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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熹暻;譯/簡郁璇

「要知曉一個社會的靈魂,就看這個社會對待孩子的方式,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辦法。」

二○一四年三月的某一天,我偶然看到前南非總統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這句佳言。那是我在蔚山調查一名孩子遭家暴致死的案件,發表相關報告之後,也是大眾剛開始討論一位被送養到美國的孩子,被養父毆打致死的時候。

當時我負責的是 NGO「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於二○一○年十月新設立的權利宣導部。韓國雖有很多為身陷困境的孩子提供援助的社福團體,卻是首次成立以改善國內兒童人權制度和認知為目標的宣導部門。

因為沒有先例,一切都是全新開始,但令人困惑的是,為何四面八方發生的孩童受難事件卻各行其是,無法讓「兒童人權」形成一個具體的社會議題。處理兒童虐待案件的團體對於國際收養兒童之死保持距離,國內處理兒童問題的團體也對移工、難民申請者的子女所經歷的歧視採取消極態度。在韓國社會,孩子的痛苦始終無法跨越「福利事業」的範疇,被視為人權問題。

我在四分五裂的案件中來來去去,越發感到好像哪裡不對勁之際,忘了是在聯合國機關的哪一份文件上讀到曼德拉的佳言,腦中彷彿有顆小燈泡瞬間亮起。正如同想要進一步理解女性遭受的暴力,就必須全面檢視女性在家庭、職場、在街頭所經歷的暴力和歧視,兒童的問題亦是如此。從虐待、國際收養、過度的補習教育到移民兒童等,侵害兒童人權的領域與範圍比想像中更廣,當這些事件不再是個別的碎片,而是彼此串聯在一起時,韓國社會的靈魂又會展現出何種面貌?

唯有從整體去看,模式才會變得清晰鮮明。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以參與者與觀察者的視角去端詳「事件」的另一面。

在該單位工作的六年多,我將孩子的受難過程看在眼底,結果發現很遺憾的是,韓國社會的真實面貌相當暴戾,從對孩子絕對關鍵的家庭便是如此。在追查孩子受虐致死的事件軌跡、調查真相時,我深切感受到大部分虐待均始於家庭內的體罰。我發現在眾多先進國家之中,找不到一個國家如同韓國,父母擁有能任意擺布子女的強勢親權,而在孩子的保護與養育上,公共角色如此薄弱的國家也很罕見。

之後,我一步步介入國際收養兒童的受虐致死事件、未婚媽媽及其子女的人權、移民兒童的歧視問題等,親眼目睹在所謂「正常家庭」外的母親和孩子在制度、社會上受到多嚴重的歧視。至少透過我親身經歷的「事件」以及事件中孩子所受到的待遇,可得知壓制與歧視逐漸扭曲了社會的靈魂,而且是從所有人的「第一個社會化環境」、對於身處人生初期階段的孩子有絕對重要性的家庭,便是如此。

現在的情況也大同小異,我就先從二○一六年各種統計資料中挑選幾項和孩童相關的數據來談吧。

二○一六年,韓國的出生人數寫下人口統計最低紀錄,同年有三百零二名新生兒被遺棄在街頭或嬰兒收容箱,被送養到國外的孩子為三百三十四名,幾乎每一天就有一名孩子遭到遺棄或被送到國外。若範圍不限定為嬰幼兒,擴大到未滿十八歲的孩子,遭雙親遺棄、被送至社福機構或寄養家庭的孩子為四千五百零三名,平均一天就有十二名以上。同年,受虐致死的孩子平均一個月有三名;判定為兒童虐待者,平均一天有五十一件,且有超過八成的兒童虐待發生在家中。

*譯註:2009 年 12 月,最初發起人、主之愛共同體教會的李鍾洛牧師在教會牆面設置嬰兒收容箱(Baby Box),以拯救被拋棄於街頭的新生兒。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藝術學院的學生布萊恩.伊比(Brian Ivie)將此拍成紀錄片《The Drop Box》,引起大眾矚目。

另一方面,在同一期間,補習費的支出卻創下歷年最高的紀錄;韓國男性與子女待在家中的時間一天僅六分鐘;有百分之四十三申請育嬰假的女性,在一年之內遞出辭呈。根據統計廳所發表的「韓國人生活品質綜合指數」,前一年比十年前後退的唯一項目為「家庭.共同體」……

仔細研究這些統計數據,不免覺得韓國這個社會還真奇怪。在出生人數持續減少,不禁要憂慮「國家滅亡」的情勢下,為何幾乎天天有人遺棄孩子,將孩子送到國外收養呢?何以兒童虐待、兒童受虐致死和家庭內的虐童現象絲毫不見減少呢?孩子人口數正在減少,但為什麼剝奪孩子遊戲與睡眠時間的補習卻持續增加呢?為何養兒育女仍只是母親的責任呢?為什麼職場女性必須因為「獨自育兒」而活受罪,最後還必須放棄工作?難道這些前後矛盾的情況都只是個別的問題,彼此毫無關聯嗎?

