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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德斯.李戴爾(Anders Rydell)
譯者/王約

去年春天,搭機從柏林飛往伯明罕,帆布背包裡揣著一本橄欖綠小書。我不時打開背包去探查包在防震牛皮紙袋裡的這本書,好讓自己放心它還在。歷經了七十餘年後,它終於要返家了,歸還給它前主人的孫女。前主人曾經小心翼翼地將藏書票黏貼在扉頁上,並在書名頁上寫了他的名字:理查.寇伯克(Richard Kobrak)。西元一九四四年底,他與妻子被驅趕登上前往奧斯威辛納粹集中營的最末一班火車,然後送進毒氣室。背包裡的這本小書並不珍貴;在柏林的二手書店裡,說不定只值幾塊歐元罷了。

然而,近日自擔任這本書的觀護人以來,便一直憂心驚慌,惟恐它突然遺失;止不住幻想而自尋苦惱,萬一把背包遺忘在計程車裡或它被偷了。這本書的價值毋關金錢,而是情感;再者,它對成長時缺少祖父的那些人是無可取代的。這本橄欖綠小書之所以擁有無上價值,是因為它是寇伯克僅存的財產。它是一本來自個人書房的藏書。悲慘的是,它只是等候返家的數百萬卷書當中的一本。在超過半世紀前,這批書就被悄無聲息地閒置至今。那些了解來源的人,總想抹滅對其主人的記憶,撕掉黏貼著藏書票的所有頁面,劃掉私人的題辭,並假造圖書館目錄;舉凡來自蓋世太保或納粹黨捐贈的字樣,全數以無名氏捐書人取而代之。

但很多書都留存了下來,可能是因為掠奪者分布太廣,而無意去閱覽這些遺跡。

最近數十年來,納粹竊取藝術品的故事相當受到矚目。二○○九年,我開始報導這件事,從斯德哥爾摩「當代美術館」(Moderna museet)埃米爾.諾爾德(Emil Nolde)的一幅油畫〈花園〉著手做調查,那幅畫曾在二次大戰期間失蹤。就如同這本橄欖綠小書,那幅畫曾經屬於一個德國猶太家族,但在一九三○年代末遺失了。我最初的調查主題後來變成納粹大規模掠奪藝術品,以及這些作品長達七十年的認領回歸大作戰;我的努力最終寫成了一本書,在二○一三年出版,書名是《強盜─納粹如何掠奪歐洲藝術寶藏》。

沉浸在這樁出於意識形態與貪婪的竊盜行為裡,我才了解到,不止藝術品與古董被掠奪,還有書。但這件事本身沒什麼值得奇怪的─納粹劫掠機構本就無所不盜。

讓我嘖嘖稱奇的第一件事是,它的規模極大,數以千萬計的書籍,在一場涵蓋大西洋岸到黑海岸的掠奪行動中消失無蹤。不過,還有另一件事也讓我驚訝,就是這些書的重要性似乎是在意識形態上。藝術品主要分散於納粹的領導階層裡,特別是希特勒和戈林。這類藝術品旨在展示、宣示正當性,並且為納粹意圖在歐洲廢墟上打造的新世界賦予榮譽感;如他們所見,一個更美麗、更潔淨的世界。

可是,書卻別有用途。它們被竊取的目的非為榮譽感,也非純粹出於貪婪─而是為了更令人不安的理由。遍及全歐的圖書館和檔案庫,都被納粹德國最位高權重的思想部長偷了,主事盜匪是親衛隊頭子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及納粹黨首領阿佛烈.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這個史上最龐大的偷書賊集團在戰爭期間精心策畫的行動。這場掠奪的目標是納粹運動的思想仇敵─猶太人、共產黨人士、共濟會、天主徒、政論家、斯拉夫人等。現今知道這個故事的人並不多,而且這樁罪行仍有極大部分懸而未決。我決定要追查這些失竊文物,於是踏上一趟跨越歐洲緜延數千里之行。此行部分原因是想了解,也想找出還有什麼遺留下來─以及佚失了什麼。我從巴黎的移民圖書館著手,到位於羅馬始於紀元之初而今下落不明的古代猶太圖書館。隨後,從海牙搜尋共濟會的祕密,到塞薩洛尼基找尋一個被消滅的文明遺跡;從阿姆斯特丹的塞法迪圖書館到維爾紐斯的意第緒圖書館:這些地方的人和他們的書被拆散又往往被摧毀;處處有線索,事實卻是少之又少。

