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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詹姆斯.洛溫;譯/陳雅雲

即使貧窮子弟幸運得以跟富裕子弟就讀相同的學校,他們遇到的老師經常只期望富裕家庭的孩子知道正確答案。社會科學研究顯示,當貧窮子弟的表現優異時,老師經常感到驚訝、甚至苦惱。老師和輔導員認為他們可以預測誰是「上大學的料」。

由於許多勞工家庭的子弟提供了錯誤的訊號,有時甚至從一年級就如此,導致他們在上高中時被分到「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學程。[10]「如果你的父母收入低,你在念高中時,從成人那裡獲得的注意力可能有限,甚至不受重視,」席爾多.賽澤爾(Theodore Sizer)在其關於美國高中研究的暢銷著作《賀瑞斯的妥協》(Horace’s Compromise)中指出:「如果父母的收入在中上階層,你將可能收到實質細心的照顧。」[11]研究員瑞巴.佩吉(Reba Page)生動地描述高中的美國歷史課程採取死背的學習方式,造成下層階級的學生失去學習的動力。[12]因此,學校將伍德羅.威爾遜的建議付諸實施:「我們要一個階層接受通才教育,而每個社會中,人數更多的必要階層必須放棄接受通才教育的特權,適應具體且困難的手工勞動工作。」[13]

彷彿這些在家庭與學校生活上的不平等還不夠似的,富有的青少年接著可以參加「普林斯頓評論」(Princeton Review)或其他針對「學術能力測驗」(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簡稱SAT)的輔導課程。即使沒有輔導課程,富裕子弟仍占有優勢,因為他們的背景與出題人員的背景類似,因此對於考試的字彙與細微的次文化假設比較熟悉。社會階級與 SAT 分數之間有強烈的相互關係,不會令任何人感到奇怪。正是基於這些及其他的原因,無論以什麼方式量測,用社會階級來預測大學入學率以及學生所選的大學類型,會比包括智力等其他的因素都來得有效。

在大學之後,大多數的富裕子弟成為白領階級,而大多數勞工家庭的子弟從事藍領工作,階級差異因而持續下去。富有的成人比較可能聘雇律師,成為正式機構的成員,因而得以增加其公民權力;貧窮者比較可能看電視。由於富裕家庭行有餘力,可以積蓄存錢,而貧窮家庭則無法存錢,因而財富差異比收入差異大十倍。因此,大多數貧窮勞工階級的家庭無法存足購屋的頭期款,因而無法享有美國最重要的避稅手段(Tax Shelter)──購屋貨款利息沖銷。

勞工階級的父母負擔不起住在精華區的小塊土地,或雇用高品質的日間托兒服務,因此教育不平等的過程在下一代身上再度出現。最終,富有美國人的預期壽命也比下層與勞工階級的人長,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健康照護。[14]呼應海倫.凱勒對盲人的研究結果,其他的研究已經證明,健康不良的情況並不是隨機分布在社會結構當中,而是集中在下層階級。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成為巨大的轉移制度,由全美國人所繳的稅在支付社會福利時,卻是以不成比例的方式用於壽命較久的富裕美國人身上。

最終,社會階級決定民眾對社會階級的看法。在被問到美國的貧窮是窮人還是制度的錯時,百分之五十七的企業領袖認為是窮人,只有百分之九的人責怪制度。勞工領袖的選擇明顯相反:只有百分之十五說是窮人的錯,但有百分之五十六的人怪罪制度。(有些人回答「不知道」或選擇中立。)我們的兩大政黨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他們的黨員對社會階級的看法:百分之五十五的共和黨員認為窮人該為其貧窮狀態負責,而只有百分之十三認為是制度的錯;相較之下,百分之六十八的民主黨員怪罪制度,只有百分之五認為是窮人本身的責任。[15]

