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腦中的怪奇小劇場，很有可能會演變成停不下來的強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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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文／大衛．亞當 David Adam
譯／崔宏立、林步昇
我很擔心自己會經由任何途徑感染愛滋病，於是必須再三確認沒有染上愛滋病毒，並留意日常的一舉一動，確保未來也不會感染。對我來說，愛滋病毒無所不在，可能潛藏於牙刷、毛巾、水龍頭和電話之中。我習慣把杯子瓶子擦得乾乾淨淨、討厭和別人喝同一杯飲料；身上凡是有任何擦傷，必定貼上層層OK繃。萬一被生鏽的釘子或玻璃碎片割傷，我一定會先用吸水紙包紮，同時檢查有沒有髒汙的血滴；如果腳跟乾裂，我一定會踮起腳，穿越擁擠的更衣室，深怕地板上留有血漬；我也會習慣性地檢查火車座位上有沒有針筒、馬桶蓋上有沒有任何髒東西。
身為記者，我每天都要見到許多人，握過的手也不計其數。只要我的手指有傷口，或對方手上有繃帶或OK繃，我就只想著該怎麼避免握手，容不下其他思緒。理智上，我知道自己的恐懼莫名其妙，前面那些情況都不可能讓我感染愛滋病；但這些念頭和焦慮還是不斷襲來。
大部分的人都聽過強迫症，但很容易誤解真正的症狀。一般人眼中，強迫症是行為上的怪癖。事實上，強迫症是十分嚴重的疾病，除了出現反覆洗手等強迫行為之外，還伴隨內心停不下來的胡思亂想折磨。經過診斷後，碧拉患有中度強迫症。沒錯，她雖然吃掉家中一整面牆，但頂多算是中度的強迫症，還有許多人的症狀更嚴重。碧拉每天大概花兩小時想著牆壁、吃下泥磚；但平均來說，強迫症患者一天可能會浪費六小時在執念上、四小時在強迫行為上。巴西有位叫馬庫斯的男子，他的強迫症是無法不去想自己眼窩的形狀，所以不斷用手指去摸，最後竟把自己給戳瞎了。
執念是無法關閉的視窗
假設現在有一部電腦，螢幕上有不同的視窗，還有同時進行運算的各種程式。我打字的時候，除了開著一個視窗收電子郵件，另外還有一個瀏覽器隨時更新足球賽的比數；我可以切換或拖曳視窗，任意放大、縮小、開啟或關閉。
大腦通常就是這樣處理思緒的，把專注力分配在不同的工作上，並用潛意識調整工作視窗的內容，適時引起我們的注意。
但執念就像一個大型視窗，無法縮小、移動或關閉。即使其他工作視窗跑到前面，執念的視窗卻永遠在背景運作，消磨意志、占據思緒，而且超級耗電，拖累其他工作的表現。這個視窗越來越礙眼，卻又無法強制關閉，也不能重新開機。只要清醒，就會注意到視窗的存在。就算你好不容易轉移了注意力，心裡還是很清楚自己是故意這麼做的。沒多久，這種執念又會捲土重來。執念的視窗偶爾會突然消失不見，螢幕沒有任何畫面；但只要按個鍵、移動滑鼠、腦筋一轉，它又「咻」地一聲出現了。
一九八○年代，精神病學家們還以為臨床上的執念和強迫行為很罕見；如今，他們認為約有二％至三％的人口曾經嘗過強迫症的苦頭。換句話說，英國有超過百萬人罹患或得過強迫症，美國更高達六百萬人。最常見的精神疾病中，強迫症排名第四，前三名分別為憂鬱症、藥物濫用和焦慮症。而強迫症的發生率又是自閉症和思覺失調症的兩倍。世界衛生組織則把強迫症列為第十大失能病症，對生活品質的衝擊大於糖尿病，但強迫症患者往往要隱忍十年以上，才願意尋求他人協助。
強迫症患者的男女比例差不多，通常在十多歲、青春期或剛成年時發病，影響卻可能會持續一輩子，而且不分文化、族群、種族或地域。強迫症既是個人社交的障礙，也是整體社會的負擔。患有強迫症的兒童比別人更想交朋友，卻也因此更難交到朋友。患有強迫症的成人較容易失業或單身、常常拖累家人、跟父母同住的比例較高、較容易信奉單身主義；即使真的結了婚，也不太可能有小孩，而且離婚機率較高。問題是，許多第一線的醫師並沒有發現強迫症的徵兆或症狀，也容易低估它的嚴重性。強迫症患者極少能自行痊癒，而且有三分之二的患者從未諮詢過心理衛生專業人員。
