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藍佩嘉

二○一七年冬日,有位母親騎車載著身穿無袖洋裝的女兒,被網友拍照、錄影後傳上網爆料。轉載的媒體用「讓女兒穿吊嘎凍到發抖」的字眼大加撻伐,網路肉搜如風,社工隨即登門向家長表達這可能涉及「兒童虐待」的關切。這位參加親子共學團體的母親在網路上發文,堅定說明她其實是尊重孩子的「身體自主權」:「當天出門我有詢問孩子天冷,要不要多穿衣服,但小孩喜歡那件衣服,堅持只要穿這件,在我的立場下,我尊重孩子有身體自主權,她選擇不穿外套出門。但為什麼報社要憑一個網路新聞就告知全世界,用來評論一位媽媽?」[3]

曾擔任管理職,現在專心家務的芸芸媽,同樣試圖在教養上尊重孩子的自主與自治。她總是蹲下來用孩子的高度跟她說話,給孩子選擇、而非指令。她的做法承受來自其他家庭成員的批評。忙於工作的先生認為她對小孩「太寵」、「有點超過」;公婆批評她教養不力:「妳這樣教不行啦!不會對小孩兇,他們不聽大人的話、講話沒禮貌。」更令她擔心的是不確定的未來:採行西方理念引導下的教養方式,與孩子將來要面對的本地現實環境是否相容?另一位母親用遲疑的語氣描述主見超多的女兒:「我們給她太多自己決定的空間,可是職場上很多事情不是這樣的。我擔心有一天,她會回過頭來問:為什麼她不能自己決定?」

小布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婚姻移民,她面對的教養困境則相當不同。經濟不安全是家庭生活中最大的陰影:做鐵工的先生處於半失業狀態,只能靠她在社區工廠打雜提供家庭主要收入。她去學校時總覺得其他家長對她冷淡、漠視,不確定是由於她的新移民身分,或是因為小布在學校闖過幾次禍。擔心孩子的管教不足,她在公寓牆上掛了手寫的「家規」,也不時使用體罰,即便先生覺得她太過嚴厲。她的教養挫折感主要來自外界的否定與質疑,她常常掛在嘴上的是:「我教得很失敗,你們可以教我嗎?」

在上述的例子中,我們看到來自不同社經地位的家庭,對於教育、教養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同樣的做法,有家長視之為扼殺下一代的競爭力,卻也有養育者認為是尊重適性發展的節奏。讓孩子作主,究竟是尊重孩子的自主性?還是父母責任的撤退?這些有關教養的爭議,以及照顧者的焦慮,不只呈現個別家庭的困擾,也反映出臺灣社會與文化的快速變遷,以及家庭處境與教養腳本的分化。同時,更多的國家制度介入,網路無所不在的監看,將個別家庭的教養實作放在放大鏡下檢視,強化了公共領域與私人生活之間的拉扯。

為了撰寫這本書,我在臺北、宜蘭訪談了近六十個臺灣家庭。這些父母的社經地位殊異,有醫師、工程師、老師、公務員,也有業務、建築工、漁工、計程車司機。有些住在臺北市寸金寸土的蛋黃區,有些住在宜蘭海邊的小漁村。有些父親在中國工作、形成兩岸分偶家庭,有些母親是來自東南亞或中國大陸的新移民。他們的孩子(多為小學年紀)就讀的學校也有所不同,從國際學校、私立學校,到公立學校、另類實驗學校,以及海邊小校。

人們經常以為教養只是個別父母的煩惱。本書呈現看不見的結構力量與社會界線,如何造成父母們的教養困境與情緒焦慮。親職也像是個經驗透鏡,折射出如萬花筒下的臺灣面貌,不論是壓縮的文化變遷,或是擴大的社會不平等。面對貌似不安全與不確定的未來,當代臺灣父母採取不同的教育與親職策略試圖保障下一代的安康,弔詭的是,這些保安策略卻經常讓我們感到更不安全。

做父母為何變得這麼難?

相對於上一個世代的父母,當今的家庭,不論社會階層或性別分野,其實都投入更多時間與資源來照顧孩子,然而,父母在教養過程中卻益發感到彷徨或不確定。為什麼做父母這件事似乎變得更加困難?讓人感到如此焦慮?我認為有以下四個主要原因:童年與兒童之社會定位的變化、親職成為個人選擇的親密關係、教養變成科學與國家監看的對象,以及全球化影響下壓縮發展的現代性。

專心長大與學習的童年

我們現在想到「童年」,腦中便浮現孩子的純真笑顏,以及無憂無慮的玩耍時光。然而,在其他的歷史時期與社會脈絡中,「童年」的意象未必如此,不同社會階層與族群也有不同的童年概念。用學者的話來說,兒童的不成熟固然是生理的事實,但社會與時代如何理解生理不成熟以及賦予何種意義,則是文化的事實。[4]

