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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戚振宇(端傳媒記者)

「同意的代表請舉手。」北京,人民大會堂,两千多名十九大黨代表同時舉手。

「不同意的,請舉手。」全場肅靜。幾秒鐘後,會場不同位置的六名計票人分別高喊「沒有」、「沒有」、「沒有」……

中共黨章修正案就此在無一人反對、無一票棄權的情況下通過,全場掌聲雷動。

這是 2017 年 10 月 24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中共十九大)閉幕前,表決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時的一幕。

坐在主席台中央的習近平號令舉手表決,「同意」時全場舉手的場景並不陌生,但「不同意請舉手」時的七聲「沒有」,卻意味深長。

根據中共黨章,黨代會是中共的最高領導機關,它決定黨的路線與方針、修訂黨的章程、選舉黨的全國領導層(即中央委員會)。近年來,以中共黨代會為研究對象的政治學者吳國光,用「權力的劇場」來形容這一運作機制:「它像一部精心編導的劇目在政治舞台上搬演,有着戲劇表演那樣的精心設計、練習和彩排,要贏得觀眾們發自肺腑的掌聲。觀眾首先是參會代表們,掌聲則是一種儀式,表明他們認可台上演員——領導人們,並同時認可他們的提議、方案和權力。」

作為中國的執政黨,中共引入了代表大會的制度設計,來合法化自己的威權統治。但在中共內部,既然領導人希望掌控一切,為什麼還要不厭其煩地保留黨代會制度,並煞有介事地保持它的運作?「精心編導劇目」的意義在哪裏?兩千多名地位頗高的黨代表,又如何能安於觀眾的身份,保持意見高度一致?這樣「權力劇場」的存在,對中國政治又有什麼樣的深刻影響?

60 歲的吳國光從中共體制內出身,1980 年代,他曾任《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人員,參與政治體制改革政策設計及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起草。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他在美國的留學生涯無限延長下去,走上學術道路,先後在美國、香港任教,現為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和歷史系教授。他一直致力於研究中國政治轉型、全球化等議題,即將出版的中文新書《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操控》(英文版於 2015 年出版),正是試圖回答上述問題。

吳國光提出了「制度操控」的概念:這種操控與一般的政治操控不同,它通過操控遊戲規則來改變遊戲結果,是一種以民主為其虛表與操控為其實裏的一種複雜運作,目的在於為掌權的現任領導人和那些已經預定上台的領導人尋求合法性,使他們精心準備的政綱和人事安排得到順利的接受。《權力的劇場》一書,就是通過展現這種制度性虛偽,解碼中共黨代會的神話謎思。

2017 年 12 月,端傳媒專訪了吳國光,以下是訪談摘要: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您在《權力的劇場》這本書中提到一個核心概念——「制度操控」,究竟什麼是「制度操控」?

吳國光(以下簡稱吳):在政治學研究中,有些學者強調「正式制度」的作用,而中共黨代會就是一個正式制度;另外很多學者則強調「非正式政治」的作用,就是那些正式制度之外的、幕後而偏離規則的權力運作,例如我們常說的「政治手腕」。我想強調的是,任何政治運作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政治都是兩者並存、相互作用的。

一般認為,在威權主義政治、非民主政治中,非正式政治的作用更大一些。因此,很多人長期認為中共黨代會實際上是一個擺設,起不到任何作用。我提出的問題就是:在非正式政治壓倒一切的情況下,為什麼還要創立一個正式制度並保持它的運作?

我發現,正式制度是完全可以被操控的,這種操控和一般的政治操控還不一樣。一般的政治操控,就好比說搞點陰謀詭計,或者是不按章法、在背後搞一些小動作。但制度操控不一樣,這種操控已經嵌入到了規範、規則和程序的創設與運用之中。制度操控的實質,就是操控遊戲規則來改變遊戲結果。

比如中共黨代會,雖然黨章中對黨代會的職權和運作有着明確規定,但領導層通過對制度規則的各種策略式運用,將選舉、討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扭曲變形,從而使黨代表們投出了一個符合領導層原先預設的結果。但它看起來不像是牽線木偶那樣,每一下我都要指導你怎麼做;透過制度操控,我有更精妙的辦法,讓你感覺不到你是按照我的意願投票的,甚至說在你按照我的意願投票之後,還會很自豪地說我行使了我的權利。這個就是中共這套制度和民主制度的不同,也和一般的威權主義制度有非常大的區別。

:為什麼中共要大費周章,透過對遊戲規則的精妙操控來改變遊戲結果呢?直接改變遊戲規則會不會是一件更容易、風險更低的事?

