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濠仲

春夏之交,通常是挪威勞工和資方談判當年度薪資的熱門季節,當我們換下笨拙的羽絨衣,滿心雀躍迎接久違的陽光時,當地許多公司大老闆們卻是如坐針氈。這些年下來,我對每年例行性的罷工潮早已見怪不怪。這個國家有半數以上的勞工屬於工會成員,只要獲聘一份正職工作,立刻就會有同儕遊說加入工會,包括「勞工組織」(Labor Organization, LO)、「專業協會聯合會」(Akademikerne)和「職業工會聯合會」(Yrkesorganisasjonenes Sentralforbund, YS),各個實力都相當堅強。組織會員來自不同職業背景,他們主導發起歷年罷工運動,十分團結有力,幾乎和資方平起平坐。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北歐社會運作模式(Nordic Model)即有「國家」、「工會」、「雇主」三方鼎立的傳統,由三者共同推動國家的經濟發展,罷工則被視為營造階級平等社會的必要手段,他們非常習於透過冗長的談判過程處理勞資爭議。暫居挪威的這幾年,我剛好遇上左派工黨執政,因此相較於雇主一方,工會力量屢占上風。

我恰巧認識一位在挪威保全公司上班的朋友,他本身雖然不是工會裡的活躍分子,但也得出面聲援同儕。那天上午他一如往常開車上班,卻被在公司大門口站崗的工會幹部告知,即日起所有人必須先放下手邊工作,一同參與工會規劃的罷工遊行。所幸罷工期間,他們的薪水全改由工會負責(法律規定由工會支付半薪),既然如此,無班可上便也不是什麼壞事。他偶爾會接獲工會幹部指示,上街配合某場遊行活動,專司搖旗吶喊,其餘時間就當是額外休假。通常風波會在一、兩個星期左右落幕,工會成員多數情況下並不認為有何損失(因罷工犧牲掉的半薪可從爭取到的加薪幅度獲得補償)。

挪威工會罷工訴求的重點,主要環繞在員工薪資調漲的比例,根據我這幾年所見,最終讓步的多為資方。在國家獨有的經濟條件支撐下,挪威勞工每年平均可以獲得四%的加薪幅度(略高於物價增長率),反觀公家機關的待遇,則尚不及一般勞工,不僅平均所得低於民間企業的薪資,每年加薪水準頂多只有三%左右。在臺灣,當政府部門職缺因外在經濟條件欠佳而變得十分搶手時,挪威公務員則為了勞工享有的福利待遇感到吃味眼紅(如同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多數私人機關要比公家單位熱門),於是,二○一二年那場全國性大罷工,公務員也在「專業人員工會聯盟」(UNIO,亦為挪威工會主流組織)的策動下一起加入戰局。聯盟成員陣容不容小覷,依照比例推算,挪威全國六十萬公務員近乎半數有工會撐腰。而上一次公家機關罷工運動,則是發生在一九八四年的陳年往事。

二○一二年他們跳出來「癱瘓」政府組織,目的在爭取和勞工團體一致的加薪條件(隔年度加薪四%以上)。公部門罷工串聯蔓延一發不可收拾,對我個人造成最直接相關的不便,就是門口前的垃圾堆積如山。拜「職業工會聯合會」和「專業人員工會聯盟」之賜,奧斯陸各級學校、護理中心和垃圾場全數停擺,民生瑣事牽連甚廣,那是我居住挪威幾年來第一次遇上公務員罷工,影響所及讓我大開眼界,當地媒體則以「失控」形容。公家機關相繼暫停服務的情況,一路像雪崩般從不同縣市擴及到奧斯陸:所有托兒所、小學、中學全都停課,即使是王室家族兩位正在上小學的王子和公主也不得不被迫休了段長假;至於沒參與罷工的挪威家長,那段時間多數是帶著小孩一起上班;大學期末考試,不是延遲就是取消;其他諸如體育館、游泳池、警察局、稅務單位、養老院、港口、垃圾場也都一一「淪陷」,公務部門幾乎無一倖免,雖然那段時間仍有少數公務員選擇繼續上班,但幾無行政效率可言。

垃圾車不出動造成的不便尚在可忍受範圍,停泊在奧斯陸港口的油輪因為無法卸貨,導致市區幾處加油站汽車燃料短缺,問題才真的嚴重。觀光郵輪也改而駛往瑞典港口;政府護照簽辦和移民作業統統大排長龍;機場安全檢查入口成天人滿為患,因為兩百八十名安檢人員也在機場外遊行示威;夏季旅遊熱門景點交通中斷;國家氣象局只剩西部少數辦公室能夠運轉,全國性的天氣預測幾度開天窗;三百名負責刑事案件的警察跟著脫下制服走上街頭,全國各地獄警因為加入罷工造成獄方人手不足,有五十四名罪犯因此幸運獲准提早出獄;挪威中部城市特倫赫姆市政府員工加入罷工行動當天,剛巧遇上連日陰雨綿綿後天氣首度放晴,「職業工會聯合會」負責人興高采烈帶頭高呼:「看來天氣之神特別眷顧我們。」

