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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提摩希.史奈德;譯/劉維人

莎士比亞劇作《哈姆雷特》(Hamlet)的主角是個秉性正直的人。當邪惡統治者驟然掌權,他自然大為震驚。他被幻象縈繞,受夢魘踐踏,在孤獨無援之境,意識到必須重建自己的時間感。哈姆雷特說道:「時代已經大亂,啊可惡的命運,竟然注定要我扭轉乾坤 [01]!」

如今我們的時代顯然也已經大亂。過去我們曾因某些原因遺忘歷史的教訓,現在若不夠謹慎,便會在其他因素下再次無視歷史的提示。如果想與自由重締新約,我們就必須修復自己的時間感。

直至不久前,美國人都騙自己說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過去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造成的傷痛似乎太過遙遠,彷彿都已褪為無關緊要的往事。我們允許自己接受「必然式的政治觀」(politics of inevitability),認為歷史只會朝單一方向前進,必定逐步走向自由主義的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在共產主義於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的東歐迎接末日之後,我們就沉迷於「歷史終結」的迷思中[02],於是降低了心中的防禦、窄化了想像力,為那些我們告訴自己不可能重臨的暴政體制開道。

誠然,「必然式的政治觀」乍看之下就像是一種歷史觀。必然式政治觀的信徒,並不否認過去/現在/未來的差別,甚至也會同意人類在遙遠的過去曾經有過多采多姿的各種政治形式,但他們認為,當下的時刻只不過是邁向既定未來的一小步,只不過是全球化更擴張、理性更加深化、經濟更加繁榮的一小步。這種思維叫做「目的論」(teleology),它認為歷史會朝向某個既定目標前進,而且這個目標通常令人嚮往。共產主義也是一種目的論,它說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終有一天會到來。然而,當共產主義的美夢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破碎,我們卻做出了錯誤結論——我們不但沒有放棄目的論,反而認為自己的版本才是正確的。

必然式的政治觀是讓自己的思維停滯的方式。只要共產主義者與資本主義者的系統還在競爭,只要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的記憶依然猶新,美國人就必須提撥心神回觀歷史,將過去的概念保存下來,藉以想像未來的其他樣貌。然而,我們一旦接受了必然式的政治觀,就會以為歷史再也無關緊要。如果過去的一切都遵循某種已知的趨勢,我們就不需要了解其中的細節。

必然式的政治觀,扭曲了我們談論二十一世紀政治狀況的方式。它不但扼殺了討論政策的空間,還容易讓政黨系統變成其中一個政黨想維持現狀,另一個政黨則完全否定。它讓我們習慣認為一切事物的基礎規律都是「必然如此的」。立陶宛政治理論家利奧尼達斯.丹思基斯(Leonidas Donskis)[03] 稱這種觀點為「液態之惡」(liquid evil)。我們一旦認為一切都是必然的,政治批評就會失去施力點。許多看似提出批評分析的言論,都因為預設現況不可能改變,反而間接使得必然性的思維更加強大。

例如有些人會批評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批判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以某種方式驅逐了其他一切經濟秩序。他們的批判固然所言不虛,但光是沿用這個詞,通常就已經是在不容挑戰的政經霸權面前俯首稱臣。此外有些評論家,會借用一個分析科技創新的語彙,認為政治局勢需要「破壞」(disruption)。但這個詞搬到政治領域後,又帶著相同的隱義,認為世上的一切都不可能真正改變,所有刺激我們的混沌亂象,最終都會被自我調控的系統吸收。在足球場上裸奔鬧場的人,當然會破壞賽事,但並不會改變比賽規則。「破壞」這個概念,本身就意味著不成熟——它假設在青少年搞砸事情之後,成人就會過來清理善後。

但是現實世界並沒有「成人」。我們得自己收拾殘局。

第二種反歷史式的回顧過去方式,是「永恆式的政治觀」(politics of eternity)。永恆式政治觀和必然式政治觀,都是掩蓋歷史真實的面具,只是方式不同。雖然它重視過去發生的事,但只熱中於自己的版本,不去看真正的歷史事實。它總是懷念那些過去並未發生,而且事實上相當悲慘的「光榮時刻」[04]。永恆式政治觀的信徒,把歷史描述得宛如一座廣袤的迷霧莊園,裡面全是模糊難辨的國家受難者紀念碑,每一座碑距離現在都同樣遙遠,每一座碑都同樣方便他們進行政治操弄。他們引述的每一則往事中,彷彿都有一些境外的敵人要傷害這個國家的純淨性。

訴諸民粹的國家主義者(National populists)相信永恆式的政治觀。這些人最愛引述一九三○年代的往事:當時民主共和國似乎都被擊潰,納粹與蘇聯兩大敵人勢不可擋。如今那些倡議英國脫歐的人,說英國是民族國家,但這件事從來不曾為真。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大英帝國,帝國瓦解之後變成英國,後來加入了歐盟。即使脫離歐盟,英國也無法回到過去,反而是冒險躍入未知的狀態中。令人不安的是,當英國法院判決脫歐程序需經下議院通過,某份英國小報竟然說法院是「人民之敵」(enemies of the people)——這是一九三○年代蘇聯作秀公審使用的史達林式詞彙。同樣地,法國極右派政黨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也以一幅虛構的戰前民族國家意象,煽動選民脫歐。然而無論法國還是英國,若不曾經歷帝國時期或歐洲跨國組織時期,如今都不可能存在。至於俄羅斯、波蘭、匈牙利的政治領袖,也用類似的方式緬懷一九三○年代的光榮歷史。

