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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翠蓮

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舊幹部派決定改以臺灣民眾黨為名,重新提出政治結社申請。十七日下午,在臺中市東華名產株式會社辦公室召開政治結社會議。這時,林獻堂已離臺,他在五月十二日出發環球旅行去了。失去大老從中緩衝,同志們之間的恩怨情仇,更加赤裸裸地端上檯面。

北水南火、水火不容

六月十七日的會議,由洪元煌擔任主席,他是南投草屯的地主,一八八三年生。這日,出席會議者二十五人。

「日本政府對我們的政治結社不能諒解,困難重重,不如暫時停止,等待時機。」有人主張。

「不行!我們不應遇到一點困難就放棄,我反對這種失敗主義的看法!」葉榮鐘表示。

表決結果,組織新結社的提議獲得壓倒性通過。

蔡培火說明臺灣民黨結社被禁原因,與蔣渭水有關。

「蔣渭水如果參加新政黨,恐怕日本政府不會容忍!」蔡培火單刀直入。

會議引起激辯,陷入混亂。

「雖然排除蔣渭水令人於心不忍,但是,為了新政黨能夠圓滿成立,應該慎重考慮!」蔡培火又說。

「蔣渭水應聲明,以普通黨員身分參加新政黨。」陳逢源提出折衷建議。

「如果蔣渭水繼續參加新組織,日本政府恐怕仍不許可。為顧全大局,我願意陪蔣渭水同志,暫勿加入組織。」蔡培火步步進逼。

「日本政府壓迫我們臺灣人不可結社,怎麼自己人也附和敵人?」

「我們為何要向日本政府示弱?我反對蔡培火的提案!」陳炘大聲抗議。

「新政黨的成員如果要受到政府干涉、限制,那與御用政黨有何不同?」

「如果日本政府太過無理壓迫,我們就算玉碎,也要對抗到底!」黃旺成也激動地說。

會上,多數同志義憤填膺,支持陳炘、黃旺成的看法。最後,決定以蔣渭水為普通黨員身分加入,而由謝春木、黃旺成、黃周、彭華英、陳逢源五人為創黨委員。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下午,臺灣民眾黨組黨大會在臺中聚英樓舉行,共有六十二人出席與會。大會由蔡式穀主持,謝春木報告創黨經過,各種議案討論後,選舉組黨籌備委員。此時,蔣渭水、蔡培火再次爆發爭論。

「預備會時討論本人的去留問題,最後決議我以普通會員黨員身分參加,此舉是否有必要?如此不是甘心屈服於日本當局的壓力?」蔣渭水表示不平。

「大會是否認為本人的加入會應影響黨的成立?如果是這樣的話,我願意退出民眾黨,並訴諸公論!」他又說。

「我建議蔣渭水同志以顧問的身分留在黨內。」蔡培火主張。

「蔡培火的意見,是日本政府所授意!」蔣不滿指控。

兩人再次意見交鋒,會場議論紛紛,陷入騷動。

蔣、蔡兩人在激動之下,都表示要退席,經彭華英安撫才挽留下來。

「蔣、蔡二位同志不要再爭論,交由大會表決,如果蔣同志當選籌備委員,即使再遭到警務局禁止結社命令,也由大家共同承受擔。」針對蔣渭水是否擔任組黨籌備委員,黃旺成提出折衷建議。

大會表決結果,仍由謝春木等五人當選籌備委員。

七月十一日由謝春木領銜,提出組黨申請書,黨綱措辭稍微和緩,改為「本黨以確立民本政治,建立合理的經濟組織,改善社會制度之缺陷為綱領」,終於順利完成組黨。

蔡培火與蔣渭水的不和並不是此時才開始的。蔣渭水創立臺灣文化協會之初,因感於自己的聲望不足,推舉林獻堂擔任總理。但林獻堂、蔡培火為主的中南部地主派,與蔣渭水、連溫卿為主的北部無產青年派,各成地盤,氣味並不相投。文協創立後,本部設於臺北,由蔣渭水擔任專務理事。一九二三年十月第三次總會後,本部遷移到臺南,並由蔡培火出任專務理事,南北之間隱隱角力。

