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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艾雅爾.溫特;譯/高英哲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只不過是我們多少都有一點、更為廣泛的某種症候群的最極端表徵方式──也就是當我們跟權威人士有關係時,就會對他們產生正面情感。人們往往會執著於這些正面情感,就算那些權威人士對待他們不公不義也無所謂。人們能夠改變自身處境的機會愈少,就愈會對權威人士表達正面情感,對於自己受到任何不公的對待,都會覺得自己咎由自取。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被家暴的婦女拒絕離開丈夫,員工無來由地容忍慣老闆的無理行為,重要的顧客趾高氣昂、舉止失格。

我指的並不是我們完全知曉自己落於下風,明白表達自身的憤怒只會造成反效果,因此基於策略考量選擇忍氣吞聲。我指的是我們對於那些傷害我們的個人,表現出荒謬的同情,或是單純只因為他們掌控大局,就全然忽視其行為。相較之下,倘若對方只是個臨時性的長官,或是無足輕重的顧客,我們就會立刻表達內心的不滿,除非這樣做的代價非常高。

很多時候當外在權力結構對我們格外不利時,情緒機制就會跟認知機制偕同運作,適度調節我們的受辱感及憤怒感。這屬於理性情緒行為,程度適中的話可提升我們的存活率。然而在受家暴婦女之類的極端情況之下,同樣的行為模式卻可能對我們極為有害。權威人士只要對我們施些小恩小惠,情緒機制也會誇大我們感激的程度,使我們過分強調這些小恩小惠的重要性,從而於理無據地相信權威人士擁有純直良善的品格。這就是警察採用「扮黑臉,扮白臉」的審訊策略之所以會成功的祕訣:壞警察扮完黑臉卻未能得到嫌犯自白,打從心底關懷嫌犯權益的好警察,就會像個天使般突然現身,為他送上咖啡或香菸。

同理惡者:自我保護策略

我是從我父親告訴我的一個故事裡,了解到這種小恩小惠具有多麼大的情緒力量,即使是由格外駭人的權威人士來做也不例外(說不定還特別有用)。

在 1932 年,我的父親漢斯是德國柯尼斯堡康德小學唯一的猶太裔學生,他對於歷史老師葛魯伯博士的印象格外鮮明。葛魯伯是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同時也是納粹的死忠支持者,他無視於威瑪共和國的官定版課綱,而是自己有一套反猶太的種族主義課程,教導學生德國是人類文明的搖籃,猶太人則是尼安德塔人的後代。他對於我父親的猶太裔背景一清二楚,老是在其他學生面前羞辱他,並以此為樂。比方說有一次我父親就被叫到教室前面,要他說說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的故事。葛魯伯也完全無視威瑪政府嚴禁在學校進行政治集會的禁令,他在上課時毫無節制地進行納粹遊行,並且演變成例行公事。我父親回家後有點猶豫地提起這件事,讓葛魯伯差點丟了工作。在那之後他就比較不會把我父親叫到教室前面去,卻始終盯著他的一舉一動。

葛魯伯在 1933 年 2 月初,在學校舉辦了一場慶祝希特勒當選德國總理的大型典禮。前任政府限制在學校進行政治活動的禁令一晚翻轉,隔天早上 8 點學校就備好了帶有 卐 字標誌的旗子跟橫幅。我父親又怕又氣,覺得他無法參加這場遊行,因此把旗子交給站在他前面的男孩,偷偷溜走了。

我父親從學校的遊行場迅速開溜,跑進建築物躲在廁所裡。但即使人在廁所,他還是聽到有人在某個隔間裡唱納粹黨歌。他還來不及聽出唱歌的人是誰,隔間門就被打開,他發現自己跟穿著上漿衝鋒隊制服的葛魯伯博士面面相覷。

