生根。中國不只亟需新的政策,或甚至是新的朝代。中國迫切需要的,是罷黜皇帝,推翻現行運作的整個政治體系。而這就意味著要摧毀現行體制最重要的支柱,也就是宗教體系。

為什麼是宗教?難道中國不能只是改革其學校、使經濟現代化,而非得摧毀傳統宗教信仰不可嗎?在今天,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強權,而國內的各種傳統宗教也相當普遍,兩者看來似乎並不矛盾。但是宗教在昔日傳統中國社會裡扮演的角色,卻與今日大相逕庭,當中有些事物,直到現在我們才開始能夠理解。在過去的數十年間,學者們認為中國的各宗教在某種程度上頗類似於「亞伯拉罕一神諸教」(Abrahamic Faiths,譯按:即給予《舊約聖經》中先知亞伯拉罕崇高地位的三個一神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只不過在中國,取代基督教、猶太教或伊斯蘭教的,是佛教、道教和儒教。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實際上,中國的宗教有如歷史學者楊慶堃所稱,乃是「瀰漫」在整個社會之中。[2]

中國的宗教不是僅次於世俗社會的另一個國家柱石,也不能按照世界上其他宗教組織活動的標準來定義:例如你每星期一到兩次,到某個特定地點,在某部特定聖典的導引之下從事禮拜活動。中國的宗教很少鑽研神學,幾乎沒有神職人員,也很少有固定舉行崇拜的場所。不過,這並不表示中國的宗教意識是淡薄虛弱的。相反的,它延伸傳播到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有如一層包膜,將整個社會兜攏在一起。

舉例來說,人們的日常工作就帶有宗教意識。幾乎每項職業都有各自尊崇的神祇:木匠以發明許多木工藝及建築技術的歷史人物魯班為祖師爺;練武之人尊祀關公或猴王孫悟空;懸壺濟世的醫者祭祀華佗,他是三世紀時執行腦部外科手術的先驅;在海上討生活的水手則祭拜女神媽祖。[3]這樣的清單可以無止境的繼續列下去:染工、釀酒人、裁縫匠、樂器工匠、樂師和梨園伶人、廚師、理髮匠,甚至是職業說書人,都有各自崇祀的神祇;一九二○年代,在一份對北京二十八個手工業行會進行的調查裡顯示,只有四個行會沒有祭祀祖師爺的習俗。而在中國的各個城市裡,幾乎每條街衢的角落,都設有廟宇或神壇。美國歷史學者韓書瑞(Susan Naquin)研究北京的宗教生活史,她估算在一九一一年時的北京城,大約擁有一千座寺廟。[4]中國其他地方的情形與北京大同小異:每個村莊至少都有一到二座寺廟,許多村鎮則有六座寺廟。

很多人或許會好奇,我們現在討論的究竟是哪一個宗教?上述這些究竟是佛教還是道教的習俗?在大多數情況裡,答案是二者皆非。由於亞伯拉罕一神教在西方世界佔有優勢主導地位的緣故,我們都以專有名詞進行認定:這個人是天主教徒,那個人是猶太教徒,而另外那位則是穆斯林。這些宗教信仰已經清楚的界定各自的信仰論述,而其聚會崇拜的場所、遵循的聖典,以及通常會連帶包括的神職人員,也都有清楚的設定。最重要的是,在這些宗教裡,信仰是絕對且排他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一個人不可能同時過猶太教的逾越節、舉行基督宗教的大齋節齋戒,然後還依照伊斯蘭教規前往麥加朝聖。縱然「新時代運動」信徒(New Agers)各教元素均霑,仍然被視作是異端。