據我所知,在這些敘述當中,只有極少數是新聞,這也是我沒有費力為它們大多數做紀錄的原因,但是大多數的高中生並不知道或了解這些概念。此外,這些過程已經隨時間而改變,因為今日美國的階級結構已經跟一八九○年時不同,更不用提殖民時期的美國。然而,以最新版的《美國通史》為例,在其談到二十世紀的內容中並沒有提及社會階級。許多老師避談二十一世紀社會階級的議題,反而導致這個問題加劇。根據一項關於歷史與社會研究老師的研究,「他們(這些老師)在學術與經驗上所掌握的經濟知識,比其在課堂上承認的要多得多。」老師「表示擔心學生可能會發現經濟與政治制度的不公與缺失。」[16]但是採取永不責怪制度的做法,卻使得美國歷史課所呈現出來的是共和黨版的歷史。

歷史上,社會階級與各種事件與過程糾纏不清。我們的治理制度是由富人根據強調政府是保衛有產階級的理論而建立的。雖然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本身屬於富裕階級,但他也擔心社會不平等,並在其論述《聯邦論第十篇》(The Federalist #10)中解釋,其所提倡的政府不會屈服於富者的影響。根據愛德華.佩森(Edward Pessen),麥迪遜並沒有完全成功,佩森檢視歷任美國總統的社會階級背景,一直到雷根為止。他發現超過百分之四十的美國總統出身上層階級,而且大多是來自此菁英團體偏上的邊緣,而另外百分之十五出身位於上層與中上層階級之間的家庭。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來自絕對屬於中上階層的背景,只有六位總統(百分之十五)來自中層與中下層階級,而且只有安德魯.詹森總統可算是代表下層階級。比較近期的比爾.柯林頓也是來自勞工階級的背景,因此來自這個背景的總統只有兩個。難怪佩森將他的書命名為《木屋神話》(The Log Cabin Myth)。[17]伯爾斯坦和凱利顯然沒讀過佩森的書,否則他們不會宣稱我們總統的職業生涯證明,人可以「從最底層爬升到最高的位置」。事實上,社會學家已經證明,大多數的美國人在死亡時所屬的社會階級跟出生時相同,而社會階級有變動的人通常也只流動了一個階級。

在發生危險時,社會階級甚至攸關生死。巨船「鐵達尼號」的沉沒是一件令人哀傷的事,但是如同那句重疊的老歌歌詞所說,最哀傷的是下層階級:以婦女而言,一百四十三名頭等艙的婦女乘客中只有四人失蹤,九十三名二等艙婦女乘客中只有十五人溺斃,而一百七十九名三等艙的婦女中有八十一人喪命。船員命令三等艙的乘客待在甲板下,用槍逼使其中一些人留在原地。[18]從更近的事件來看,社會階級在決定誰去打越戰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儘管是「全面」徵兵,在這場戰爭大多數的期間,富裕子弟都能以教育與醫療方面的理由而延後從軍。全部由自願從軍者構成、至伊拉克作戰的軍隊依賴下層階級提供新兵的情況更嚴重,這些新兵把從軍視為脫離貧困的途徑。[19]教科書和老師忽略了這一切。

老師或許是出於不想令學生困窘的可敬原因而避談社會階級。若是如此,他們的關切受到了誤導。我那些並非出身富裕的學生得知階級系統後,發現這經驗解放了他們。一旦看清使自己的家庭保持貧窮的社會過程,他們就不再因處於貧窮而對自己持有負面的看法。若了解即是寬恕,讓勞工家庭的子弟了解階層化的運作方式,可以讓他們寬恕自己及家庭。社會階級制度的知識也減少其他階級的美國人將貧窮歸咎於受害者的傾向。以教學而言,階級化提供了吸引人的學習經驗。學生驚奇地發現上層階級如何揮舞不成比例的權力,對從國會的能源法案到小鎮的地區制決定等等都造成影響。

