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17歲才踏入學校，沒聽過「猶太人大屠殺」，同學當她是怪胎⋯⋯

文／泰拉．維斯托（Tara Westover）、譯/林師祺

一月一日當天，母親開車送我展開新生活。我帶的東西不多，就是十幾罐蜜漬水蜜桃、床單、用垃圾袋裝的衣服。我們駛下州際公路時，眼前的風景變得破碎、崎嶇，陡峭的落磯山脈取代起伏不大的熊河丘。大學坐落於瓦薩奇山脈中，白色山壁莊嚴地拔地而起。山景雄偉，但是這種美卻帶有侵略性，令人膽怯。

我的住處在校園南方一哩，有廚房、客廳和三個小房間。其他女生還在過聖誕假期，所以沒回來；我之所以知道室友是女性，是因為楊百翰大學不准男女同宿。我幾分鐘之內就把行李從車上搬進屋裡，母親和我尷尬地在廚房站了一會兒，她抱抱我便離開。

我獨自一人在寂靜的公寓住了三天，但是我一點都不覺得安靜。沒有一個地方安靜，以前我在城裡待的時間都不超過幾小時，覺得隨時都有各種奇怪噪音入侵。我聽得到每個聲音，好比行人號誌燈的警示聲、尖銳的警笛聲、氣動剎車器的嘶嘶聲，就連行人壓低的說話聲也不例外。我的耳朵不堪其擾，畢竟我早已習慣山區的寧靜。

第一個室友抵達時，我已經嚴重失眠。她名叫珊儂，上的是對街的彩妝學校。她穿了長絨粉紅睡褲、白色細肩帶緊身上衣，我緊盯著她露出來的肩膀。以前我也看過這種打扮的女人，爸爸說她們是異教徒，我向來避免接近她們，深怕染上她們的敗德行徑，結果現在我的住處就有一個。

珊儂打量我的寬鬆法藍絨大衣和男性化牛仔褲，眼神明顯表露出失望。「妳幾歲？」她問。

「我大一。」我不想承認自己才十七歲，應該念高一。

珊儂走向水槽，我看到她的臀部上印著「多汁」。我已經無法承受，只能退回房間，低聲說我要睡了。

「好主意。」她說：「明天很早就要上教堂，我老遲到。」

「妳上教堂？」

「當然。」她說：「難道妳不去？」

「我當然會去。可是妳……妳真的會去？」

她瞪著我咬唇，然後說：「八點要到教堂，晚安。」

我關上房門時，思緒一團亂。她怎麼可能是摩門教徒？

爸爸說到處都有異教徒，多數摩門教徒也是，只是他們不自知。我想到珊儂的緊身衣和睡褲，頓時發現，也許楊百翰大學裡的每個人都是異教徒。

另一個室友隔天才到。她名叫瑪麗，是主修幼童教育的大三生。她的穿著符合週日上教堂的摩門教徒在我心中的印象，花裙長度及地。她的服裝就像某種暗號，表示她不是異教徒，有那麼幾小時，我覺得自己沒那麼孤單。

但也只持續到當天晚上。瑪麗突然從沙發上站起來說：「明天就開學，我該去採買雜貨了。」一小時後，她帶著兩大紙袋回來。安息日不能逛街，我週日連一包口香糖都沒買過，但是瑪麗卻百無禁忌地拿出蛋、牛奶、義大利麵，渾然不覺得她放進共用冰箱的每樣東西都違反了上帝的誡命。最後她拿出一罐健怡可樂，那也是違禁品，我又再次逃回房間。

隔天早上，我搭公車搭錯方向，等我回頭，幾乎已經快下課。我尷尬地站在教室後方，後來那位五官精緻的纖細女教授示意我去坐前方唯一的空位。我坐下時覺得所有人都盯著我看，那是莎士比亞的課，我選這門課是因為我聽過莎翁的名字，覺得這是個好兆頭。來上課之後，我才知道我對他一無所知，只聽過他的大名。

