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年代，重慶南路書街曾是「通匪」大本營

文／徐明瀚

沿著重慶南路上，至今可見許許多多的書報攤，在解嚴後多年才開始逛書街的我，聽聞過曾經有這樣一個充滿禁書的時代，若要買禁書，總得和書攤老闆打好照面，老闆才會從平台下或布包中拿出那些充滿禁忌的書刊。若放在確切的時空背景，重慶南路這些禁書攤的地理位置，正是隔著總統府的另一頭，緊鄰著北一女附近博愛路上國防部駐介壽館的，是一九五八年改組編製完成的「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也就是人們口中的「警總」，而其轄下政治作戰部，專門負責文化審檢、書刊雜誌出版物審查。那麼當你要買一本禁書，有可能去一攤名為禁書攤的地方？但即使風聲鶴唳，到這些書攤，還是有可能買得到你要的或是你不知道的禁書。

在此之前，你可能可以在四大書店中買到中國版本的三○年代文學家名著，甚至是一些帶有左翼思想的社會學書籍，因為在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來臺的首要目標是去除日本殖民化教育，被掃除的書籍多半是日文類。就如同在一九四五到四九年的電影發行領域中，日本電影因為戰敗在臺發行量銳減，當時亦有許多帶有左翼思想的中國電影引進臺灣，直到一九五○年代後美國電影的勢力崛起而彼此消長。

但自從戰後國共對立，舉凡左傾書籍或是當年沒有跟著國民政府而留在中國的文人，都被冠以「附匪文人」的名號，而處於禁書之列。當中不乏中國文學的大家，如魯迅、巴金、茅盾、沈從文等人，這些文學家甚至是俄國的經典文學著作不可能在一般書店購得，而得在書攤上或舊書店中覓得。相較於這些禁書，一九五○年代成立於重慶南路一段六十號的啟明書局，其所出版的一系列「新文藝文庫」，作者群是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的名家，如朱自清、徐志摩、謝六逸、郁達夫、廬隱、劉大白、落華生（許地山筆名）等人的著作受到各種程度的歡迎。

一九五九年起周夢蝶在武昌街上的舊書攤就曾賣過魯迅與巴金，估計是從牯嶺街舊書店批運而來。根據舊書研究者李志銘在《半世紀舊書回味》一書中所言：「一九五五年臺灣發動全省圖書大檢查，許多禁書流落舊書攤。」而在一九五八年，國民黨中常會罔顧激烈的反對聲浪，頒布了原一九五二年推出之《出版法》最後的修正版本。傅月庵就說此法的訂定，促成「政府權力監控出版，嚴格限制言論自由，出版單位動輒得咎，經營不易。」而也就是在一九五二年出版法令制定的年代，位於重慶南路與衡陽路交會口附近的文星書店，正式掛牌成立。起初，創辦人為蕭孟能和朱婉堅夫婦只是在路口租了一個書攤，而後陸續在衡陽路十七號和十五號開設店面。早期多是進口西洋書籍雜誌和翻印英文書，以英文教科書為主。

比較顯著的改變是，一九五四年皇冠出版社草創時以推出《皇冠雜誌》聞名，一九五七年文星書局創辦了「文學的、藝術的、生活的」《文星》雜誌，發刊詞是「不按牌理出牌」，除了每月定期出版外，舉凡內容、編輯方式和行銷方式，均是大開該時代的風氣之先，一方面大量地引進西洋文學翻譯、海外思想潮流與科學新知，另一方面持續刊載本地創作的小說和現代詩。

這種「不按牌理出牌」的出版方法，也可以在該書局與臺灣中華書局搶印《大英百科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的手段上看的出來，而一九六三年《文星叢刊》第一輯十種正式推出，以小開本四十開本、每本新臺幣十四元的定價，引領出臺灣各種文庫本的熱潮。就正如同一九六三年成立之長榮書店所推出的「新潮文庫」，其創辦人就是志文出版社的張清吉老闆，該社於一九六七年出版的前兩本書是《羅素回憶錄》和《羅素傳》時，他們位於中華路的店就是開在文星書店於峨嵋街五號之一新店的附近，這套文庫被視為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文星書局歇業後，繼承「文星叢刊」精神的出版書系。這些出版物，在當年廣受莘莘學子與文藝青年男女的愛戴，而傳誦至今。

至於文星書店的歇業和《文星》雜誌是如何收掉的，這和一九六三年正式進入《文星》的編輯核心的李敖有不小的關係。這位在一九六一到六三年間《文星》「中西文化論戰」中被論敵取綽號為「文化太保」的李敖，他在臺大歷史系畢業後便曾多次投稿《文星》而多次引發熱議，他本人讀臺大歷史系時期就很愛買禁書，也很會殺價，書街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根據陶恒生的回憶：「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文星》雜誌第九十期刊載張湫濤的反共文章〈陳副總統和中共禍國文件的攝製〉，附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影印圖片。八月底，警總發一代電給《文星》，指該圖片有「為匪宣傳之處」，依臺灣省戒嚴法予以查扣。《文星》第一次嚐到被扣押的滋味。

五月一日，《文星》雜誌第九十一期刊登李敖的〈就一張臺中地方法院的刑事裁定說說一個法官的法律知識〉，抨擊法院濫用職權故入人罪。十一月一日，文星第九十七期刊出李敖的〈新夷說──「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代序〉，指出孫中山是一位有世界觀的革命者，他在言行人格上，表現的不是中國傳統的落伍一面，而是道道地地的卓越西方人。這一期又遭警總扣押。」經過三、四次的扣押，其中三次都是關於李敖的文章，第九十九期正待面世的《文星》雜誌即被迫停刊。《文星》停刊後，書店內部進行改組，也搬遷至峨嵋街新址，當時的店面簇新，櫥窗與櫃位美輪美奐，二樓還開設了文星藝廊，一時蔚為話題，然而就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愚人節這天，也正是《文星》雜誌一九六五年第一次被查抄的日子裡，文星書局步下了歷史舞台。解嚴後《文星》曾經復刊過，一九八七年李敖也曾邀請蕭孟能夫人重啟書店，但皆為期不久。

※ 本文摘自《臺北城中故事》，原篇名為〈地下根莖，或樹大招風：禁書攤與文星書店的不解之緣〉，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