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莉莎.奎特;譯/李祐寧

貝瑞的 Uber 乘客們,總想像老師的薪水應該能輕易地讓他們跟自己住在同一個社區裡,當他載著乘客穿梭於奢華的摩根山丘(Morgan Hill,也是貝瑞念高中的地方)時,乘客往往對於他在白天擔任老師的事情感到吃驚。在開車空檔,他會批改作業。在美國教師之中,他還不算狀況太差的,他和妮可有兩份收入,且住在自己的房子裡。即便如此,他們仍舊處於邊緣。「老師們正在謀殺自己,」他說。「我根本不該在平日晚上的八點,還開著 Uber,心理壓力讓我喘不過氣,我在接送乘客的空檔間批改作業、思考自己除了開車外還能做什麼工作─像是開設課程之類的。」

貝瑞之所以會開 Uber,並不是意外。Uber 公司在過去兩年內,特地設置了補助優惠,鼓勵老師在夜間擔任司機。每一年、每一地的活動內容都不相同。在二○一四年,該公司那令人不安的文宣為:「老師─駕駛著我們的未來」。在二○一五年的芝加哥,則凸顯了季節性元素:「Uber 讓老師擁有暑假工作」。為了強推活動,Uber 提供兩百五十美元的獎金給每一位在特定日期內註冊成為 Uber 司機、並完成十趟接送的老師。二○一六年,奧勒崗的 Uber 則發行了一款應用程式,能告訴乘客自己的司機是否為老師。[1]

奧勒崗的 Uber 也吹噓每筆乘車費的三%,會回饋到課堂,而最多老師擔任司機、或載客距離最遠的學校,還能得到五千美元的獎金。Uber 大力推動自己的教師司機創新計畫,將其歸類為傳統美式利他主義的一種展現,更是私人企業如何拯救公領域失敗的完美救援行動。該公司還有可以佐證此一特殊機制的教師司機部落格發文。其中一名網路名稱為「琳賽」(Lindsey)的 Uber 教師(Uber-teacher)熱情洋溢地說:「每一天,老師都被要求以少擊多、以有限的資源迎戰新挑戰。而 Uber 開啟了一扇通往更多可能的大門,為我們所服務的社區帶來別具意義的影響。」

藏在這美好的框架背後,是一個陰鬱的現實。許多如麥特.貝瑞這樣的父親往往「被迫以少擊多」,不僅僅是因為資源稀少得令人起疑,更因為民眾與代表我們的政治人物不夠珍惜教師的存在價值,因而不願意給他們較好的薪水。

其實自美國這個國家的現代教育體制甫一出現,就藏著這個問題,但近期在許多如矽谷這樣經歷經濟急速成長的區域,這個問題變得格外嚴峻。教師薪水與當地住宅價格間的嚴重落差,變得愈來愈顯著。在這些區域內,富裕的居民們開心地為有泳池與「超奢華地下室」的定製豪宅掏出錢來,卻不願意繳更高的稅好讓老師至少租得起當地的房子。

結果導致如貝瑞這樣的老師們,必須為學生的家庭們提供額外的個人服務(本質上就是如此),以應付生活所需。Uber 將此種發展稱為老師們的「機會」─一個讓他們能在「致力於形塑孩子未來」的教學工作外,多賺一點錢的機會。教師兼職Uber 司機的例子,本該是「共享經濟」的最佳例子。然而,剝去那層「良善」的外皮後,Uber 教師司機活動所共享的,實為一個更加扭曲的矽谷妄想:低稅金、好學校,而老師還能在你和創業家吃完那頓可用公款報銷的大餐後,開車送你回家!

這些企業集團將那些由「獨立」契約者所提供的廉價、短期服務,套上華美的包裝。而這些公司的成功,就奠基在透過平台出賣自己勞力、沒什麼權利說不的勞動者之上。

此外,在矽谷黑暗的狂想中,還藏著關於性別的元素。在我於二○一六年所訪談到的 Uber 或 Lyft 教師司機中,多數都有小孩,且幾乎所有人都為男性。(當然,過去提供此服務的工作者也確實多為男性。)

這讓我不禁猜想,男性是否真的更願意用閒暇時間開車賺錢,以維持自己的社經地位。畢竟,對於支撐起一個家庭所需耗費的成本,美國社會總是像得了失憶症一般,而男性也免不了受此影響。現在的家長往往必須花更多時間在工作上、找第二份工作、或在奇怪的時段工作─或甚至以上皆要。此外,對於照顧工作的輕視,不僅僅傷害了我們在前面章節中所看到的女性,甚至也影響到男性。

或許,因為外顯性失敗(如失業、失去社經地位等)從而導致人們失去對自我及作為公民認可的情況,男性反應可能比女性來得強烈,如同社會心理學家所定義的「不穩定的男子氣概」(precarious manhood),男子氣概是一個必須刻意經營與維持的事物。[2]研究對象為男性的社會學家麥克.基莫(Michael Kimmel)也曾寫到,男性從小生長在必須達成社會階級特權的期待中,將自己能否養家糊口的能力,內化成一種自我認同,但這麼做也讓「他們期待著一個永遠不會降臨的安穩。這些男性認為只要自己按部就班,他們就會得到和父母輩一樣的成果,一個底層中產階級版的美國夢。」基莫對我說。「然而他們賭輸了。」[3]

對我來說,無論這些教師司機的性別為何,他們渴望保有中產階級身分(像是住房、收入等)的想法,我非常能理解。畢竟,對某些人來說,失去這些認同就意味著失去對未來的希望與信念。他們受到了阻礙,而此種阻礙不僅僅是關於自身的前途,還包括孩子的。如同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在那本《失敗恐懼》(Fear of Falling)中所指出的,中產階級的最大焦慮感,源自於我們不相信自己能為孩子開創出一個和自己一樣的社會地位。相較之下,頂層階級對此問題的答案,就非常簡單:繼承並空降。對底層人民來說,此問題則有著另一個他們不得不如往常般吞下的答案:終其一生,他們都只能依賴極低的資源生活,而他們的孩子也是。

Uber 教師司機父親,不過是我一次又一次見識到的當代焦慮症的普遍症狀之一。如果你不能依照自己成長中的標準來養育下一代,你或許會覺得自己就像是生活在一個支離破碎的天地間。

注釋

1. “Support Portland Metro Area Schools This Summer,” Uber Blog, June 20, 2016, https://www .uber.com/blog/portland/support-portland-metro-area-public -schools-this-summer/.
2. Joseph A. Vandello and Jennifer K. Bosson, “Hard Won and Easily Lost: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on Precarious Manhood,” Psychology of Men and Masculinity 14, no. 2 (2013): 101.
3. Michael Kimmel, Angry White Men: American Masculinity at the End of an Era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13).

※ 本文摘自《被壓榨的一代》,原篇名為〈工作到累死──零工經濟的兼職人生〉,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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