下課鐘響，教授走到我桌前。「妳不該來這裡。」她說。

我困惑地看著她。我當然不該來，但是她怎麼知道？就在我打算全盤托出，承認我從沒上過學，也沒達到高中畢業標準時，她補上一句：「這是大四上的課。」

「有專門開給大四上的課？」我說。

她翻白眼，當我開了無聊玩笑。「這是三八二，妳應該去一一○。」

我幾乎走過整個校園才恍然大悟，我查了課表，第一次注意到課程名稱旁邊的號碼。

我到註冊組，辦事人員說大一課程已經滿額。他們請我每隔幾小時就上網，如果有人退課，我就可以補上。那週快結束前，我已經擠進英文、美國史、音樂和宗教的導論課，至於西方文明藝術史，我只能選到大三課程。

大一英文的教授是二十八、九歲的活潑女性，她屢屢提到「論文形式」，還不斷向我們保證高中已經學過。

下一堂的美國史課堂以先知約瑟．斯密命名。我以為美國史應該很簡單，因為爸爸教過美國開國元勛，我對華盛頓、傑佛遜、麥迪遜知之甚詳。結果教授幾乎沒提過他們，只說到「哲學基礎」、西塞羅和休謨的著作，這些名字都是我前所未聞。

教授第一堂課就告訴全班，下一堂課要測驗我們有沒有溫書。我努力和課本密密麻麻的段落奮鬥了兩天，但是文中的「公民人文傳統」、「蘇格蘭啟蒙運動」就像黑洞，將所有字眼都吸進去。我考是考了，只是每個問題都答錯。

那次失敗難以消化。我能不能安然念完？我的教育所得到的養分是否足夠？那是我第一次受到檢驗。考試之後，答案昭然若揭：顯然不夠。有了這點體悟，我可能懊悔自己的養成背景，結果沒有。隨著我們父女之間的距離拉長，我反而越來越忠誠。在山上，我可以反骨叛逆。但是在這個明亮又嘈雜的城鎮，四周盡是偽裝成聖人的異教徒，我則謹守他教導的每個真理、每個教條。醫生是「沉淪之子」，自學是上帝的誡命。

一次考差無損我重新擁抱教義，但是某次西洋藝術課卻動搖了我的信仰。

我到教室時，溫暖的晨光從高牆窗邊灑了滿室。我在穿高領上衣的女生旁坐下，她名叫凡妮莎。「我們要互相幫忙，」她說：「全班大概只有我們兩個是大一。」

一個小眼睛、高鼻子的老先生拉上窗簾，開始講課。他打開開關，投影機的白光照亮教室，幻燈片投影出一幅畫。教授討論構圖、筆觸和歷史。接著又一幅幅解說。

後來出現一張獨特的畫作，畫中男子戴著褪色帽子，身穿大衣，背後隱隱約約有道水泥牆。他手裡拿著一張小紙頭湊在面前，但是他沒看著紙，而是望著我們。

我打開為了這堂課買的畫冊看個仔細，圖下有斜體字，但是我看不懂，有個黑洞般的詞彙吞噬其他字眼。我看過同學發問，便舉起手。

教授點我，我大聲唸出那個句子，看到那個詞彙時，我頓住。「我不認得這個詞，」我說：「請問這是什麼意思？」

班上鴉雀無聲，沒有噓聲，沒有人要大家安靜，而是極度靜默。沒有人翻書，沒有鉛筆刮過紙張的聲音。

教授緊抿著嘴。「謝謝妳來這招。」然後繼續看筆記。

接下來的課，我幾乎紋風不動。我盯著鞋子，納悶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何每次抬頭都有人看著我，當我是怪胎。我當然清楚自己是怪胎，只是不明白他們怎麼知道。