比方說,在佛蒙特州一個以中層階級為主的小鎮,有一個念九年級的白人女學生正在讀美國史。她父親是黏貼石膏板的工人,在營建業淡季時的收入總是會使家庭陷入貧困。她母親要照顧她的兩個手足,同時兼職開校車以貼補家用。她跟家人住在加裝了防寒設備的小夏屋裡,而她的同學大多住在郊區的大房子裡。這女孩要怎麼理解自己的貧窮狀態?既然歷史教科書所呈現的美國已經進步了四百年,充滿機會,而且努力必會獲得回報,那麼勞工階級的美國人無法往上層流動顯然會被歸咎於是他們自身的錯。

圖說:啤酒向來是廣告業者嘗試以勞工階級形象來進行銷售的少數產品之一(類似的產品包括小貨車、一些專利藥品及假牙清潔劑)。廣告業者利用中上階級的形象來銷售大多數的商品,從酒、尼龍到馬桶清潔劑都有。這兩個廣告人物從頭到腳都充滿著社會階級的象徵,注意有報紙、手提箱、午餐盒,以及在最後聲明中有啤酒罐和啤酒瓶的人。

處於白人勞工階層的社區,這女孩可能找不到多少資源(老師、教區居民、家人),可以提供她有關這個階層的英雄或奮鬥歷程的資訊,因為除了在持續有階級紛爭的地區以外,勞工階層通常會忘了自己的歷史。勞工階層的白人學生很容易有社會地位低是其咎由自取的想法;這是羞恥造成的次文化。負面的自我形象是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和喬納森.科布(Jonathan Cobb)所謂「隱藏的階級傷痕」(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20]

我的兩個學生提供了證明:他們先開一輛嶄新閃亮的黑色大型豪華轎車行經佛蒙特州的柏林頓(Burlington),再以車齡十年的小型舊車行經同一地方。他們每次在紅綠燈前,等交通號誌轉為綠燈時都會先停著不動,直到有人朝他們按喇叭時才開動,結果他們發現當他們駕駛的是小型舊車時,汽車駕駛平均等不到七秒鐘就會鳴喇叭,若他們開的是豪華轎車,平均十三點二秒才會有人朝他們鳴喇叭。除了提供買昂貴車款的好理由以外,這個實驗也證明了美國人會無意識地尊敬受過教育和成功的人。所有社會地位的駕駛都會比較快對小型舊車鳴喇叭,勞工階級的駕駛會不尊敬自己,同時服從階級較高的人。「既然你這麼聰明,怎麼還這麼窮?」由這句譏諷的話可以看出,當美國是一個實力主義社會的觀念在學校沒有受到任何質疑時,貧窮者的自我形象所受到的傷害。

這個問題的原因之一,在於美國歷史教科書將美國教育本身描述為菁英教育,大量的研究已經證實教育是由階級結構所支配,然後在下一個世代身上複製相同的階級結構。[21]同時,歷史教科書卻愉快地談到這類聯邦贈送的大禮,例如在林頓.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執政時通過的《初等及中等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沒有一本教科書提供任何有關教育機構內不平等現象的數據或分析,也沒有任一本提及低收入地區的校區被迫在驚人的財務限制下運作,喬納森.柯澤爾(Jonathan Kozol)甚至因而稱之為「野蠻的不公」(Savage Inequalities)。[22]沒有一本教科書曾建議學生研究其學校的歷史及其服務的人口。唯一多少有將教育與階級制度相連的教科書,卻是將教育視為一種補救方法!根據《自由的挑戰》,學校教育「是在戰後的美國向上流動的關鍵」,但其實教育也是不平等現象持續存在的關鍵。[23]