民眾黨建黨大會上的衝突,蔣渭水的「玉碎派」、蔡培火的「瓦全派」互不退讓,讓兩人的心結表面化。

從蔣渭水的角度看,蔡培火等人面對日本政府的壓力總是委屈求全、過於妥協,缺乏勇氣與堅持;他也批評蔡培火只顧資產階級利益,對無產階級全無同情之心。蔡培火對蔣渭水也有很多不滿:他不只一次抱怨蔣渭水見識淺薄,卻愛追求流行新思潮,以致思想缺乏連續性、一貫性。他討厭蔣渭水愛出風頭、愛掌大權,即使犧牲整體利益亦在所不惜。他也批評蔣渭水看事不精、識人不明,蔣所推心置腹的同志,最後都反目成仇、惡言相向。最根本的差異是,基督徒蔡培火十分看不慣蔣渭水的風流成性、處處留情,痛斥他私生活混亂:

我最先跟他衝突的問題就是性的問題。雖然這兩、三年來他稍有收斂,以前真是亂來。他對他的大某(元配)極其壓制,他和我去東京策動臺灣議會的時候,也要公然撥工夫去訪尋他以前所有關係的日本女人。…他曾跟我講,愛慾消無時,夫妻便可離開,隨意自由選擇別人。(《蔡培火全集──日記》)

如此「絕對不信神」、「貞操觀徹底相反」的同志,令他無法忍受。

分裂再分裂

臺灣民眾黨成立之初,黨員一九七人,主要幹部如謝春木、黃旺成等人,都屬蔣渭水人馬,蔣渭水取得新黨的主導優勢。

謝春木,彰化芳苑人,一九○二年生,與二林醫生李應章是表兄弟,與文學家王白淵則是臺北師範學校的同班同學。在北師就讀期間,他就常偷偷傳閱《臺灣青年》,一九二一年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留學,開始積極參與臺灣留學生活動,常常投稿《臺灣民報》,筆名追風。一九二三年起連續幾年都參加臺灣文化協會所舉辦的留學生暑期文化演講。一九二五年進入《臺灣民報》擔任編輯,二林事件後,放棄在東京高師高等科的學業,返臺參加運動。一九二七年成為臺灣民眾黨創黨幹主要幹部。

黃旺成,新竹人,一八八八年生。一九○七年自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進入新竹公學校任教,因為與日本人校長衝突而辭職,受聘於清水蔡蓮舫家族任教席,開始與林獻堂等文化協會人士往來,主辦新竹地區演講活動,擔任《臺灣民報》記者、新竹支局長。

他們兩人是蔣渭水在臺灣民眾黨最得力的同志。

在蔣渭水領導下,臺灣民眾黨日益左傾。該黨在全臺各地設立十五個支部,積極發展工農運動,爭取無產階級運動的領導權。由於新文協與臺灣農民組合有密切結盟關係,所以民眾黨的無產階級運動重心放在工人運動上,扶植南北各地的土木工友會、石工工友會、店員會、洋服工友會、機械工友會、塗工工友會、金銀細工工友會等等。一九二八年二月,在臺北蓬萊閣成立臺灣工友總聯盟。

蔣渭水參考中國的革命運動,認為應該效法孫文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的容共政策,使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攜手並行,以實現殖民地解放。這樣的運動路線,不但造成蔡培火等穩健派的反感,連原本支持蔣渭水的彭華英也有意見。很早就受過社會主義薰陶的彭華英,並不認為臺灣的社會運動需要走激進的階級運動路線。

一九二八年臺灣工友總聯盟成立大會在蓬萊閣召開(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七日,民眾黨第二次黨員大會籌備會上,蔣彭兩人爆發衝突。

「臺灣民眾黨現在似乎成了勞工運動的政黨了!甚至有人以民眾黨的名義在推展勞工運動。這樣到處煽動民眾的階級意識,與民眾黨創立宗旨並不符合,黨應該根據黨綱,專心從事政治運動才對!現在這種做法,將會引起黨的幹部離心離德。」中常委彭華英批評,隨後他以健康不佳為由,提出辭職。

