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會發病嗎？」我們都可能站在懸崖邊緣，輕聲問著

文／李茂生（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其實我與文國士並不熟，除了知道他曾經念過犯罪學研究所，聽過我幾場演講外，只有一、兩次的網路交往──大約三、四年前吧，突然有位網友寫信過來，說他在屏東偏鄉擔任教職，為了能讓小朋友學習英文，需要一些電子辭典，希望我能夠上網公開募集的訊息。我覺得很有意義，於是就幫了個小忙。然後兩年前因為精神疾病患者的犯罪事件，我與國國又有了一次交集，這次的交集，正是這篇推薦文的真正源頭──

國國給我了一篇名為〈我會發病嗎？〉的文稿，內容講述了自己的生平。雙親都是心因性的思覺失調症患者，而他本人有高度的發病率，但是其實如果社會能夠對這類的精神病患多點關懷，那麼或許這些人就可以較為順暢地度過人生，而不是整日只能吃一大堆藥，最後不是毀了自己，就是毀了別人的人生。而他自己則是心懷恐懼，努力地往前走。

這篇〈我會發病嗎？〉的文稿出奇地文字通暢，字字觸動我的情緒。文中的一段話說著：

「你會發病嗎？」

當我們這樣質疑的時候，我們以為這一切只跟基因有關，認為瘋癲和正常之間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而我們是站在線的這頭以關心之名，實際帶著各種推敲與臆測，在剎那的唏噓和嘆息後，回到所謂正常人的生活裡。

「我會發病嗎？」

嚴格來講，答案無論對我，或者對你，都是「我不確定」。

這個問題絕對不專屬於我，它曾經屬於那些已經發病的病友們，也屬於每一個在這個當下所謂的正常人。

這段話，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表達了正常與異常間模糊的分界，但在實際的生活中，卻被大多數的人劃出了一道明顯的界線。國國隱約地描繪出現今的「知識」是如何地在活生生的人之間，劃出區隔，以及人們是如何地基於安全與恐懼的本性，做出區隔。國國不是傅柯，也不是阿甘班（Giorgio Agamben，義大利思想家），但卻正確地表達了當代偉大學者的所述。

本文在網路上公布後，立即有出版社傳訊息過來，想替這位網友出書。我與國國聯絡了，不料他回應說他已經答應別家出版社，所以只好向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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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天前，國國寄來完稿，我一口氣讀完，感受依然深刻。在與〈我會發病嗎？〉的文稿相通之處，國國寫著：

在正常和瘋癲、「我們」與「他們」的分界上，其實總可以找到彼此的疊影。我們可能也會排斥異己、拒絕包容，他們則也能接納多元、理解差異，我們也會思路混沌，表現得冷漠無情，而他們也有思緒清晰、情感豐沛的時候。

若撇開二分法，誠實地去諦聽這些生命，也許將進一步地發現原來都只是自己故事的另一個版本。

我們與他們，從來就沒有那麼不同。

以上的這段話，是他的親身體驗，娓娓道來，但同時又是如此深刻。不過，真正吸引我的不是以上對於正常與異常間區隔的觀察，而是一位被社會以及自己逼到這個區隔的邊緣，充滿了不安與焦躁的個人，是如何擺脫這個桎梏而開創自己的未來，甚至將自己的人生經驗運用到與其相關的人際關係上的故事。其實，本書的後半段已經超越了一個精神病患之子是如何擺脫桎梏，尋獲生存意義的框架，而是更進一步擴及到「面對一位站在懸崖邊緣的人，你能夠做什麼」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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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書的後半段，國國首先談到被社會、被語言所形構出來的「愛」，其實是個沉重的負擔，過度地重視或囿陷於內，是會令人窒息的。事實上，實際體驗中的「恨」，有時可以協助個人擺脫這個桎梏，不過始終都只有「恨」的話，也無法獲得最終的解脫或昇華。所以，最後作為救贖的「放下」，與成就人生的「真愛」，才是我們賴以生存，賴以活得有意義的關鍵。

「放下」可以讓我們不受限於過去，而「真愛」則是「放下」後或許可以得到的協助，藉此人們可擴展未來。這個「真愛」的內涵或許僅是真摯的親情或愛情，或許是個物質上的協助，但更重要的，「真愛」就僅是個羈絆，一個值得信賴的依靠而已。在一段信賴關係中，單純的一個擁抱，單純的一個輕聲安慰，對站在懸崖邊的人而言，都有可能是個重要的轉折。不需過度介入他人的人生，也不需過度地設身處地發揮同理心，一個輕輕的擁抱或安慰，都有可能會激發他人的生存欲望，促成其深深的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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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於本書的最後，談到他在台北當補習班課輔老師，以及其後離開補習班去當「為台灣而教」ＴＦＴ的老師時的一些故事，在這些故事裡面，他描述了自己以愛與羈絆替「小人類」們挪開擋路石頭的經驗。他說：「教育最美的風景，不是望子成龍的期待得以兌現，而是陪伴一個生命的蛻變。」

或許聽起來有點矯情，但我被這句話打動了。我教的是菁英中的菁英，大部分都成就非凡，所以師生間的關係難有以上的羈絆。安慰與擁抱？算了，能夠不互相嘲諷就算是不錯了。不過，也不是沒有例外。

多年前，我還是副教授的時候，一年級的「刑法總則」班上有位女同學，很少來上課，只要出現在課堂上就是全副武裝，口罩、頭套、包覆全身的厚重衣物。我詢問之下才發現，這位同學得到遺傳性的慢性關節炎，無法長期待在課堂上，都是同學將上課的內容錄音下來帶到醫院去給她聽，同時也提供上課筆記給她複習。有次，我聯絡上在病院的她，約在我的研究室見個一面。在炎熱的夏天，她仍然全副武裝地待在研究室外頭的會客室等我。大約一個小時的會談，我知道了她是因為想替媽媽出口氣，才來台大念書的。祖父一直都在抱怨她的媽媽把遺傳性疾病帶到夫家，為了替自己與媽媽爭口氣，她想念台大法律系，好似這樣就能證明她們的存在價值。我知道台大法律的沉重課業不是她的身體可以撐得住的，但並沒有點明，也沒有讚揚她的薛西佛斯精神，而僅是輕聲道個加油，然後在期末考的時候，要求我的教學助理到台大醫院的病房用口試的方式進行考試。那個學期，她得到了全班最高分。

之後，在她第二學年時，我仍舊利用人際關係，要求其他的老師給予同樣的協助。然後就沒消息了。我大概知道結果，雖然覺得遺憾，但沒有感到後悔。我透過這個經驗，在《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理論中創造了同心圓的架構，也再度地肯認了健全成長發達的精神。真正活得有價值、活得璀璨的人，不是我，而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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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這本書的同時，我感受到我與文國士這個人的交集，一個不是物理性而是精神上的交集。恭喜文國士寫出自己的生活經驗，也恭喜他的再生，更恭喜所有與他有關係並獲得滋養的小人類。

※ 本文摘自《走過愛的蠻荒》推薦序，原篇名為〈面對站在懸崖邊緣的人，你能夠做什麼？〉，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