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伯.薩波斯基;譯/吳芠

人類小就懂得區分異己,由此可以看出其力量有多強。小孩在三到四歲就已經會根據種族和性別把人分類,對於如此分類而來的他群有較負面的看法,而且覺得其他種族的臉看起來比自己種族的臉更憤怒。

區分異己甚至其實開始得更早。比起其他種族的臉,嬰兒更容易學會分辨自己種族的臉(怎樣能夠得知呢?反覆給嬰兒看某人的照片,每重複一次,他看照片的時間就會縮短。接著,再換另一張臉——如果他看不出兩張臉的差別,就幾乎不會多看一眼。但如果他發現這是一張新的臉,令人興奮,就會看久一點)。

關於小孩如何區分異己,有四個重點要考慮:

  • 這些偏見是從父母身上學來的嗎?未必。小孩生長的環境中,有些非隨機的刺激悄悄助長了二分化。如果嬰兒平常都只看到一種膚色的臉,當他第一次看到不同膚色的臉,最顯著的差異就是膚色。
  • 種族二分化形成於某個關鍵的發展時期。證據就是,八歲以前被不同種族收養的小孩,會發展出專門的能力,特別善於辨認養父母所屬種族的臉孔。
  • 小孩學習二分化時沒有任何惡意。當幼兒園的老師說:「各位小男生和小女生,早安!」就是在教導孩子用這種方式對這個世界做出區分,比說「各位掉了一顆牙和還沒掉牙的小朋友,早安!」來得更有意義。這種區分無所不在,包括「她」和「他」代表不同的意義,還有,有一些語言強調性別二分,賦予無生命的物體象徵性的性腺。[4]

所以,區分異己的力量有以下證據的支持:(a)大腦只需要很短的時間和極少的感官刺激就能處理群體差異;(b)這種歷程為自動化地發生在潛意識中;(c)在其他靈長類動物和非常幼小的人類身上也能見到;(d)人有根據隨機差異劃分群體的傾向,而且會讓那些記號越來越有力量。

我群

區分異己的過程中,通常會膨脹與我群的核心價值觀相關的優點——我們比較正確、有智慧、有道德,比較有資格瞭解神明想要什麼、主掌經濟、撫養小孩、打這場戰爭。形成我群時也會放大隨機記號的優點,這需要花點力氣——合理化為什麼我們的食物比較好吃、我們的音樂比較感人、我們的語言比較符合邏輯又富含詩意。

我群的感覺也許甚至超出優越感,以共同義務、願意及期待相互關係為中心。我群心態的本質是以非隨機的方式分群,創造出特別頻繁的正向互動。就如我們在第十章看到的,進行「囚犯的兩難」賽局時,第一輪最合理的策略是叛逃。如果不確定整個賽局總共有幾回合,而且其他玩家有辦法知道我們在賽局中的名聲,我們就特別願意採取合作的策略。現實世界的人類的群體互動不只一個回合,而且有辦法把「誰是混蛋」的消息傳播出去。

從賽局中可以看到我群中的義務感與互惠行為,玩家在面對內團體成員時,比面對來自外團體的人更容易產生信賴感、更慷慨大方、也更樂於合作(就算是用最小團體典範,而且玩家明白分組方式是隨機的,結果也一樣)。甚至連黑猩猩都展現出這種信任,當牠們必須在以下兩者進行選擇時:(a)保證可以吃到平淡無奇的食物;(b)只要和另一隻黑猩猩分享食物,就有特別美味的東西吃——只有在另一隻黑猩猩是互相理毛的夥伴,牠們才選擇後者,顯示選(b)的條件是信任。

另外,如果促發研究參與者去想暴力事件的受害者是我群的成員(而非他群之中的成員),可以提高他們介入的機率。回想一下,第三章提到在足球賽中,如果戴著主場球隊徽章的觀眾受傷了,其他球迷比較有可能伸出援手。

甚至,內團體成員根本不需要當面互動,就能增進彼此的利社會性。有一項研究針對族裔兩極化的街區,研究人員在郵筒附近的人行道上放了未封口的回郵信封,裡面是一份問卷,居民可以自行填寫。假如問卷內容支持自己族群的價值觀,寄回問卷的機率比較高。