「民眾黨今日能被社會肯定、受官方重視,正是由於背後有臺灣工友總聯盟三十三個團體、一萬數千名勞動者為後盾!民眾黨不能輕視勞工運動,而且,勞工運動也是黨的政策之一。」蔣渭水不同意彭的說法,急急辯明。

「我反對蔣同志的看法!民眾黨今日能被社會肯定的原因,並非在於勞工團體的支持,而是因為黨能包容資產階級與一般大眾。」彭華英反駁。

「是啊!民眾黨可以視實際需要聲援勞工運動,但把勞工團體當作附屬團體確實不宜,眼下應該把工農運動與民眾黨分開才是!」其他幹部附和。

「既然大家都這麼認為,那麼,本人也同意將勞工運動與民眾黨分開。以後本人將本諸信念、以個人身分從事勞工運動,希望彭華英同志收回辭意。」眼見自己的主張不被多數支持,蔣只好妥協。

這日,彭華英接受慰留。

但是在蔣渭水主導下,臺灣民眾黨走向階級運動的方向並未停止。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五日民眾黨第二次全島黨員大會通過宣言,宣稱「(本黨)特別應以農工群眾為解放運動之主力,重點應放在對農村與工廠的宣傳,使工農階級組織化,實為最要緊的工作」,因為這些激烈的內容,該宣言被官方下令禁止。

情勢發展,令民眾黨中常委兼總務部長彭華英不願再隱忍,八月九日,他公開發表退黨聲明:

我退出民眾黨的動機,實因與蔣渭水派之主張互不相容之故。我早有辭意,但為顧慮對黨的影響,一直等到第二次黨員大會後才宣布。民眾黨的使命在於爭取、伸張臺灣人的參政權,但黨內存在不同看法的分子。我身為主要幹部,雖經數度提出警告,仍然毫無回應,無視於民眾黨創黨精神,只顧熱衷於勞工運動,使黨失了聲望。 我們從文化協會分裂以後,希望凝聚民眾意志,所以廣泛邀請地方資產家、有學識、有名望人士,組織有力團體。一旦本島施行完善的自治制度,則民眾黨將成為權威性的團體,能在本島政治占有重要地位,這是我們的理想。但目睹黨內部分人士行動魯莽無謀,愚昧無知地以工農運動為中心,無智之輩橫行無忌,實在令人深感遺憾!(改寫自彭華英,〈退出民眾黨聲明〉)

彭華英退黨後,民眾黨愈發左傾。蔡培火也感到灰心,一九二九年二月,他在臺南武廟的演講會上,突然公開聲明他將退出臺灣民眾黨的活動,並自社會運動中引退。資產階級的林獻堂、蔡培火、蔡式穀、陳逢源等人陸續疏離民眾黨活動,並且醞釀與蔣渭水等人分道揚鑣。蔡培火、楊肇嘉等人利用在東京進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機會,拜訪日本中央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學者、記者、文化界人士,徵詢意見,思考臺灣政治運動可行的方向,決定專注於體制內的地方自治制度改革問題。

得悉右派的想法之後,蔣渭水擔心民眾黨資源會被瓜分,一方面於民眾黨推出地方自治促進活動,一方面規定黨員不可參加其他政治結社,以為牽制,雙方關係愈來愈緊張。一九三○年八月十七日,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正式成立,吸引許多民眾黨成員加入。為了阻止黨員出走,民眾黨通過決議,規定黨員不可加入其他政治結社,並限定兩星期內退出其他結社,否則將予以除名。此舉反而造成部分中立派的黨員脫黨,為了脫離尷尬處境,十二月五日,民眾黨決定將蔡培火、陳逢源、洪元煌、莊垂勝等十七名另組自治聯盟的黨員,開除黨籍。

臺灣反對運動陣營自文化協會分裂後,一九二七年右派組成臺灣民眾黨,一九三○年再分裂,地主派另組成合法運動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而「引導穩健派進入官方可以接受的合法參政運動」,正是臺灣總督府所擬定〈臺灣文化協會對策〉的一環。