傳統中國宗教卻不是這樣。這就是為什麼調查者想要弄清楚中國百姓是否有宗教信仰時,會大吃苦頭的原因。對於那些按照一神教為典範定義宗教的人來說,詢問他人「你信仰何種宗教」似乎不是什麼困難的問題。他們期待聽到清楚明確的回答,像是「我是佛教徒」或者「我信仰道教」之類。可是從中國歷史上的大多數時候看來,這卻是個奇怪的問題。宗教是你所在社群的一個組成部分。各個村莊都有自己的寺廟和神祇,會在某些特定的節日裡崇祀。其中並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中國的確有三個不同的「教」(譯按:這裡的「教」偏向「教導」的意思,而不是「宗教」)──即儒教、道教和佛教,不過它們並非分別獨立運作、擁有各自信徒的宗教。三教主要是對地方社群提供服務:例如,某個社群可能會敦請一位道士或法師到寺廟裡主持法事,而三教各有其特有的方法,比如佛教禪宗的打坐冥想或淨土宗的發願修行、道教的參玄修煉,或是儒教的克己復禮。[5]但是它們並不被看作是各自分離、互不相關。在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候,人們相信這些「教」的混合體,最夠格被稱作是中國的「宗教」。

實際上,將自己看作是一個與其他宗教涇渭分明、並且能夠清楚界定的宗教體系當中的一部分,這種概念對中國人而言還是太過陌生,以至於在一百年以前,當現代化改革志士想要運用西方典範來重整中國社會的時候,他們必須從西方借用字彙。他們轉而向日本取經,因為後者在一個世代之前已經開始類似的討論,於是他們從日文裡借用了「宗教」和「迷信」等詞彙。在此之前,幾乎不存在宗教與社會或政府分離的概念,而是全部合而為一,沒有不同。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就是你的道德規範。

這種情形反映出神學理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實在微不足道。在如基督教這樣的宗教裡,神學家們使用希臘邏輯學和形而上學提供的工具作為協助,慷慨激昂的爭論如「三位一體」(Trinity)或原罪等議題。猶太教或伊斯蘭教也有類似的情形:學者們參與群英雲集的辯論會,為了教義或行為舉止的表現而彼此爭論。中國有長遠悠久的歷史,因此可能找得出類似上述的例外──比如在六世紀時,曾經有一次知名的事件,由佛、道二教的支持者在御前進行辯論(辯論的結果,道教一方落敗,佛教支持者於是寫了一本叫做《笑道論》的書以抨擊道教)。然而,總的來說,這類關於教義的討論非常少見。大多數的人們視這類活動為無關宏旨之事。

中國人真正感興趣的,則是禮儀──換句話說,也就是關於適當行為舉止的議題,相當務實,而且影響深刻。正如美國歷史學者姜士彬(David Johnson)在其著作《盛景與獻祭》(Spectacle and Sacrifice)一書當中所說:[6]

中國文化是一個注重外在表現的文化。……中國的哲學家對於人們的行為舉止、以及何種行為能算得上是良好之舉的關切,要遠遠超過使用邏輯以證明假說命題。禮儀是外在行為或表現的最高形式;每一項重要的人生大事,以及社會、政治或宗教活動,全都深嵌入禮儀之中,並且透過禮儀來表達。

這些禮儀協助中國社會構成其組織。以今天的標準來看,傳統中國的官僚組織規模實在相當的微小,而大部分北京朝廷派出的地方官員,只到縣令這一級,這就意味該名縣令需監督管理數百個村鎮、數萬名百姓。更重要的是地方名望人士的角色,通常他們又被叫作仕紳或文士,因為這些人大部分都受過教育,學習傳統經典。寺廟和宗教習俗不但將這些人團結起來,更形成一個供他們施展統治的權力架構。每座村莊裡實際掌握關鍵權力的那一小群人,就是那些負責主持地方寺廟的人士。這群人之所以在地方上組織起來,通常還兼有其他的用途,像是修建灌溉系統,或是發起民團對抗盜匪等等。寺廟還能作為政府施展治理的空間。地方耆老可以在這裡聚會,宣講朝廷文告,或是在此執行懲處。一座地方廟宇的功能,就等於是將中世紀歐洲城鎮的主教座堂和市政廳合而為一。套用歷史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話來說,宗教乃是傳統中國社會的「權力網絡」(nexus of power)。[7]

註釋

[1]作者對陸永(Catherine Lu Yong,成都郫縣地下教會的牧師)於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所做的採訪。

[2]見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3]見Burgess, Guilds of Peking, 176.

[4]Naquin, Peking, 23.

[5]見Goossaert,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6]David G. Johnson, Spectacle and Sacrifice, 10.

[7]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 本文摘自《中國的靈魂》,原篇名為〈儀式:失落的中土〉,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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