在二○一六年選戰中,川普喊出「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這句口號;過去曾有一個阻止美國對抗納粹的團體就叫這個名字[05]。他的戰略顧問保證政府的政策一定會「和一九三○年代一樣刺激」。此外,還有另一句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這句話中的「again」是指什麼?提示:看一看「別讓悲劇重演」(Never again)[06],你就會找到同樣的「again」。川普總統本人甚至把一九三○年代的政體改變方式,當成解決當下問題的解藥:「你知道經濟崩潰,全國陷入地獄,一切慘不忍睹的時候,要怎麼解決嗎?」他認為我們需要的是「幾次暴衝,才能讓我們回到國家過去偉大的樣貌之時」。

永恆式的政治觀,會讓我們沉迷於神話式的往日故事,不再思考未來的可能性。習慣以受害者自居,會削弱我們修正自己錯誤的動力。如果國家的價值源自過去固有的美德,而非未來的發展潛力,政治就會變成爭執善惡的口水戰,不再討論真實發生的問題該如何解決。

如果國家永遠處於危機之中,人民永遠處於緊急狀態中,規劃未來就變得幾乎不可能,甚至反而顯得對國不忠。如果敵人永遠都在門前,我們要怎麼改革自己的國家?

如果說必然性的政治觀讓人陷入呆滯,永恆性的政治觀就是讓人陷入催眠:循環不已的往日神話宛如不停捲動的渦漩,釘住你我的目光,攝走我們的心神——然後我們就會聽從別人的命令,犯下令人震驚的大錯。

如今我們面對的危險是正在從必然性政治觀的道路上,走向永恆性的政治觀;從天真而不完美的民主共和國,走向混亂而犬儒的法西斯寡頭制。必然性的政治觀,在現今動盪的局勢中顯得極度脆弱。神話一旦被打碎,時代一旦亂了套,我們就會急忙尋找其他方式統整眼下的混亂。那條阻力最小的道路,會讓我們從必然性的政治觀,直接墜入永恆性的政治觀。

如果你曾經相信最終一切都會變好,如今你就會相信最終什麼都不會改善。

如果你曾經認為社會必然會不斷進步,因而沒有付出任何努力,如今你也可以繼續無所作為,因為你相信歷史必然循環。

必然性與永恆性的政治觀,都是反歷史的立場。而唯一能夠阻止我們陷入這兩個極端的力量,正是歷史本身。歷史讓我們辨認規律、讓我們做出判斷。它幫我們勾勒出世界的結構,讓我們在其中追求自由。

歷史讓我們回顧過去的關鍵時刻,看見每個事件雖然各自不同,但沒有任何一個事件真正獨一無二。我們一旦了解過去的事件,就能知道如何共同創造未來。

歷史賦予我們責任感,讓我們知道自己即使無法決定整體大局的走向,依然會左右每個瞬間的發展。波蘭詩人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認為,這種歷史的責任感正是對抗孤獨與冷漠的武器。過去的先人曾經付出更大的努力,遭遇更艱困的處境。有了他們的陪伴,我們便不再孤單。

我們這一代擁抱了必然式政治觀,讓下一代失去了歷史感。如今,必然式政治觀所允諾的美好未來顯然已經破滅。下一代的美國人將如何回應這個世界?也許他們會逐漸從必然墜入永恆。但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希望他們走上另一條道路,重拾歷史意識,拒絕上一代遺留的陷阱,不落於必然式和永恆式的政治觀。

我們可以確定,如果美國的年輕一代不開始締造歷史,歷史便將毀於必然式與永恆式政治觀的信徒之手。但是在締造歷史之前,美國的年輕人必須先了解歷史。這個時代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

時代已經大亂,啊可惡的命運,竟然注定要我扭轉乾坤。

雖然哈姆雷特這麼說,但他最後的結論卻是:

不,咱們一起進去。

注釋

01 譯注:《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景。本書採彭鏡禧譯文(《哈姆雷》,聯經出版,二○一四年)。

02 譯注: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後,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期刊上發表〈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論文,隨後又將概念擴寫為書《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福山根據黑格爾的演繹,衍生認為自由主義民主制與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最有效的組織形式,故之後將不再有新的政治社會體制。

03 譯注:當代歐洲重要思想家之一。研究歷史哲學、文化哲學、政治理論等等。曾任歐洲議會議員。

04 審訂注: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05 譯注:美國積極參與一戰,付出巨大成本但未取得相符利益,引發國內巨大反彈。一九三○年代早期,納粹陸續併吞歐洲各國,美國開始出現「美國優先」口號,主張孤立主義,反對國家插手歐洲事務。三○年代後期議會陸續通過一系列中立法案。一九四○年九月「美國優先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成立,成為二戰時最大反戰團體,會員最多高達八十萬人。「美國優先」口號因委員會中著名飛行英雄林白在演講時使用而廣為人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轟炸珍珠港,三天後此團體解散。

06 譯注:二戰時期集中營的反抗者與倖存者開始以「Never again」為反抗口號。二戰後這句話成為各國社會提醒人民六百萬猶太人遭屠殺的歷史記憶。

※ 本文摘自《暴政》,原篇名為〈結語 歷史與自由〉,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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