教師與教科書彷彿將社會階級視為骯髒的小祕密,因而避而不談的傾向,只會讓勞工階級的家庭不願談它。一九一二年麻薩諸塞州羅倫斯市(Lawrence)爆發著名的工廠罷工,保羅.科萬(Paul Cowan)談到他訪談當時參與罷工的義大利移民工人的小孩,其中一個女孩的母親是羅倫斯的女工之一,名叫卡蜜拉.提奧里(Camella Teoli),曾經為罷工事件到華府負責調查該罷工事件的國會聽證會上作證。罷工爆發時,提奧里十三歲,而且就在罷工發生前,她的頭皮被捻棉紗機扯掉,住院數個月。她的證詞「成為全美各地的頭條新聞」。但提奧里的女兒是在一九七六年受訪,那時她母親已經過世,所以無法幫助科萬。她母親沒有對她說過任何有關那場意外的事,也沒有提及自己到華府的旅程或對美國良知的衝擊,儘管她幾乎每天「都會幫她母親把頭髮梳成圓髻,以遮掩禿頭的地方」。[24]一個出生勞工階級的專業人士曾經跟我說過類似的故事,她對自己的叔叔是鋼鐵工人感到羞愧。勞工階級文化產生一種防禦心理;儘管羅倫斯罷工事件這類勞工階級的抗爭行動獲得成功,它們對勞工階級的預設仍無可避免地是社會地位和收入較低,多少暗示著低劣。如果如同教科書上所說,這個較大的社群非常美好,那麼頌揚或甚至把它與衝突有關的記憶傳給下一代,總會令人有不忠誠的感覺。

註釋
[10]Jere Brophy and Thomas Good對一些關於社會階級、教師期望以及分班學習的大量文獻進行了總結,見Teacger~Student Relationships (New York: Holt, 1974), esp. 7–171. Ray Rist觀測了黑人學校一年級各班根據社會階層進行同樣分班和不同教師的情況,Edsel Erickson等人也對此做了總結,見“The Educability of Dominant Groups,” Phi Delta Kappan (December 1972): 320. Dale Harvey and Gerald Slatin證明,教師根據照片,自然地根據社會階層將學生分類,對中上層社會的孩子的期望值較高,見“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s SES and Teacher Expectations,” Social Forces 54, no. 1 (1975): 140–59.另見Richard H. DeLone, Small Futur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11]Sizer引自Walter Karp, “Why Johnny Can’t Think,” Harper’s, 6/1985, 73.
[12]Reba Page, “The Lower-Track Students’ View of Curriculu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1987).
[13]Woodrow Wilson引自Lewis H. Lapham, “Notebook,” Harper’s, 7/1991, 10.
[14]在電影Health Care: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New York: Downtown Community TV Center, c. 1977), 中,記錄了這種巨大差異。該片比較了紐約市裡比鄰的兩家公立醫院,一家主要接受窮人患者,一家主要接受富人主顧。
[15]調查數據選自1979年Sidney Verba與Gary Orren的報告,Equality 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72–75. 其他調查也證明了同樣的結果。
[16]Linda McNeil, “DefensiveTeaching and Classroom Control,” in Michael W. Apple and Lois Weis, eds., Ideology and Practice in School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6.
[17]Edward Pessen, The Log Cabin Myt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8]August Hollingshead and Frederick C. Redlich, Social Class and Mental Illness (New York: Wiley, 1958), 6. 傳統的性別角色:英雄救美,使得各等船艙中男性旅客的死亡率要比女性高。
[19]Lawrence M. Baskir and William Strauss, Chance and Circumstance (NewYork: Random House, 1986).
[20]Richard Sennett and Jonathan Cobb,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2).
[21]只引用了二十世紀70年代以來的文獻,另見Joel Spring,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State (Boston: Beacon, 1972); Ray Rist, The Urban School: A Factory for Failur (Cambridge: MIT Press, 1973);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Joel Spring, The Sorting Machine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6); James Rosenbaum, Making Inequality (New York: Wiley, 1976); Paul Willis, Learning to Labor (Farnborough, Eng.: Saxon House,Teakfield Ltd., 1977); and Jerome Karabel and A. H. Halsey, eds.,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2]Jonathan Kozol, Savage Inequalities (New York: Crown, 1991).
[23]在我所研究的十八本教科書中,調查型教科書《美洲冒險》最接近這種對教育和社會階級的分析。
[24]對科萬的作品的介紹和引用,見Herbert Gutman, Power and Culture (New York: Pantheon, 1987), 396–97.

※ 本文摘自《老師的謊言》,原篇名為〈機會之地〉,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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