:其原因在於威權主義的「合法性赤字」。威權主義政治的運作,是前台一個做法,後台一個做法。本來有後台這套做法已經可以了,為什麼它還需要有前台這一套東西呢?是因為它需要前台這套東西來形成權力合法化的機制。

和民主制度不同,威權政治將公眾排斥在選擇和決定領導人的過程之外,缺少精英群體之外的一個仲裁者,這產生了兩個問題:

首先,威權政治中的贏家是自封的,他得不到作為程序上的第三方裁判者的祝福。我說我贏了我就贏了,政治精英之間的競爭勝負是沒有裁判的,如果有的話就是贏家自己成為自己的裁判。但精英政敵可以用任何手段將這位贏家幹掉,只要做成了,就贏得了權力,而這種權力需要一層「合法性」的外衣;

其次,威權體制的領導人沒有面對公眾的政治合法性。民主政治非常精巧的一個設計是,它把精英之間誰該取得權力的合法性問題,和大眾是不是承認你這個精英取得權力的合法性的問題,用投票這一個辦法全解決了,一石兩鳥。但威權主義下,即便贏得精英的內部競爭,但在大眾面前是不是也合法呢?領導人自己也不知道。

威權主義的領導人置身於這兩大挑戰的交匯處,必然時刻擔心自己權威的脆弱性:就結果來說,自我任命的合法性讓可信度打了折扣,失敗者和大眾有可能都不接受;就手段來說,當贏家獲得權力的方式遭到質疑時,其合法性可能會在根本上遭到否定。

於是,當代威權主義引進了憲法、選舉、代表大會等這套本來屬於民主制度的東西,試圖在今天這個時代塑造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在今天,除非通過選舉,領導人的其他的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均會受到質疑。所以,他們只得借用了民主的一套形式,但它又不是民主制度,其實質還是威權主義,自己決定自己是領導人,只是要走完所謂的民主過程。

:我很好奇這套「合法性外衣」的裁製過程,換句話說,中共是通過哪些手段實現「制度操控」的呢?

:截至目前,中共黨代會已經開了十九屆了,我對這麼多屆黨代會有個歷史分段的研究。從 1921 年的一大到 1928 年的六大,中共實際上處於一種比較幼稚的狀態,沒有發展出什麼像樣的制度操控,主要是共產國際來指導中共的運作,不存在黨內的領導層在黨員之中的領導力。誰能當領導人呢?共產國際說是誰就是誰。這裏面就很少有產生於自下而上的合法性,你只要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就可以成為黨的領導人。

對於黨代會運作的制度操控,可以說是從七大開始的。從 1928 年的六大到 1945 年的七大,在這長達 17 年的時間裏,一方面共產國際對於中共的影響力日漸衰微,另一方面毛澤東在準備七大的過程中也發展出了一套成熟的制度操控方法,並奠定了此後中共黨代會運作的基本框架。這套操控方法,包括召開會議的時間、會期的長短、參會代表由誰構成、他們用什麼方法產生,以及會議進程如何管控等等。

舉個很小的例子,一進七大會場,代表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毛澤東和朱德的巨幅畫像,還有主席台上方懸掛的橫幅,上面寫着「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我還沒來選誰是偉大領袖呢,你標語已經掛出來了。當然,現在十九大的會場上不再掛習近平的畫像了。但我們知道,十九大的代表也不像七大代表那樣「桀驁不馴」了。那時候還沒有建立起一套規則,加上當時中共各地方的領導人,都是自己打江山的,都是一些梟雄人物。現在這些代表,不用掛誰的像,你說我不投習近平的票,那不是在政治上自殺嗎?