當有人犯下針對我群而非他群的過錯,人們覺得更需要予以補償,由此可以看到內團體義務的展現。如果是針對我群的過錯,大家通常會自己給遭到錯待的人道歉補償,並對整個群體展現出更高的利社會性。但大家經常用反社會的方式對待別的群體,藉此補償內團體。此外,在這種情況下,當冒犯內團體那個人罪惡感越重,就對他群越糟糕。

所以,有時候你透過直接幫助我群來幫助我群,有時候,卻透過傷害他群來幫助我群。說到這個,就必須提到一個常見的內團體本位主義議題:你的目標是讓自己的群體過得好,還是只要比他群好就好?如果答案是前者、目標是使內團體過上最幸福美滿的生活,那他群享有什麼就無關緊要;但假如是後者,目標就變成盡可能拉大我群和他群的差距了。

這兩種情形都會出現。在零和賽局(zero-sum game)中,只有一方可贏得最後勝利,比數是1:10、10:0或10:9,都是一樣的,所以,不必管自己多好,只要比對方好就好,這是合理的。此外,當主場球隊獲勝或痛恨的敵手輸給別隊時,有門戶之見的運動迷身上會出現中腦—邊緣多巴胺系統活化,也是類似的。[5]這就是幸災樂禍,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

把非零和賽局視為零和賽局(贏家通吃)會產生問題。如果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我群剩下兩間泥屋和三根火把,他群只有一間泥屋和一根火把,於是我們就覺得自己打贏了,這種勝利可不怎麼偉大。[6]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就有類似的例子,但更恐怖,當時協約國知道自己擁有的資源(也就是軍人)比德國多。所以英軍元帥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宣告採取「消耗戰」策略,不管犧牲多少軍人,都持續進攻——只要德軍損失更多就好。

所以,內團體本位主義的焦點經常不是我群要很好,而是我群要打敗他群。「以忠誠之名容忍不平等」的本質就是如此。也有研究發現,對研究參與者促發忠誠心,可以強化內團體偏私及認同,促發平等的效果則相反,與上述內容一致。

還有一個東西與內團體忠誠及內團體偏私糾結在一起,那就是較強的同理能力。譬如,杏仁核在看到恐懼臉孔時會活化,但只有當那張臉屬於自己的群體時才會如此;如果那張臉為外團體成員,那「他群感到害怕」甚至可能是好事——有東西嚇到他群了,儘管來吧!還有,還記得第三章提過「感覺動作同形」反應,就是看到別人的手被針戳,自己的手就會緊繃;如果那隻手的主人和你同種族,這種反射比較強。

我們已經看到,比起對他群造成損傷的過錯,大家比較可能要求別人為針對我群的過錯進行補償。那當內團體成員違反規範,大家又有什麼反應呢?

最常見的是,原諒我群比原諒他群容易。我們即將看到,這經常受到合理化——我們會搞砸是有特殊的原因;他們搞砸了,因為他群就是那種人。

如果某人犯的錯揭露了內團體不堪的一面,而且還吻合別人對這個群體的負面刻板印象,結果就有趣了。由於內團體感到羞愧,他們會嚴厲懲罰這個人,展現給外人看。

那些他群

我們用標準化的方式看待我群,同樣地,我們看待他群時也有某些固定模式。一種固定不變的模式是,我們認為他群具有威脅、憤怒且不值得信任。舉個有趣的例子,就拿電影中的外星人好了。有人針對將近一百部與外星人相關的電影進行分析,從一九○二年喬治.梅里葉(Georges Méliès)開創性的《月球之旅》(A Trip to the Moon)開始,將近八成的電影都把外星人描繪得很邪惡,其他則是十分仁慈或為中性角色。[9]人們在賽局中會以內隱的方式,把其他種族的玩家當成比較不可靠的人,或比較不願回報對方。白人將非裔美國人的臉評估得比較憤怒,看不出種族的臉如果帶著憤怒的表情,則比較可能被歸類為其他種族。如果白人參與者被研究人員促發去想黑人罪犯,(比起被促發想白人罪犯,)他們更支持以成人的法律程序處理少年犯罪。潛意識中「把他群視為威脅」的感覺有可能抽象得驚人——棒球球迷容易低估敵隊球場的距離,對墨西哥裔移民抱持敵意的美國人則低估了到墨西哥城的距離。

但他群不僅僅使人感覺受到威脅,有時候還會引發厭惡感。回到之前提過的腦島皮質,多數動物的腦島與味覺上的厭惡有關——咬到腐壞的食物——但人類的還包括道德和美學上的厭惡。看到吸毒成癮的人或遊民時,通常活化的是腦島而非杏仁核。