下課鐘響，凡妮莎將筆記本推進背包，接著停下動作說：「妳不該拿那種事情開玩笑，不好笑。」我還來不及回答，她已經離開。

我假裝外套拉鍊卡住，等所有人出去才離開座位，避開別人的目光。我直接奔到電腦教室，查「猶太人大屠殺」（The Holocaust）。

我不知道我坐在那裡看了多久，總之後來終於看夠。我向後靠，盯著天花板。我大概太震驚，究竟是因為讀到的資料太恐怖，抑或發現自己太無知，我就無法確定了。我記得自己愣了一會兒，想的不是集中營，不是亂葬崗或毒氣室，而是母親的面孔。一種奇怪的情緒湧上心頭，那種感覺強烈又陌生，我不確定那到底是什麼感受。只知道我想對她大吼，對我的親生母親大吼大叫，那個念頭著實嚇到我。

我搜尋記憶，「猶太人大屠殺」其實不是完全前所未聞。也許母親教過，可能是我們摘玫瑰果或做山楂酊劑時。我的確依稀記得，許久之前，猶太人在某個地方遭到殺害。但是我以為規模很小，例如「波士頓大屠殺」那類小型衝突。爸爸常提到那件事，說五個平民遭到殘暴專制政府殺害。誤會兩件事規模相當（五之於六百萬）簡直是不可思議。

我在下堂課之前找到凡妮莎，道歉我亂開玩笑。我沒解釋，因為我辦不到。我只說抱歉，下不為例。說到就要做到，所以我那學期沒再舉過手。

那個週六，我坐在堆滿作業的桌前，當天就得完成所有功課，因為我不能違反安息日的傳統。

我從早讀歷史課本讀到下午，依舊不太明白。傍晚，我想寫英文課的自我介紹，但我從沒寫過文章，也不知道該從何下筆，我只論述過罪孽和悔改，而且沒人讀過。我不知道何謂老師口中的「論文形式」，只能潦草寫幾句又畫掉，再從頭來。我就這樣來來回回，忙到半夜十二點之後。

我知道我該停筆，現在已經是安息日，但是我還沒開始寫週一早上七點前要交的音樂理論作業。我說服自己，起床之後才是安息日，便繼續奮戰。

我醒來時是趴在桌上，房間已經大亮。我聽到珊儂和瑪麗在廚房走動，穿上週日才穿的洋裝，我們三人出發到教堂。因為會眾都是學生，人人都與室友一起坐，我便和她們坐在同一張長椅上，珊儂立刻與後面的女生攀談。我環顧四周，驚訝地發現許多女人穿的裙子還遮不住膝蓋。

和珊儂聊天的女生說，我們下午應該去看電影，瑪麗和珊儂附和說好，我搖頭，因為我不在週日看電影。

珊儂翻白眼低語：「她非常虔誠。」

我始終知道父親信仰的是不一樣的上帝。從小我就發現，雖然我們和鎮上的人去同樣的教會，我們的信仰卻不一樣。他們相信要端莊，我們親身力踐。他們相信上帝醫治的能力，我們將傷病交給上帝裁決。他們相信要迎接「耶穌再臨」，我們準備就緒。自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只知道我們家才是唯一的真正摩門教徒。然而進大學以後，我在這個小教堂中頭一次發現我們之間的差距有多巨大。我懂了，我可以和家人一道，也可和非教徒同行，只能選邊站，中間沒有灰色地帶。

禮拜結束，我們排隊進主日學校。珊儂和瑪麗選了前面的座位，還留一個位子給我，我卻猶豫了，想著我已經違反安息日的規矩。我才進大學不到一週，卻從上帝那裡偷了一小時。也許那就是爸爸不贊成我來的原因，因為他知道和他們同住，和那些信仰較淺薄的人一道，我可能會變得和他們一樣。

珊儂向我揮手，尖領領口更低了。我走過她身邊，在角落坐下，盡可能遠離她和瑪麗。我喜歡這種熟悉的座位安排，縮在一角，遠離其他孩子，就像孩提時代每週的主日學。自從上學以來，這是我唯一熟悉的場景，而且我樂在其中。

※ 本文摘自《垃圾場長大的自學人生》，原篇名為〈守安息日為聖〉，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