我認為,能將這些問題串聯起來的詞語即為「家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韓國更適合「所有社會問題均是家庭問題」這句話了。

迄今為止,韓國社會就連公共的角色都推卸給家庭。而想在極度競爭的社會中倖存,就必須展開一場「家庭總動員」的戰爭。家庭中最為脆弱的孩子自主性遭到忽視,而家庭主義的極端──將孩子視為所有物並加以控制的行動一如既往,對非家庭成員的排斥則成為稀鬆平常的現象。在此同時,國家卻未盡到自己的本分,只會隔岸觀火,慫恿各家庭「自求多福」。

雖然擔憂不婚與低出生率會造成家庭解體的聲浪很高,我卻認為比家庭解體更大的問題在於將父權秩序視為根本的頑固家庭主義。儘管在現實中,家庭型態急遽產生變化,但在人們的認知與制度上,家庭主義與其強大的運轉方式──「正常家庭」的意識形態,依舊根深蒂固。

「正常家庭」的意識形態,是指將由雙親與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視為理想家庭型態的社會、文化構造和思考方式。對外,它將其他家庭型態視為「不正常」並加以歧視;對內,則由父權制的位階支配家庭。藉由過度強調所謂的正常性,導致家庭徹底成為一個壓迫與歧視的空間。

過去有很多人從女性主義的立場批判家庭主義與「正常家庭」意識形態。隨著標準的四人家庭不再是韓國社會的主要家庭形式,父權制的位階秩序與對女性的壓迫也正逐漸崩塌。

然而對於孩子們,尤其是必須在經濟上、情緒上依賴父母的孩子們,家庭主義和「正常家庭」意識形態仍發揮莫大影響力。

在「正常家庭」內,以父母之名壓迫孩子的權力,並不亞於壓迫女性的性別歧視位階結構。父母將子女視為所有物,行使不可動搖的影響力,並透過子女來證明自己的人生。而在「正常家庭」之外,被視為隸屬於不正常家庭的孩子,受到的不只是歧視,還有諸多威脅生命的狀況。

為了將家庭內最脆弱的孩子放在中心,讓大家看見我們的家庭、家庭主義所造成的問題,我執筆寫下本書。

就字面上來看,小孩指的正是「幼小的人類」。他們只是比較年幼,其餘與成人無異。無論他們是否自願,和成人一樣都是受邀來到這個世界的人。他們只是狀態和成人不同,必須戰勝不安的柔弱生命體罷了。倘若一個社會中最弱勢之人能夠展現該社會的水平,那麼,唯有將孩子置於最小單位的社會──「家庭」的中心,我們才能一探究竟吧?然而,談論家庭議題的書籍幾乎清一色只談成人的問題,不見以孩子為中心的書籍。

我希望能透過本書,請求大家再次思索家庭內外對待孩子的方式所透露的人性、道德性、秩序、個人與共同體等傳統觀念。在以孩子為主的眾多議題中,本書主要針對各種類型的暴力來檢視家庭問題。雖然這是為了將範圍控制在我從工作中所獲得的經驗,同時也是因為,沒有比暴力更能展現侵害他人自主性與歧視程度的主題了。

開始提筆撰寫此書時,正值無數人民不畏嚴寒,燭光明亮不滅,在廣場成功實踐民主主義的時刻。大家呼喊著單一口號,在個人面對集體時不會感到退縮,能尊重彼此的差異,在個體之間又能維持鬆散連結、和平共存的廣場上,似乎正預告著「新市民的誕生」。不斷複誦「振興民族的歷史使命」的國家主義亡靈,是否會隨著總統的彈劾消失呢?在我們付出代價的壓縮式近代化過程中,迫使家庭自謀出路,束縛家庭成員的家庭主義,也會有成為過去歷史的一天嗎?

*譯註:2016 年,韓國人民為罷免前總統朴槿惠,手持燭光在光化門廣場一帶進行燭光示威。

※ 本文摘自《異常的正常家庭》前言,原篇名為〈渺小的個人,巨大的權利〉,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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