因為其他群體的抽象信念而感到厭惡,並非腦島的原始角色,腦島演化的目的是對味道和氣味產生厭惡感。我群/他群的記號則提供了一個墊腳石。因為他們會吃討厭/神聖/可愛的東西、在身上塗滿腐臭的香水、穿著打扮不體面——這些可以讓腦島卯足全力工作,產生厭惡感。借用賓州大學的心理學家保羅.羅津(Paul Rozin)所說的話:「厭惡感可以作為族裔或外團體的標記。」如果能證明他群會吃噁心的東西,就有助於判定他群也有噁心的想法,譬如義務倫理學(deontological ethics)。

厭惡感可以解釋人們在區分他者上的個別差異。具體來說,對於移民、外國人和社會邊緣群體越負面的人,因為閾值較低而容易產生人際上的厭惡感(譬如不願穿陌生人的衣服,或坐在留有別人體溫的椅子上)。我們在第十五章還會再回來談這個發現。

有些他群荒唐可笑,成為嘲笑戲弄、用幽默來表達敵意的對象。在內團體裡面嘲弄外團體,是弱者的武器,可以用來傷害力量強大的人,並減輕位居從屬地位的痛楚。當內團體的人嘲弄外團體成員,目的是穩固負面刻板印象,並使階層具象化。還有一點與此相似,具有高「社會支配傾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的人(容易接受階層和群體不平等的存在),最有可能覺得開外團體的玩笑很好笑。

我們很容易把他群看得比較簡單,比我群的同質性更高,覺得他群的情緒比較單純,對痛苦沒那麼敏感。大衛.貝羅比(David Berreby)在他傑出的著作《我群與他群:認同的科學》(Us and Them: The Science of Identity)中,提供了驚人的例子——不管是在古羅馬、中世紀的英格蘭、帝制中國或美國內戰前的南方,菁英階級都對奴隸存有簡單、幼稚、無法獨立的刻板印象,以此正當化(system-justifying)社會制度的存在。

本質論(essentialism)認為他群有高同質性,成員可以互相替換,也就是覺得我們是由許多個體組成,而他們則有單一不變、令人不悅的本質。如果我群和他群之間有長期關係不良,更容易加強本質論——「他們就是那個樣子,也不可能改變。」如果和他群很少有個人之間的互動也會如此——畢竟,彼此的互動越多,可以累積越多打破本質論刻板印象的例外經驗。不過,互動經驗不多也並非必要條件,譬如,和異性頻繁互動並無法減少本質論思考。

所以,他群有各種不同的口味——憤怒而充滿威脅性、噁心又令人厭惡、原始且未分化。

專屬人類的異己區分

儘管人類以外的靈長類動物也會展現粗淺的異己區分,但只有人類的異己區分具有某些獨一無二的特性。本節就要探討這是怎麼一回事:

  • 我們都同時屬於各種不同類別的我群,而且這些類別的相對重要性可以在短時間內改變;
  • 所有他群都不是一樣的,我們用複雜的方法來區分各種不同的他群、以及不同的他群所引發的反應;
  • 我們有可能因為自己區分異己而充滿罪惡感,並試著掩蓋這個事實。
  • 文化機制可以使我們的二分更加明確,也可以模糊我群和他群之間的邊界。

多重的「我群」

我是脊椎動物、哺乳類動物、靈長類動物、猿類、人類、男性、科學家、左派、看到陽光會打噴嚏的人、《絕命毒師》(Breaking Bad)沉迷者,以及綠灣包裝工隊(Green Bay Packers)的球迷。以上都可以用來劃分我群和他群。關鍵在於「哪一種我群對我最重要」是不斷改變的——如果隔壁搬進一隻章魚,我會感受到一種帶有敵意的優越感,因為我有脊椎而牠沒有,但假如我發現那隻章魚和我一樣,小時候喜歡玩扭扭樂(Twister)遊戲,這股敵意馬上就會化為親情。[18]

我們都同時屬於許多不同的我群。有時候,某種二分可以代替另一種——譬,把人分成很瞭解或不瞭解魚子醬兩種,可以用來代表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

