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有自帶的階級性,階級將自己和經驗、語言困鎖在固定的範圍。
文/洪崇德;人物攝影/高信宗
友善的傾聽者
晚上七點鐘準時踏入晃晃二手書店,智傑與初見模樣相去無幾:髮型微亂,粗框眼鏡搭樸素襯衫,典型好打理的阿宅研究生款。看似十年如一日,但他從理學院畢業,在臺北從事媒體業,還拿過報導文學獎,三年前遷徙到臺東定居,在友人的不刻意聞問間,生活悄悄轉過幾個彎。
臉上的粗框眼鏡是十年前的流行款:「我只換過一次,還必須是款式差不多的。」外在形象多年如一日的穩定,讓智傑像一團乾淨的謎。他始終是那個盛大舞會靠在角落小圓桌仔細聽人低語的傾聽者,當他者追逐燈光、汗水與舞伴,他在光線微弱的兩人小世界目不斜視,對發言者連連點頭,粗厚鏡片後,狡黠笑意像錯覺般一閃即逝。
作為一個細心體察事物人情,卻謙讓表達權的人,逼問智傑的真實意見並不容易,讓我想起某次相約唱歌時不大點歌,一旁陪坐的他看似分母,播到《島嶼天光》又自覺拿起麥克風。恰逢書店公休,別無人聲,環繞木質書櫃與陣列的書,我終於能在易分心的黃暈裡,掏出深藏他溫潤如玉外表的一點真心。
自我浪漫化
智傑的出道作《深深》可視作社群媒體普及化以前,埋首破報、人文學科的理科研究生邁上文學路的起點。
「清大是選課極自由的學校,我在那裡接觸社會學、中文系以及哲學所的課程,並且組了一個詩社。」創作初期受詩社指導老師蔡明諺和清大中文所鄭聖勳影響,《深深》裡「明日的花」一輯以年份為名的系列作,既是詩社的作業也成為《小寧》的雛形。「明日的花」以宛若密碼的年份為題為眼,尋找理想對象「小寧」展開陳述,有的作品兩本兼收……但在〈2011〉的宣告:「小寧死了以後/我決定永遠終止/以年份為題的寫作計劃」以後,兩本詩集裡的「小寧」並不被視作續集,更近乎異卵雙胞胎。
「我八年前就預料有一天得面對這個問題。」對智傑來說,小寧在《深深》的死亡:「是大學時代浪漫主義、漫遊時期的終結;在《小寧》的復生,則是在社會的另一種狀態,對現實、寫實要求的開始。詩裡頭的個人歷史不是線性的,敘事者也不同,於是小寧不一定是同一個人。」
《小寧》:給同代人的體感文學
這八年有什麼樣的改變?智傑受朋友影響參與了反美麗灣、凱道送仲丘、太陽花等社會運動,曾經的政治線記者與紀實文學創作者身分,讓自己開始思考大歷史敘事跟這些真實存在的個人歷史之間的關係:「《小寧》更多的面對這個真實世界。當然,小寧還是只有自己。」
2016年離開臺北,智傑開始思索自己的侷限:「每個人有自帶的階級性,階級將自己和自己的經驗、語言困鎖在固定的範圍。」為了擺脫慣性,「我去玉里學怪手、好幾次跑到麥寮六輕、到枋寮的魚塭、到化工廠門外去看工人下班、去越南按摩店。這是刻意去追尋的。我是相當肉體性的寫作者,必須親自觸摸到魚網,聞到工業區的氣味才寫得出這些東西。」這些生活經驗的探索,讓漁網、閃爍霓虹燈、褪色的壯陽藥廣告與破啤酒罐被收編為智傑特有的草根意象。
《小寧》的涉事印象頗受關注。但像〈2014給上一代人的情詩〉其實寫於2013年,卻貼合了讀者的太陽花經驗或想像:「人群中我高呼口號:『無法原諒是因為/已經原諒?』『依法行政意思是/怪手與拒馬?』」這是詩人的提前洞見還是歷史的重演?智傑在運動裡總是民眾或觀察者,重現心靈活動與個人史的企圖,要多過展露飽經鍛鍊的思想肌肉束所凝聚的鋼鐵意念,這樣的不平之鳴實屬罕見。
談及第二本詩集,智傑引用哈維爾的「第二口氣」:「在這個階段,創作者耗盡對世界最初的好奇跟表達方式」,這讓我想到羅智成曾在《傾斜之書》提到自己「自覺原創力走下坡」。當浪漫情懷於焉結束,智傑以自己偏愛的廖偉棠說明「體感」:「他會去捕捉生活中看到的重要東西,詩作用的方式並非意象而是氛圍,更遠的東西……」
※ 本文為節錄,摘錄自《幼獅文藝 05月號/2019 第785期》;作者/幼獅文化,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