我父親立刻轉頭就跑,葛魯伯在後頭一邊追著,一邊試著扣上褲子拉鍊頂端的釦子。「漢斯.溫特,給我站住!」葛魯伯扯開嗓子大吼。我父親才不聽他的,反而加快腳步落跑,他迅速跑過學校操場,直接衝進城裡鬧區,我父親覺得如果他能夠在葛魯伯逮到他之前,跑到半哩之外叔叔的小麥進口公司辦公室,他就安全了。我爺爺很可能也在那裡,倘若他看到葛魯伯想要幹麼,就會想辦法讓我父親轉學,他就再也不必跟葛魯伯打交道了。

柯尼斯堡的 2 月氣溫經常遠低於攝氏 0 度,我父親運氣很不好,當天街道上有一層厚厚的冰,他在寒冷透骨、滑不溜丟的街道上死命跑了好幾分鐘之後,一個沒踩穩就摔在人行道上,摔傷了一條腿。他躺平在地上痛苦地哀嚎時,聽到上氣不接下氣的葛魯伯逐漸接近。他很確定再過幾秒鐘,葛魯伯就會整個身體重壓在他身上,把他的頭壓進冰裡,而且沒有人會來把他從葛魯伯怒不可遏的報復中拯救出來。

接下來發生的事,對我父親人格造成的影響──無論是好是壞,比納粹在德國掌權那一年所發生的任何其他事件,都還要深遠。

葛魯伯小心翼翼地接近這時努力在裝死的我父親,把他抱了起來。葛魯伯輕聲問道:「漢斯,怎麼啦?讓我看看你哪裡受傷。」葛魯伯溫暖地抱抱我父親之後,就小心地檢查他摔傷的腳。我父親也小心翼翼地看著葛魯伯,但他還是點了點頭,表示腳沒有那麼痛了。葛魯伯接著協助我父親站起,拍了拍他的頭,指向附近一間咖啡店。葛魯伯付帳幫他點了杯熱茶,外加一塊巧克力蛋糕。我父親隔著桌子,一臉狐疑地看著葛魯伯。

葛魯伯把下巴枕在手臂上,跟我父親的頭同樣高度。他解釋說他之所以要追在我父親後面,是要跟他和好,不是要傷害他。「事實上我想要跟你說的是,身為一名教育家以及你的個人導師,我認為自己對於你在校的健康福祉負有責任。沒有人能夠傷害你,無論是學生、老師還是誰都一樣。答應我,如果有任何人企圖傷害你,你就立刻讓我知道。」葛魯伯繼續這個調調,強調既然希特勒如今已成為德國領袖,尊重、正義以及正派自然會成為新納粹德國的標記。葛魯伯講完這篇演說之後,就冷靜地吃他為自己點的蛋糕。

我聽我父親說過這個故事很多遍。每次他說到咖啡店那一幕時,就會眼眶泛淚、聲音哽咽。我父親會有這種反應,是因為他在德國念書的最後那一年,有許多不堪回首的記憶,還是因為他被窮凶惡極的葛魯伯追著跑時嚇壞了?我覺得兩者皆非,而是因為我父親在最意想不到的時間與地點,受到最意想不到的人善意對待。他似乎把葛魯伯當成英雄,事實上根本是把他當成正人君子。

為什麼可悲的葛魯伯只不過展現了幾分鐘的正派,就使我父親感恩戴德?我始終不敢直接問我父親這個問題,不過葛魯伯之所以會成為我父親多年來同理共感的對象,似乎正是因為除了葛魯伯平常就個性差、行為惡劣以外,他本來就很令人憎惡。

我父親的情緒反應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中度表現。他小時候身處在被老師權威打壓的處境,那位老師在納粹統治開始那段非常令人懼怕的時期,讓他的生活變得非常悲慘。

那位老師以非常低廉的代價,博得學生的同理心──這是理性情緒作用下的結果,它保護了我父親的心理,讓他能夠撐過在德國最後那段艱困歲月。某種特定情緒在某個特定時刻可能是理性的,但即使我們早就不再需要那種情緒保護我們,它仍然可能深植在我們心中,留存數十年如一日。

※ 本文摘自《情緒賽局》,原篇名為〈自我防衛的情緒機制〉,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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