如前所述,關於多重的我群身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我群/他群的優先順序有多麼容易改變。第三章談過一個有名的例子,關於亞裔美國女性的數學表現,這個研究立基於人們對亞裔人士的刻板印象是擅長數學,但認為女性不擅長數學。研究中有一半的參與者在數學考試之前被促發想到他們的亞裔身分,然後他們的成績進步了。另一半則被促發想到自己的性別,然後分數下降了。此外,他們的皮質區中,與數學技能相關的活動程度也相應改變。[19]

我們也明白其他人同時屬於多重類別,而哪個類別在我們看他群時最有意義,也會隨時改變。毫無意外,很多這類文獻談的都是種族,核心問題則是「種族」這種分類我群/他群的方法是不是打敗了所有其他的分類。

「種族是首要分類」很符合庶民直覺,因此充滿吸引力。首先,種族是一種生物屬性、一種明顯固定的認同,輕易就能引發本質論思考。這也可以激起與演化相關的直覺——人類演化過程中,不同的膚色可以最清楚顯示誰是與自己關係疏遠的他群。而且種族的重要性似乎跨越文化——許多文化在歷史上都曾根據膚色區分地位,比例高得驚人,包括未與西方接觸的傳統文化,除了少數例外(譬如日本的少數族群阿伊努族[Ainu]地位較低),膚色較淺的人通常在群體內或群體間都擁有較高的地位。

這兩種出於直覺的看法都非常薄弱。首先,雖然種族差異背後有明顯的生物因素,「種族」是生物學上的連續體,並不是獨立的類別——譬如,除非你特意挑出有利於自己的數據,否則種族內的遺傳變異通常和種族間的差異一樣大。如果你去看某個種族指標的變異範圍,就會發現真的沒什麼好意外的——譬如,比較一下西西里島人和瑞典人、或塞內加爾的農夫和衣索比亞的畜牧者。[20]

演化的論點同樣無法成立。種族差異是相對晚近才出現的東西,在區分我群/他群上沒有很大的意義。對於過去的狩獵採集者來說,人生中可以遇到最不一樣的人大概來自幾十英哩之外,但最靠近你的其他種族卻住在離你數千英哩的地方——人類在過去未曾遇到膚色顯著不同的人,所以這並未影響演化。

還有,我們也不能將種族的概念視為固定、以生物學為基礎的分類系統。在美國歷史上,有好幾次人口普查把「墨西哥人」和「亞美尼亞人」劃分為兩種獨立的種族、把義大利南方人當成與歐洲北方不同的種族;如果有一個人的曾祖父母之一是黑人,其他七人都是白人,那麼他在奧勒岡的分類是白人,在佛羅里達卻不是。由此可見種族是個文化構念而非生物學概念。

儘管如此,在區分我群/他群時,其他分類方式還是經常打敗種族,這並不令人驚訝。最常打敗種族的是性別。回想一下,有個研究發現,想要「消退」與其他種族臉孔相連結的恐懼制約,比同種族臉孔更困難。納瓦雷特則證明了只有當恐懼制約連結的臉孔屬於男性時才會如此;在這個案例中,性別在自動化分類時超越了種族。[21]年齡也很容易在分類時打敗種族。甚至連職業也可以——譬如,在一個研究中,當白人參與者被促發想到種族,他們會自動化地偏好白人警察(勝過黑人運動員),但如果促發他們想到職業,結果就會相反。

只要經過微妙地重新分類,種族在我群/他群的劃分中就可以被擱在一旁。有一項研究請參與者看不同的照片,每一張照片裡都是黑人或白人,並搭配一句聲明的話語,然後再請他們回想哪一張臉搭配哪一句話。結果發現參與者有自動化的種族分類——如果參與者搞錯了配對,他們挑選出來的臉孔常和正確答案屬於同一個種族。再來,所有照片中,有一半的黑人和一半的白人都穿同一件獨特的黃色襯衫,另一半則穿灰色的衣服。這時候,最容易使參與者搞混配對的因素則變成了衣服的顏色。

普林斯頓大學的瑪麗.惠勒(Mary Wheeler)和蘇珊.費斯克(Susan Fiske)以精彩的研究展現了分類如何改變,她們研究的是杏仁核如何受其他種族臉孔的照片活化。其中一組受試者必須試著在每一張照片中找到一個圓點。這時候,就算照片是其他種族的臉孔,也不會活化杏仁核,因為大腦根本沒有處理臉孔。第二組受試者則要判斷照片中的臉是否高於某個年齡。此時,杏仁核對其他種族的臉孔反應較強——思考年齡的時候會進行分類,於是強化了關於種族的類別化思考。第三組則會看到每張臉前面都有一種蔬菜,參與者必須判斷這個人喜不喜歡那種蔬菜,結果杏仁核對其他種族的臉孔沒有反應。