當時挪威全國總計有十四個郡(挪威有十九個郡)、五萬人參與(包括公務員)那場罷工活動,人數已是挪威人口的百分之一。挪威工運資深領袖阿爾森(Pål Arnsen)對公務員加入行使法律和傳統賦予他們的權利大為肯定;任職挪威警察局,同時身為「專業人員工會聯盟」負責人的尤哈納森(Arne Johannessen)自認和所有公務員連手創造了歷史性的一刻。報上新聞每天都在統計有多少公家機關暫停服務,記者列出一長串清單後自己也為之瞠目結舌。

有公務員同聲附和,勞工界氣勢為之一振,挪威工商企業領袖不得不出面喊話,擔心企業長期順從工會要求,造成高工資和高福利的結果,只會削弱挪威公司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挪威總理史托騰伯格在公務員罷工持續第七天後終於開出條件,表示願意替公部門加薪三.七五%,只希望風波早點落幕,但和希望比照勞工要求加薪四.五%的訴求差距甚遠,雙方持續僵持不下。(公務員罷工前後將近三星期,最後才以加薪四.一%收場。)

同一時間,挪威外交部也有四百名具有「專業人員工會聯盟」成員身分的員工參與了那場罷工,由於適逢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和緬甸民運領袖翁山蘇姬到訪,挪威外交部被迫重新調整原定相關接待活動,或者乾脆取消。看到這些新聞,我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個反應是,那群參與罷工的挪威外交人員,難道不擔心自己的作為損及「國家形象」或「國家利益」?隨後我才意識到,「罷工」是挪威長年以來維持社會階級平等的重要工具,也是勞方、資方藉此喊價談判的制度傳統,因此我不免覺得,一個懂得以行動保護國家價值、制度的公務員,是否反而更有助於「國家形象」和「國家利益」?

當時的挪威外交部長史托勒在接待希拉蕊時,首先當然是為原定行程多番更動表達歉意,但原本尷尬、失禮的情況,卻因為他的幽默而改觀,當他親手將咖啡遞給希拉蕊時,特別解釋:「請別訝異是由我親自為您煮咖啡,一般情況下,其實是有其他同事代勞的。」(希拉蕊知道適逢外交部員工罷工期間,因此回以會心一笑。)

過去擔任記者期間,我有不少機會近距離觀察臺灣的公務員,每每為有些人實為揣摩上意,卻得絞盡腦汁包裝成為國為民的行為,替他們感到有些惋惜。而且上行下效,以至積習難改,始終難以擺脫這類官場文化,造成許多人得在毋須錙銖必較的小節上吹毛求疵,卻少有機會為堅持該有的核心立場寸土不讓。公職人員如果失去對政府職務和自我價值的理解,久而久之便只懂得藉由表面的形式儀節,把自己折騰得人仰馬翻,或把精神力氣都消耗在對上位者的察言觀色上。根據我過去經常見識到的官場倫理,任一公家單位必然在大人物到訪當天全體動員接待,無一敢有怠慢,遑論「罷工」。所謂「北歐模式」,在臺灣更彷彿天方夜譚。

我對史托勒個人的評價有所保留,尤其他過度受中國牽制,以至長期疏離臺灣的外交政策,使我很難對他產生好感。但他一派輕鬆面對同仁罷工,且在希拉蕊面前自我調侃,我覺得那至少具備了一名外交官的優雅態度,同時也兼顧了國家的內部價值。假如史托勒為了要維持接待外賓的規格和場面,下令罷工的同事必須立刻回到崗位接待貴賓,否則將行懲處,或暗示恐影響其未來升遷,他可能會因此毀掉了一個國家賴以運轉的信念。史托勒曾是挪威內閣人氣最旺的部長,看來是有幾分道理可循。

另外,我發現有位女士特別值得一提。稍早我曾提及挪威總理史托騰伯格如何代表政府和公務員針對薪資漲幅討價還價,他的妻子,也就是挪威總理夫人舒勒魯(Ingrid Schulerud)當時居然也響應了公務員罷工行動走上街頭。她任職的單位剛好是挪威外交部,正是外交部那四百名罷工員工之一。根據舒勒魯的說法,身為史托騰伯格的妻子,正自然會負起「總理夫人」的義務,但身為工會成員,參與工會活動則是她的責任所在,兩者並不衝突。國家最高行政首長的妻子,不僅加入公部門的工會,還挺身站在政府管理階層的對立面,換做是我們,我們能不能接受這種權利義務關係?

在這遙遠的王國裡,「罷工」或許不光是解決勞、資分配問題的手段,其中可能有更進一層的價值取捨,例如社會階級平等很多是從其而來,至少這是挪威人認知的觀念之一。總理、外交部長和總理夫人儘管位高權重,甚或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礎,卻皆無從改變這個國家集體遵守的遊戲規則。外人以為挪威社會之所以能維持高度穩定,是因為他們彼此之間沒有衝突、沒有對立、沒有抗爭,我卻發現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終究必須仰仗一套成熟的抗衡制度,並給予因不公平而來的「抗爭」必要的空間。我始終百思不解,怎麼會有人不此之圖,而把力氣花在限制言論和架設蛇籠拒馬上呢?

※ 本文摘自《小國的靈魂》,原篇名為〈罷工〉,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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