夏日晴空飄下的雪花
我的強迫症從一個突如其來的念頭開始，宛如夏日晴空飄下一片雪花。
「我們上樓吧？」女孩這麼問我。她長得很漂亮，有一頭烏黑長髮，接吻的時候，還得把遮住眼睛的髮絲向後撥開。她手臂的肌膚滑膩，印象裡有雙嬌小的手。她不曉得自己的年紀比我大，還問我：「你應該不是大一生吧？」這讓我不得不撒謊，還胡謅了自己的主修。我壓根不懂法國大革命，但聽起來總比化學工程有趣；而且老實說，我當時才念了兩個月化工，基本上也是一知半解。
身為十八歲的快樂大學生，我暫時不必去管現實的世界，白天聆聽老師講授流體力學和數學，晚上則享受玩樂的時光。我根本搞不清楚化學工程師在幹嘛，不過無所謂，反正那是很久以後的事，現在只要期待明天就已經夠美好了。
那是一九九○年十一月的北英格蘭，她身穿寬鬆的白色T恤，下半身則是紫色裙子搭黑色褲襪，腳踩馬汀靴。我很滿意自己剛留的鬢角，心想剛開始聊天內容如果很無聊，她說不定會提一提。我們離開大學校園後，走到附近有如迷宮般的連棟住宅區，我才發覺她完全沒留意我的鬢角。我們邊走邊聊，話題不脫音樂與好友，就這樣走到她家門前。她邀我進去坐坐，關上大門那一刻，新世界彷彿在向我招手。
當晚的里茲天寒地凍，是約克郡居民引以為傲的天候。女孩家廚房的爐火滋滋作響，光亮有餘但熱度不足，而寒意如影隨形，就像柴火上揮之不去的煙霧。
「上樓」聽起來感覺不賴。
「結果你跟那個女的上床了嗎？」隔天我朋友諾爾問我。
「有啊。」我撒了謊。
「有用套子嗎？」
「沒有。」
「你搞不好得了愛滋。」
「少白痴了啦。」
我有沒有和那女孩上床呢？沒有。我們有沒有用保險套？沒有。我有可能得愛滋病嗎？少白痴了。雖然聽過很多愛滋病的警語，我卻壓根沒有考慮潛在的風險。下回小心點就好了，那晚我這麼想著，隨手買了瓶酒請諾爾喝。早知道就小心點了。接下來好幾個月，同樣的念頭三不五時竄上心頭，那句「你搞不好得了愛滋」不斷在腦中迴盪，但每次我都打起精神，把這個負面想法給壓下，告訴自己少白痴了。然而，一九九一年八月某個悶熱的夜晚，我卻束手無策。
當時正逢大學放假，我徒步走回父母家，負面想法無預警地襲來：你搞不好得了愛滋。這一次，我卻怎麼也擺脫不了它，越來越心慌意亂。「少白痴了」已經不足以應付心中的恐懼和對染病下場的想像。我搞不好真的得了愛滋病。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就死定了，人生還沒開始就宣告結束。更糟的是，無論我做再多努力、別人再怎麼安慰，都無法改變染病的事實。命運已不在我的掌控之中。我極力想掃除這個念頭，它卻從意志力的縫隙中掙脫，像雪花一樣落在心頭。然後，一片接著一片，越來越多雪花落下，終於演變為一場大風雪，心中所有角落無一倖免，全都覆蓋上厚厚一層積雪。
我打開悶熱臥房的窗戶，大口吸著新鮮空氣。關上燈後，天花板傳來夏蟲的鳴叫聲；音響的紅色電源燈亮著，從下午開到現在，感覺就像一輩子那麼久。我撕下牆上折了一角的海報，害怕不已。為什麼是我？我怕到連指尖都隱隱刺痛。我還設法說服自己，明天早上醒來就沒事了。人生嘛，難免會做惡夢，一覺醒來又是新的一天。
破曉時分，窗戶和窗簾依然敞開，念頭也還沒消失。你搞不好得了愛滋病。我下樓到廚房吃早餐，迎接嶄新的世界—人生從今天開始倒數。我看著爸媽隔著木製餐桌拌嘴，心想如果我真的有愛滋病，他們一定會很難過。我決定什麼都不說，獨自回到樓上房間，埋在枕頭裡哭泣。我搞不好得了愛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