最後這個研究結果至少有兩種詮釋的可能:
 
a. 分心。參與者忙著想紅蘿蔔,沒空進行種族的自動化分類。這和搜尋圓點的效果類似。
b. 重新分類。你看著一張屬於他群的臉,腦中想著他們會喜歡什麼食物。你想像這個人去購物、在餐廳點東西吃、回家坐下吃晚餐、享用某種食物……換句話說,你把對方當成一個人。這個詮釋相對容易接受。
 
但在現實世界中,重新分類也可以在最殘酷且不可思議的情況下發生。以下是我找到的動人案例:

所以,我群和他群的分界可以逐漸消失,變成歷史上不重要的問題,就像Cagots那樣,人們也可以在人口普查時,因為一時衝動而改變分類的界線。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腦中有各種二分化的方法,有些區分本來似乎無可避免又非常重要,但在適當的清況下,這麼分類的重要性卻可以瞬間煙消雲散。

註釋

[4]原注:有生命的詞語也是,雖然從歷史的角度看來無疑有它的道理,但還是一樣。譬如,法文中的「腎臟」是陽性名詞,但「膀胱」是陰性名詞;氣管是陰性的,食道是陽性的。
[5]原注:這個研究的對象是洋基隊和紅襪隊的狂熱球迷,研究結果顯示,那些自述在面對敵隊球迷時最容易感受到攻擊性的人,他們的這種活化模式也最強(此結果已控制了這個人一般狀況下的攻擊性)。
[6]原注:我在幾年前聽過一個諷刺得殘酷的笑話,這個笑話的基礎是一個零和概念:任何對他群有害的東西,都對我群有好處。上帝出現在地球上的領袖面前,宣布祂要摧毀世界,因為人類太罪惡了。美國總統把內閣召集起來,說:「我有好消息和壞消息要宣布。上帝存在,但祂要摧毀地球。」蘇聯總理(這是蘇聯為無神論的時期)集合他的幕僚,說:「我有壞消息和更壞的消息要說。上帝存在,而且要摧毀地球。」然後以色列首相告訴他的內閣:「我有好消息和更棒的消息。上帝存在,而且要幫我們消滅巴勒斯坦。」
[7]原注:來自特定族裔、宗教或種族群體的成員,渴望公開懲罰令群體蒙羞的成員,這有好的一面、也可能出現相反的結果——哪些行為是羞恥的?一九六九年的芝加哥七君子審判(Chicago Seven trial)由猶太人朱利葉斯.霍夫曼(Julius Hoffman)擔任法官,辯護律師中最猛力挑釁的是同為猶太人的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兩人沒有關係),他會羞辱和嘲諷法官,對法官大吼:「你是shanda fur die goyim〔意第緒語,意思是「你在非猶太人面前是個恥辱」〕。你最適合幫希特勒工作。」
[8]原注:這一點顯現在目前許多美國穆斯林社群懷著很深的怨恨,他們覺得自己有特別強烈的義務要譴責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恐怖主義,而且如果不這麼做就會遭到懷疑。「我拒絕去譴責,不是因為我不想譴責,而是……這麼做,就表示我同意我本來就該被這麼要求。」阿拉伯裔美國作家阿默.扎赫爾(Amer Zahr)如此聲明。
[9]原注:「好外星人」電影包括《地球末日記》(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 1951)、《第三類接觸》(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1977)、《魔繭》(Cocoon, 1985)、《阿凡達》(Avatar, 2009),當然還有《E. T.外星人》(E.T. the Extra-Terrestrial,一九八二年)。為數眾多的「壞外星人」電影,則包括《幽浮魔點》(The Blob, 1958)、《澄清天空》(Liquid Sky, 1982)、《火星女魔》(Devil Girl from Mars, 1954),當然還有《異形》(Alien, 1979)。好外星人與壞外星人的比例在數十年間都維持不變(換句話說,並不是導演在一九五○年代拚命拍嚇人的外星人電影,以免被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找上門,然後一九六○年代又有一堆剛從加德滿都回來、吸毒後飄飄欲仙的導演努力拍出好外星人電影)。謝謝學生研究助理卡崔娜.許(Katrina Hui)做了以上分析。