右派悉數退出後,蔣渭水再無顧慮。一九三一年二月八日,民眾黨中央召開中執會,準備將黨綱修訂為「以工農階級為中心的民族運動」。這次,連蔣渭水親信、新竹支部的黃旺成都極力反對,不惜與蔣渭水針鋒相對。

「這次黨綱與黨政策的修訂,是否為中常會的決議?」黃旺成質問。

「黨綱修訂主要是由我所起草,參照謝春木同志的意見修訂。」蔣回答。

「黨綱修訂未經正當程序,是否無視於黨內的規範?」黃旺成不放鬆。

「蔣同志說謝春木贊成黨綱修訂,並非實情!因為謝春木向我表示,既有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等左翼團體存在,民眾黨不需再成為工農無產政黨,他是反對修正案的。」李友三戳破蔣的說法。

「黨綱修訂前,我認為應該先追溯民眾黨創黨時的初衷。創黨籌備委員是我、謝春木、黃周、彭華英、陳逢源五人,我與蔣渭水同志因為被日本當局視為民族主義者而不受歡迎。臺灣民黨被禁後,修改了綱領,經過大家的努力,終於成立臺灣民眾黨。因此,我們應該以更徹底的精神,來貫徹全民運動的創黨目標。但是,這次的黨綱修訂,與日本內地無產政黨的綱領毫無二致,這種東西可以稱為全民運動嗎?民眾能夠信任我黨嗎?」黃旺成慷慨陳詞。

「現今這個時代,已經不是依賴資本家的時代,階級鬥爭的必要性不需贅言。只是臺灣現在的情況下,階級運動必須加上民族運動,方可能成功罷了。」蔣渭水也不甘示弱地反駁。

討論未果,交付表決,蔣渭水案通過,黃旺成等反對者十人退席抗議。

林獻堂聽說民眾黨黨綱將從民族解放運動變成階級解放運動,自忖無法繼續接受這種主張,不願再擔任民眾黨顧問。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八日,他辭去民眾黨顧問之職,並表明辭職理由是:一、新黨綱定位為無產階級運動本位,頗為激烈,他無法接受。二、民眾黨不容跨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蔡培火等多人早已被開除黨籍,他願遵守規定自行辭退。

即使同志紛紛退出,蔣渭水仍不改奔向無產階級運動的決心。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八日,民眾黨第四次黨員大會上,出席黨員一七二名表決通過新黨綱。臺北市北警察署立即派員來到現場,將結社禁止命令交給幹部陳其昌,並下令解散集會。臺灣民眾黨被禁止結社的理由是,「該黨推動以工農階級為中心的民族運動,這種納入階級鬥爭的民運動,不僅違背臺灣統治根本方針,並阻礙內臺融和,對臺灣統治至帶來極大危害。」

民眾黨被禁後,蔣渭水、謝春木等幹部發表聲明抗議:

雖然臺灣民眾黨已死,但臺灣人民依然存在。官方如不改變原來的專制政治,解放運動斷然不會消滅。…… 臺灣人的解放,只靠知識分子與有產階級,是不可能成功的。全體臺灣人的自由,須待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之奮戰,解放運動才能獲得真善美的結果。……黨是否能重建,在於諸位的意志。我們目前的任務在於擴大、強化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的組織,盡力促進解放運動之統一戰線,以期早日完成解放運動之目的。

右派的臺灣地方自治盟也發表聲明聲援,批判總督府的禁止結社命令是「橫暴的鎮壓」、「示威性的武斷統治」、「暴政終會付出代價」。

臺灣歷史上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被下令解散,接下來該如何採取後續作為?幹部事後開會,討論再組政黨的可行性,但是內部意見不一。幹部陳其昌認為,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的政治結社有其必要性,但謝春木直言:「臺灣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不足,應先擴大勞工團體組織,而非組織政治結社。」眾人意見分歧。蔣渭水則認為,臺灣的社會運動應分為三大部分: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無產市民運動,各自擴大、互相提攜,不宜再進行政治結社。

※ 本文摘自《百年追求:卷一 自治的夢想》,原篇名為〈一網打盡〉,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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