歷史學家阿里葉(Philippe Ariès)大膽地宣稱,「童年」的概念其實是現代的發明。他分析中世紀歐洲的肖像畫,發現兒童的穿著打扮與身體表情都只是成人的縮影,從事的休閒活動與工作大同小異,成人也會唸故事書給彼此聽,兒童也要參與勞動。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天使般的甜美面貌,才普遍出現在貴族兒童的肖像畫中。[5]十八世紀後的思想家進一步奠定了浪漫主義的童年觀與教育的啟蒙意義:洛克視兒童為白紙一張,後天教養能激發無限學習潛能;盧梭則強調兒童的純真狀態,應順其自然發揮天性。這兩個涇渭分明的兒童觀點,至今仍影響教育與教養的辯論。

「現代兒童」變得「經濟上無用、情感上無價」(economically useless but emotionally priceless),社會學者齊力澤(Viviana Zelizer)這樣描述。兒童曾是家庭裡重要的勞動力,但僱用童工逐步被認為是不道德與不合法的制度。[6]童年變得「神聖化」,與世俗世界「隔離」開來,在這段天真、快樂、自由的時光裡,兒童應該專心長大與遊戲,遠離經濟責任與成人世界的汙染。童年為何變得神聖?齊力澤認為跟社會人口與家庭組成的變遷有關,包括嬰兒出生率與死亡率下降、家庭規模縮小,以及專職家庭主婦的增加,家庭生活因而被賦予更多文化意義與情感價值,親子間的情感互動變得重要。[7]

在中國歷史上,「童年」與「成年」的範疇也不像現在這樣壁壘分明。歷史學者熊秉真研究中國的幼教或「訓幼」文獻,發現不同朝代的士人家庭在教導重點上雖有不同,但普遍帶有功能論的色彩:兒童的存在目的是為了「學做人」,也就是養成符合社會規範的成人特質,以光宗耀祖、延續香火。要到二十世紀後的中國,才逐漸重視童年的非工具價值。[8]

在臺灣,兒童的社會定位在戰後數十年間有明顯的轉化,折射出臺灣社會壓縮快速的變遷(詳見附錄一)。在充斥反共宣傳與政治動員的年代,養育兒童旨在培養國家的戰備力與家庭的勞動力。在物質資源與衛生條件不佳的戰後初期,生太多與養不活都是家庭面對的直接威脅與風險。在美援的壓力與協助下,臺灣政府有組織地推動家庭計畫與改善公共衛生,有效地降低了嬰兒的出生率與死亡率。隨著經濟的起飛與政治的民主化,臺灣兒童逐步轉變為消費、教育、福利的主體。兒童的脆弱性逐漸被放大,「愛的教育」成為教養的新正統,社會菁英呼籲家長揚棄傳統管教窠臼,並要求國家改革教育體制,以保護孩子的快樂童年、自主權益。

基於童年意義的轉變,父母的責任相應擴大,不只要養,而且要分擔教育的任務,必須在童年期間,甚至是學齡前,接受專家的指導意見,以確保孩子獲得足夠的學習刺激與認知發展。類似「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童年不能重來」的論述,賦予父母神聖任務,要打造快樂、安全、豐富的童年經驗,好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定良好地基。在過去,生養子女有助於家庭的經濟安全,不論是提供當下的勞動力,或未來的經濟支柱。對當代的父母來說,教養過程及其不確定的後果,反而成為不安全與焦慮的來源。

註釋
[3] 何小姐,2017,〈【台中吊嘎記】憑一張照片,就說我是虐童媽!?〉。網址:http://parentparticipatingeducation.blogspot.tw/2017/02/blog-post_28.html(檢索日期:2018/10/30)。
[4] Prout and James 1997: 7。
[5] Ariès 1962。但也有其他學者認為阿里葉對史料過度詮釋、推論邏輯錯誤,對於中古時代是否真的沒有童年意識、童年「出現」的關鍵時期有許多論戰。持平來說,中世紀並非沒有童年的概念,只是跟現代大不相同(Heywood 2004:24-32)。
[6] 農工階級的兒童,自古就扮演家庭裡的重要勞動力,不論是參與農作或在工坊當學徒。十八世紀工業化的列車加速啟動後,童工更成為紡織工廠裡的勞動資源,貧窮的父母生更多的孩子以增加家庭收入。童工的勞動剝削與不人道待遇,成為社會改革的重要議題,督促國家進行法治改革。英國逐步擴大工廠法的規模,1844年後規定孩子必須在校學習半天。美國也在1930年代實施相關法令,不僅僱用童工變得違法,隨著義務教育的推廣,學生變成了不分階級的孩子的主要職業(Heywood2004:206)。
[7] Viviana Zelizer(1994)認為1800年至1930年間是美國社會建構「現代兒童」的關鍵時期。她精闢地論證,這樣的觀點演變雖然受到近代經濟、職業和家庭結構眾多變動的影響,但童年被「神聖化」的文化過程有著獨立的影響力,並透過各類社會制度重新定義兒童的社會價值。

※ 本文摘自《拚教養》導論,原篇名為〈當代父母為何如此焦慮?〉,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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