[18]原注:這令我非常困惑。我小時候以為只要我瞭解很多關於美式足球的事情,霸凌者就會對我好一點。那是文森.隆巴迪(Vince Lombardi)擔任教練、包裝工隊最輝煌的年代;所以我決定要支持他們。我搜尋關於他們的所有不重要瑣事,把這些事情背下來、沒事就掛在嘴上,我看了人生中第一場(差不多也是唯一一場)美式足球賽,結果那場就是包裝工打敗牛仔隊,奪得一九六七年冠軍的傳奇球賽,在華氏零下十五度的天氣,於剩下十六秒時從一碼線第四次進攻達陣。然後就到此為止了。自從我認定懂棒球的好處更多,我對美式足球的癡迷逐漸褪去(這完全是偶然,當時我住在布魯克林——剛好是一九六九年,倒楣的大都會隊奇蹟般打贏冠軍的那個球季之後不久)。我後來沒再看過職業美式足球賽,無法告訴你包裝工隊後來怎麼樣(我甚至不知道巴特.斯塔爾[Bart Starr]還是不是他們的四分衛,但如果他已經退休了,我一點也不會驚訝),基本上完全忽略了美式足球。但在將近五十年後,每當我隔幾年聽說包裝工隊這個球季打得好或不好,我的心情就會短暫受這個消息影響;如果我看到一張有人打美式足球的照片,而且包裝工隊也在其中,我很確定我看照片時會優先看到包裝工而非另一隊,還會因為看到他們在照片上而在瞬間感到快樂;有一次我很興奮,因為遇到來自綠灣的人,我不得要領地和他們聊六○年代的包裝工隊聊了三十秒之後,感覺和他們有了近乎靈性上的連結。只能說這一切很怪異。而且肯定展現出「歸屬感」有多麼不可思議的力量。
[19]原注:我有一次被牽扯進一個傻氣又有趣的投機活動。史丹福附近有一家名叫「巴克」(Buck’s)的小餐館,最有名的就是許多初創企業在那裡開早餐會報並談成交易;傳奇的矽谷就是在這家餐館的桌上誕生的。有一家矽谷報社說服我,以靈長類動物學家的身分尾隨一位記者,在初創企業的自然棲地——巴克餐館,用動物行為學的角度,觀察他們的社會階層互動。我們跑去監控一張餐桌,有四個男人,分別來自兩家企業,正在那兒談判。雙方各有一個皮膚曬成棕色、身材結實的雄性首領,想必就是老闆;另外,兩方各有一個諂媚的下屬,被資料夾和試算表搞得焦頭爛額。兩個馬屁精不停互動,把文件推給對方、比手畫腳、扮鬼臉。兩位老闆則充滿距離感,他們椅子的角度讓他們可以明顯忽略對方,如奇蹟一般,他們的手機都剛好在對方每次想說話時響起——他們用傲慢輕視的態度向對方揮揮手,然後接起電話。馬屁精偶爾悄悄問老闆某件事,然後老闆展現出中式極簡主義,稍微點點頭,就此改變歷史。談判完結,大家似乎都很滿意,互相握手,沒有人動早餐一口,彷彿這是某種特定的儀式,然後大家離開了。我和那位記者趕快跑到窗邊去觀察他們在停車場的狀況。互動完全相反,我群/他群改變了——兩位下屬趕忙跑向他們省油Prius小車,而兩位世界老大則繼續聊天,從他們的越野休旅車拿出網球拍,親切地互相比較,並用對方的球拍試揮一、兩下。在那一瞬間,忠心耿耿的馬屁精臉孔大概根本無法活化老闆的梭狀迴臉孔區;此時最重要的我群另有其人,這個令人愉悅的存在可以憐憫自己為了第三任前妻贍養費問題而面臨到的種種麻煩。
[20]原注:在美國很難理解這種異質性,因為多數非裔美國人的祖先來自少數西非部落,這些部落的基因變異只占整個非洲變異性的1%到2%。結果之一就是目前高血壓的藥多以非裔美國人為治療目標,看似體現了生物學上的種族概念,但其實主要透露的是一小部分西非後代的生物機制,而非整個種族的狀態。

※ 本文摘自《行為》,原篇名為〈我群 vs. 他群〉,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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