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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於淵(端傳媒特約撰稿人)

韓博天(以下簡稱「韓」):我在書裏沒有談到的,就是中共如何將新的數字技術用於實現目標。這是目前中國領導層為何對人工智能如此痴迷的原因,他們真的想讓中國成為這一領域的領導者。這契合共產黨的科層制度與它的組織原則:他們利用數字技術實施全面監控、控制、引導、審查等,新技術對共產黨來說是完美的控制工具。以西方的角度來看這很可怕,因為新技術似乎完美地契合共產黨的統治需求,共產黨將支持和加強新技術,它隨時更新,讓你時時刻刻都處於在這個技術構建的牢籠之中。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根據你的觀察,習近平真的能駕馭這種力量嗎?

韓:他並不只是一個人。中國的科技巨頭和當局的方向完全一致,大公司和共產黨,都對數據十分飢渴,都需要儘可能多的數據,這讓事情變得很詭異。政府、大公司、投資者,有時候甚至是普通消費者,都朝着同樣的方向前進,他們達成了一種一致。這才使得這一體制變得如此強大,在利用數字技術控制上,沒有任何辯論、任何爭議和任何間歇。

對我來說,可怕的是,雖然不同的科技巨頭有着不同的商業目標,但它們都樂意為共產黨服務,朝着同一個方向前進。這很難(接受),但我們得面對這個現實。

例如華為,除了在美國以外,華為已經是一個真正的在全球範圍內都有業務的公司,它無處不在。但華為會說,我們只提供技術和網絡,各種應用的基礎設施。就像其他大公司也可以做物流、旅遊和城市管理的業務,並聲稱不一定為政府監視的目的而服務。但實際上,利用這些大數據做什麼,是由人來決定的。對於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政府來說,技術可以成為非常不同的工具。回到你的問題,我認為目前為止,中國的科技巨頭和政府已經形成了聯盟,他們合作得很好。

中國政府之所以迅速地擁抱數字技術,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起步早,我觀察中國網絡政治的興起,在朱鎔基任總理的時代(編注:為 1998 年 3 月到 2003 年 3 月)這就是重中之重了。在西方國家,政府常常將數字技術視為一種附加的東西,但中國政府在那時就將其視為變革性的技術,認為它將會改變一切。

在中國政府看來:我們必須使用數字技術,否則我們又要落後,所以我們要將這些技術用於我們的目的。這就是中國政府和西方的差異。在科技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中國領導層本能地把握住了它。而許多其他國家的政府都太被動了,他們在等待事情的改變和發生,不知道如何面對新技術。

這實際上是非常大的事情,也導致許多西方政府和民眾對此的認知缺失,我們最近才了解這些技術是如何影響和變革(現實世界)的,而中共比別的國家政府早了 15 年。

端:你曾定義這種靠大數據提高極權精度和效率的做法為「數字列寧主義」,現在它是否真的已經擴展開了?

韓:目前流行的「社會信用體系」顯然是數字列寧主義的一部分,這也是中共最引人注目的創新。它在收集數據的基礎上,帶來了新一輪的對市場參與者和市民的監管,這帶有非常強的入侵性。

我認為,即使在香港,你們也低估了「社會信用體系」對香港人在本地活動的重要性和入侵性。所有和大陸做生意的人、每一筆交易都會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而每一個來過香港的大陸游客,也會將體系延伸至此。除此以外,這一系統還將囊括任何與中國打交道的人。在中國的外國公司必須受它的約束,遵守《網絡安全法》,不僅是外國媒體,還有外國企業。

這個看不見的系統會不斷擴大,這會改變每個人和每個公司的行為與他們對自身風險的計算,會構成真正的重大改變。我認為大多數人還是低估了這一點。人們會認為他們(中國政府)做不到,他們不會做。但這是不對的,這是一種全新的事物、一個全新的戰場,他們用此來規範市場和社會。從香港的角度來看,你應該認真地正視它,因為它一定會來。

端:而普通人能在數字技術的發展中獲得許多便利,所以每個在其中的人都感覺很舒服。

韓:對,因為這十分方便。通常,我們會把監控、控制的責任歸咎於政府,但中國的網民和消費者本身也是問題。他們太容易地接受這一切了,根本沒想過這些事情。他們會說,讓我們使用這些產品吧,讓我們使用微信的一切。之後,他們就把這個數據籠子一直戴在自己身上。在中國大陸,即使是非常聰明的人、即使是知識分子,他們也不會想到可能產生的後果,大多數人都是盲目的。盲目的消費主義者,他們陷在方便的網上商城裏不可自拔。

端:人們為什麼想不到呢?包括知識分子。因為缺乏批判思維?因為改變不了所以無力去說?

韓:我認為並非如此。我 1980 年代後期在南京大學學習,當時大學生的批判思維很強。直到 1989 年,他們仍然有很多批判性的思考,想要獨立於體制權力之外。而消費主義是另一種權力。1989 年以後,執政者的基本思路就是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人們的一切精力都轉向經濟、商業和消費主義。這很可能也部分地解釋了目前所發生的一切,人們對過去無知,在政治上非常被動和冷感。

端:在你看來,將來中國人會對隱私的被監控和侵犯感到憤怒嗎?

韓:我覺得將來會出現的。但目前為止,還沒有那麼多的人意識到或恐懼這些技術。大數據監控從另一方面來講,確實讓交通更順暢,讓物流更高效,給城市帶來了經濟發展的潛能,讓人們生活更便捷。但是當人們完全失去了自己的隱私空間之後,反對的聲音可能就會來得太遲了。

端:你覺得現在已經太遲了嗎?

韓:只能說現在的進度非常快。我認為中國政府正在快速推進,我不確定是否還有時間來阻止。必須說,中國的數字技術進步是巨大的,特別是在公共空間基礎設施的安裝上面。而這些技術所需的基礎設施已經都搭建好了,我預計,中國對公共空間的全面監視工作很快就會完成,聽說在中國西南地區的村莊裏,比如雲南的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安裝攝像頭了,不是所有的公共場所,而是交叉路口這種關鍵位置,這通常來說就已經足夠了,而這種攝像頭非常廉價。

端:你認為西方國家對中國現在發生的事情有足夠的了解嗎?

韓:沒,他們完全低估了。香港政府,包括美國、歐洲的政府,對於公眾的數據抓取會遭遇很大阻力。我們知道網絡大數據會有隱患,互相競爭的公司之間、互相競爭的黨派也會指出這些問題。但最重要的是,這些互相競爭的公司可以不為政府提供數據,Google 和 Facebook,他們都不喜歡政府,他們總是在反對政府獲取數據,有太多這樣的事了。正因為政府與大公司之間並不相互影響,所以保障了競爭的透明度、也有助於政治競爭。但在中國不是這樣,政府獲取數據沒有任何阻力,這些公司也為技術的發展而瘋狂,從商業的角度來看,這也很有道理。

端:在西方,法律方面有沒有關於數據權利的規定?人們在互聯網上的行為數據應該歸誰所有?

韓:當然。德國憲法法院有一個判決,叫做「信息自決權」(The Informational Self Determination)。這已經是很老的判例了,在 20 世紀 90 年代就開始了,還有其他幾個案例。歐洲人對待「信息自決權」,採取了與美國人截然不同的立場,這又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了,裏面包含了許多(對政府)的恐懼、不信任,這些一直都是被廣泛討論的議題。在中國,這種數據不受保護的情況從來不被討論,最終可能發展成一場巨大的災難。

※ 本文摘自《大數據時代》,原篇名為〈專訪政治學家韓博天:數字列寧主義下,中國將如何重塑全球秩序?〉,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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