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遭逢性侵，他因此歷經11年冤獄：倖存後的兩個人生

文／張娟芬

讀《認錯》，好像坐一個情緒的翹翹板。

一邊是強暴倖存者珍妮佛，平順的人生忽然被打亂，好似大浪撲上來又退走，細心雕鑿的沙堡，只剩模糊殘骸。

翹翹板另一邊，是冤獄倖存者羅納德，從小不學好，在強暴案發生後，被帶進了嫌疑犯的指認行列。珍妮佛篤定的一指，羅納德便被認定為強暴犯，即使喊冤也沒人相信，如此十一年。

不應該對立的人，卻被命運放上翹翹板的兩端。珍妮佛指認了羅納德，為自己掙得了一點點正義，得以慢慢梳理往事，擺脫陰影。

羅納德因此跌入不正義的地獄。他受苦，但珍妮佛因此得著一點點安慰。羅納德的沉落，使得翹翹板那端的珍妮佛得到一個提升的力量。

當羅納德的正義閃現曙光，爭得再審的機會，就換珍妮佛痛苦了。翹翹板送羅納德一點希望，珍妮佛就因為傷口被挖開，而墜入地獄。纏訟的過程是零和賽局，甲方所失就是乙方所得。讀者身處翹翹板的中間點，輪流對兩方發展出同情共感，又不斷經歷情感的拉扯。

一樁罪行劃出一個破口，翹翹板兩端，都有汨汨流出的殘忍。珍妮佛這邊，強暴倖存者得額外承受性歧視，來自母親、男友、男友的母親，都是原該親近的人。不被細心照護的傷口，多麼令人痛。另一邊，殘忍是監獄唯一的、永恆的規則，羅納德輾轉於不同監獄間，悉心建立好一個保護機制，就面臨調動，前功盡棄。殘忍比賽裡敗下陣來的人會被殘忍對待，羅納德努力隱藏傷口，因為傷口就是別人施以痛擊的弱點。與殘忍狹路相逢並掙扎存活，反而是翹翹板兩端的珍妮佛與羅納德，能夠互相理解的契機。

熬過那些以後，《認錯》終究是一個愛與和解的故事。我們是如此不完美的小動物，「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但強大的，是彌補不義、臻於完美的意志。即使現實是破碎的，轉身離開比收拾殘局容易；但珍妮佛與羅納德執意悖逆常理，選擇了一條比較困難但富含奧秘的道路。他們在真實人生中收拾一次，和解；然後坐下來，把這段經過寫成書，又收拾了一次，再次和解。在寫作的終點，他們終於不再雄踞翹翹板的兩端，不再互相抵銷彼此的力道，一切釋然。

許多冤案裡都有這樣的一個情感翹翹板：因為同情被害人，所以譴責被告，被害人的評價愈高，大眾對被告的評價就愈低。在法庭裡平反冤獄，需要蒐集證據、仔細梳理案件的邏輯，創造一個替代性的敘事。但法庭外，平反冤獄的努力經常撞上一堵高牆，就是「被害人好可憐，你怎麼可以替壞人說話？」以殺人案件為例，大眾的同情心總是偏向被害人多些，一方面是習慣站在「準被害人」的角度，唯恐自己或至愛亦蒙此害；另一方面是被害人受害的事實，不僅毋庸置疑，甚且觸目驚心。因此，殺人案件的被告在情感翹翹板上恆常處於低處，要平反這樣的冤獄，需要堅實的證據，而即使完成了法庭內的平反，也不表示能夠移動被告在情感翹翹板上的低位。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人獲判無罪之後，仍然不時在社會生活中遭遇懷疑與惡意，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但性侵案件卻與上述情況截然不同。性侵受害人並不像其他犯罪的被害人一樣，能夠理直氣壯地得到同情與支持；許多出面控訴的性侵受害人都面臨兩項反撲：其一是別人不相信那是性侵，而是事後反悔、誣告或設局陷害；或者其二，雖然相信有這回事，但是認為被害人自己也有責任。

因此，性侵案件裡的情感翹翹板，是不斷上下擺動的。性侵受害人如果遍體鱗傷、平日端莊賢淑，或許比較有機會居於翹翹板高位；至於抵抗得不夠慘烈的人，他在公眾評價裡的位置，從「自己太大意」、「自找的」，一路下滑至「仙人跳」、「誣告者」，都有可能。

尤有甚者，一般案件平反時所仰賴的證據與論理分析，在性侵案件裡往往十分有限，有時完全不存在。如果加害人是不認識的人，強暴往往發生在沒有目擊者之處；如果加害人是認識的人，那關鍵就是釐清兩人當時的意向與認知，而這件事情是困難的，因為「當時的意向與認知」多半沒有外在明顯可見的物理性證據，只有雙方當事人的供述，而且是日後的回溯。

也就是說，一般案件的平反，軌跡明確：深入挖掘案情，如果能夠找到翻案的證據，就以之為槓桿，使被告不再居於翹翹板的道德低端。可是性侵案件疑似有冤時，卻很難依循這條路徑，因為一來被害人很可能已經受盡冷嘲熱諷，被告並不如一般案件那樣居於道德低端；二來案情可能並不存在某種紮實的非供述證據，找不到平反的槓桿。於是性侵疑案的情感翹翹板上下晃動，要同情哪一端，在欠缺實證的案子裡，幾乎訴諸信仰。

《認錯》不僅提醒了「指認」在刑事偵查上應有的技術性改進，也涉入了一個極為敏感困難的領域：性侵案件的冤案。珍妮佛與羅納德雙方和解，加上真兇現形，使得這個故事有了結尾，可以安置讀者上下晃動的游移心情。在這個故事之外，還有更多缺乏結局的性侵疑案，有待更多思索與辯論。

※ 本文摘自《認錯》推薦序，原篇名為〈性侵冤案的情緒政治〉，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