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個訴說離散的故事─關於成千上萬座圖書館在二次大戰期間長久分崩離析的故事。曾是各種文集藏書一部分的數百萬卷書,現仍擺在遍及歐洲的書架上。可是它們遺失了內容的完整性。歷經幾世代打造而成的圖書館,曾是文化、語言學的骨幹,以及各族群、家庭和個人身分認同的核心,風華一時,而今只餘斷簡殘篇。圖書館無法憑藉自身能力復原,它們是創造與滋養它們的人與社會深思熟慮的成果。

而這也是本關於一群人的故事,他們發動了一場戰爭,意欲捍衛他們的文學遺產,拿性命賭注鋌而走險,也經常賠上生命。這些人都非常清楚掠奪他們思想的盜匪,無異於搶奪了他們的歷史和人性,歸根究柢,是要抹滅一切記憶。這些人曾不顧一切要把手抄本藏起來、把日記埋起來,只留下一本最心愛的書,一路相伴走上前往奧斯威辛納粹集中營的絕路。我們之所以能記得這些曾經發生過的可怕劣行,要感謝這些人─包括那些賠上性命的人,還有那些倖存下來描述經歷並公諸於世的人。他們為所有被噤聲的一切填上了文字。我們現在生存的時代,是最後一批納粹大屠殺倖存者即將逝去的時代,只能盼著他們曾留存的足以讓我們繼續記憶。在寫本書時,我了解到這些回憶事關重大,它們是這些書遭到掠奪的重要原因。搶奪人們的文字和記述,等同於囚禁。

書的獨特性無異於藝術品,但是它們具有的價值卻能讓更多人了解。在我們的年代裡,書始終具有一種近乎精神象徵的價值。丟棄書仍被視為大逆不道。焚書,是最強烈的象徵性舉動,不啻摧毀文化。這個毀滅文獻的象徵,自有書以來便有,而一九三三年納粹的焚書堆昭然若揭。

人類與書之間堅不可摧的關係,和數千年來文字宣揚知識、情感與經驗休戚與共。文字逐漸取代口述傳統。我們因此能多保存一些、也能記載更久遠的事情;我們因此能滿足那想要更多、永難饜足的飢渴。閱讀書寫能力,以往是少數人的專門活動,曾被認為是巫術;擅長這類知識的人能和我們的祖先溝通,並擁有知識、威信和權力。我們與書的情感及精神關係,和書「如何對我們說話」有關。書是一種媒介,把我們和不論是生是死的人連結在一起。

美國奴隸長久以來被禁止學習識字,他們稱《聖經》─那些蓄奴的白種主人用來評判他們能力的方式─是「會說話的書」。當他們將《聖經》據為己用,拿來對抗蓄奴者時,幾乎成功得到解放。這部經典,既是壓迫者、也是解放者的工具。即使時至今日,全球衝突仍來自於對神聖經文的詮釋方式。這部書不僅轉化了知識與情緒─更是權力的來源。

這就是被德國一九三三年惡名昭彰的焚書煙霧籠罩,而始終迷濛晦澀的東西;當時,不見容於暴政的作者所寫的書全被丟進熊熊烈火裡。納粹反知識分子、文物破壞分子的形象在我們心中根深柢固,某種程度上不難理解,但也有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們都認為文學與文字本質是良善的。

即使是納粹也清楚,倘若說有什麼東西能比摧毀文字更具威力,那便是擁有並操控文字。書本裡有一股力量。文字如同武器,在砲聲都已停歇後還能持久高亢響亮。文字是武器,非僅止於宣傳一事,還能以記憶的形式不減威力。無論誰擁有了文字,他就有力量,不光是去詮釋它,還能書寫歷史。

※ 本文摘自《偷書賊:建構統治者神話的文化洗劫與記憶消滅》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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