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這工作，要會聊天──專訪《田野的技藝》《辶反田野》作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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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客
文／犁客
「其實不該說『田野調查』，」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郭佩宜說，「我們會稱為『田野工作』，field work。」
郭佩宜等十餘位來自不同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的人類學老師，在2019年初出版了《田野的技藝》及《辶反田野》兩部合集，前一本記錄了他們初為人類學者、進入田野工作時的觀察故事，後一本則是從事人類學研究及田野工作、當年的學者們都成為其他學者的老師之後，回顧人類學及回工作的變化過程，以及田野工作與現今社會互動的狀況。
老師們認為，現今似乎在許多領域都能看到「田野調查」這個詞，但那與人類學家的「田野」並不相同；「很多所謂『田野調查』就是去做深入訪談，一方去詢問、理解另一方，有主、客體之分，」郭佩宜解釋，「但『田野工作』其實是個互相觀察、相互理解的過程，所以雙方互為主體，在過程中彼此都會發生一些改變。」
學習人類學的學生向老師報告：老師我想到某處做田野工作，那地方路程遙遠、通訊不便，而且我還可能會發生某些無法預期的改變──這想像起來有點冒險啊；學生提出研究計劃時，老師怎麼知道該不該讓學生去做田野工作呢？
「熟悉那個地區的相關文獻還是必須的，學生得要有些基本的了解；」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的趙恩潔和郭佩宜一起表示，「來找我們討論時，得能描述他們的研究目的，如果真的是很陌生的地區，或許就得分階段，先去一陣子試試看，做些初步的了解，再決定要不要繼續在那裡工作。」
學生的個人特質也是評估的條件：個性如何、能否準備足夠的經費等等，都在老師們的考量判準當中──當然，與田野工作「互為主體」的特性一樣，對學生的觀察、與學生的互動狀況，也與老師們自己的個性有關。「要多談幾次才會知道。」趙恩潔說，「基本上沒有任何一種個性特別適合做田野，因為每個田野有它自己的質地。能不能做田野，得看學生的興趣、個性，能不能與某個田野有所共鳴、或擦出奇特的火花，所以要評估。」
「和做田野工作一樣，」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邱韻芳講得很直接，「要會聊天。」
最好的東西，都是在閒聊時聊出來的
邱韻芳覺得田野工作當中，聊天非常重要。
「許多年前去原住民部落做田野，還不知道該找誰、問什麼的時候，我就走在路上，遇上有人打招呼、要我去坐坐的，我就真的去坐下聊天；」邱韻芳說，「招呼我吃喝，我就和大家一起吃喝，我真什麼都吃。他們覺得有趣，就會聊起來，幫你介紹其他人，或者把你介紹給其他人。最好的東西，都是在閒聊時聊出來的。」
邱韻芳大學時唸的本來是數學，後來卻去唸了人類學研究所──事實上，在《田野的技藝》及《辶反田野》兩部作品的眾多作者當中，「本來研究的是其他學科、後來因不同原因進入人類學領域」這樣「不務正業」的狀況似乎才是常態，真正從大學到研究所都唸人類學的，只有趙恩潔和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的羅素玫。
「當時老師第一堂課就問我們為什麼要選讀人類學；」羅素玫笑著指指自己，「我知道他本來下一句就要接『你們只是看分數填、不知道這是什麼』之類，結果發現居然有一個奇怪傢伙說：人類學是她的第一志願。」
羅素玫第一志願就選人類學的原因，是因為中學時期讀了百科全書和當時流行的三毛作品，對遠方的世界有些浪漫想像。「所以選人類學是因為對旅行和異文化的嚮往，」羅素玫說，「當然，真的讀了人類學，才發現不是那麼回事。做田野要融入當地，沒辦法做觀光客。雖然和原先的想像不同，但也讀出了興趣，就繼續唸了研究所。」
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人類學家
雖然有些國家的人類學者會以多人組織的方式進行田野工作，但大多數人類學者都是獨自待在「田野」當中工作；過去郭佩宜在所羅門群島做田野工作時，會定時寫信給指導教授，指導教授也會回信，而現在羅素玫在與學生互動時，則會主動關心學生的進度。「做田野工作要很自律，一開始就要讀大量的文本，從前幾乎都是英文外文，我覺得我並不是天生自律，而是人類學的訓練帶給我的。」羅素玫說，「我知道研究和寫論文是壓力，所以我會和學生多接觸，讓他明白自己不是一個人在面對，比較容易跳脫出原來的困境。」
除了研究工作的壓力之外，人類學者在田野會遇上的，還有自己究竟應該「融入」多少。
「有時你會發現自己被捲進某些政治權力的關係裡」、「有時你會遇上一些你不確定該不該表達意見的時刻，例如看到家暴」⋯⋯說起自己與田野之間的相對位置，每個老師幾乎都有類似經驗。「最好是當地人希望做出什麼改變，我們再提供協助，而不是主動要去改變當地的什麼；」郭佩宜說，「因為改變的後果，是別人在承擔的。但，如果是我自己所在的社群，那我就會主動提出一些意見。」
郭佩宜提到的，是老師們投身田野多年後的觀察心得：人類學家的觀察研究不見得一定要在遙遠異地長期進行，也能在原來生活的城市裡，將眼光投注到不同層面、不同領域，用零碎的時間慢慢積累。人類學家的田野工作訓練及經驗，相當適合提出各種角度的觀察建言，成為協助社會、群體，或者個人的生活技藝。
「畢竟我先是一個人、一個在這個社會裡的公民，然後才是一個人類學家。」郭佩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