:說到開會時間,最近四十年,中共黨代會的召開時間規律多了,每五年一次,和毛澤東時代差異很大。

:對,在毛澤東掌權的將近四十年時間裏,一共才召開過四次黨代會(即七大到十大),其中七大(1945 年召開)和八大(1956 年召開)隔了 11 年,八大和九大(1969 年召開)又隔了 13 年,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毛透過制度操控使得每次黨代會都能達成他的願望,但他也不願意召開太多大會。原因在於,一方面,根據制度規定,黨代表是有自主投票權利的,操控他們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另一方面,毛澤東在當時的合法性已經非常高了,即使不經黨代會確認,你敢說我毛澤東不是你們想要的領導人嗎?

由於九大(1969 年)和十大(1973 年)是在毛澤東在世的最後 7 年間召開,在毛掌握最高權力的前 30 年(1938 年到 1968 年)裏,一共才召開過兩次黨代會。

但在「後毛澤東時代」,從 1982 年十二大起,中共黨代會開始進入了一個簡單的制度化階段,每五年召開一次。為什麼呢?我個人的解釋就是因為毛澤東以後,中共領導人的合法性、認受性沒有那麼強了,需要黨代會來週期性地給自己確認一下合法性。就像習近平,在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間做了很多事,反腐也好、軍改也好、提出一帶一路、中國夢也好,但只有成功召開十九大,才能讓這些東西在黨內精英中獲得合法性的認可。

:今年 10 月 25 日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剛亮相後,新華網 26 日隨即刊文指出,:「十七大、十八大探索採取了會議推薦的方式,但由於過度強調票的分量,帶來了一些弊端:有的同志在會議推薦過程中簡單『劃票打勾』,導致投票隨意、民意失真,甚至投關係票、人情票」、「決定在對十九屆『兩委』委員人選深入考察、嚴格把關基礎上,通過談話調研、聽取意見、反覆醖釀、會議決定等程序逐步醖釀產生中央領導機構人選。」、「這種方式克服了以往『大會海推』、『劃票打勾』帶來的種種弊端」,您會不會覺得這有些「制度操控」從幕後走向台前的感覺?

吳:我有留意到這個報導,它透露出了不少非常重要的情況。

這是中共第一次正式、公開地承認,在十七大、十八大籌備過程中曾經搞過摸底投票。再就是,報導也明確指出了,雖然這是一個投票的機制,但其中還是有作弊的。報導特別指出,像周永康、孫政才、令計劃這樣一些人「利用會議推薦搞拉票賄選等非組織活動」。這說明,這種由主導者來操控選舉結果的現象顯然是存在的。

出現上述情況,有一個歷史背景。由於在八十年代,黨代表的自主性有所高漲,特別是在十三大中央委員會的預選過程中首次引進了差額選舉,就使得十三大和後來的幾次黨代表大會上,出現了代表們投票投出來的結果,和最高領導層事先安排的結果有出入的情況,打亂了高層人事安排的布局。

這樣一來,最高層就要用新的辦法來操控黨代表的投票。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把黨內對於領導人人選共識的凝聚過程大大提前,基本上拉長到黨代會開會之前將近一年的時間。一年之前就開始派人考察,調查背景、做民意測驗。包括十七大、十八大做過的摸底投票,也屬於這種共識凝聚的措施。但這個過程基本上是在相當小的一個精英圈子裏進行,包括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省部級領導幹部。

我在書中提出一個問題:如果黨代表可以提出對領導人人選提出不同意見的話,那麼開會的時候讓他們表達不就行了嗎,為什麼要提前很久讓他們表達意見呢?答案是:為了易於操控。因為你來到會上以後就是代表了,按照黨章也好、中共的各種規矩也好,你都有權利表達不同意見。但是,黨代會之前,這些人的身份還不是黨代表,而是黨的幹部,作為黨的幹部是要遵從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的。之所以要拉長這個過程,就是要減低這些幹部成為代表時的投票的自主意願。

到了十九大,就沒有再採取十七大、十八大時摸底投票的辦法了,用的辦法就是「談話調研」。不是說「談話調研」這種方式有什麼特別對或不對的地方,關鍵是誰來談。如果你可以談別人也可以談,那就有些競選的味道了,但我們知道中共黨內是不允許競選的,只有你去和人談的份,別人不能去通過談話影響黨代表。最後黨代表和你談完話之後投了你的票,這就是典型的操控,是和民主原則不相容的。

※ 本文摘自《習近平秩序》,原篇名為〈專訪吳國光:權力劇場中,威權是如何被「加冕」的?〉,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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