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credit: unsplash

曾因聲援香港入獄,她說台灣最有價值的是社運文化

文/ 寇延丁

我把這一生之中不曾愛過的愛
從未恨過的恨
沒有美麗過的美麗
不敢追求過的追求
都在這短短的一首詩裡
揮霍一空

二○一七,我用一年的時間徒步福爾摩沙,一萬里路雲和月,孤身打馬過台灣。

我要「走台灣路,看民主之所在;讀台灣人,探民主之所來」。不論「台灣」還是「民主」,都是大概念,我害怕在大概念裡高空盤旋,要透過衣食住行小細節,瞭解民主與平常人家日常瑣碎的關係,透過徒步行腳這種方式,離開台北同溫層,走入全然陌生的尋常巷陌,為自己尋得瞭解台灣新的角度。

我用一年時間萬里獨行,步履間,觀察者變成參與者。又用了一年時間,一邊耕田種稻、與土地戀愛,一邊將這本書寫成了一個對台灣社運的冒犯之作。冒犯的,是那些負有更多責任的人。責任面前,人,生而不平等。社運組織生而不平等,應該為社會公正擔負更多責任。

修改的過程也長達一年,一邊改一邊大釀美酒,將開放性在現實生活裡付諸運用,體會此中的收穫與代價。

不論是行走的過程,還是寫作與修改,每一步都充滿了出乎意料,不由自主,又所來有自。

作為經歷過政治打壓的中國人,我為尋求個人生命的解方行走台灣,要為有中國特色的困境尋求解方。如此行走台灣,顯見帶著先入為主的美好期待。因緣際會,在島嶼最南端的恆春參與保護竹塹,從一個觀察者變成行動者,在親身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中體會民主,體會在擁有民主與自由的台灣,普通人的個人生活與社會議題與自由民主的關聯。

從土地正義到吃貨比拚,上山下海走到哪裡算哪裡,釀酒會友「五桶」台灣。行走台灣這一年來,遇到了太多人、發生了太多事。風波詭異此生,這是我活得最為奢侈的一年,從年初台北慕哲咖啡館跟大家一起包餃子啟程,到年末宜蘭深溝租地種田做結,結下太多種瓜得豆的意外。

走萬里路,讀台灣人,經歷了成成敗敗各種起落,當我用寫書的方式回首這一年時,首先要回答自己這個問題:

台灣最吸引我的是什麼?

最吸引我的,是這片土地的多元包容;最有價值的,我認為是社運文化。

這些價值附著於真實事物,存在於具體的社運事件中。觸摸具體真實的人事物,參與邊陲地帶小社運,付諸行動的過程中經歷種種糾扯,我看到了珍貴的台灣價值,也看到這種價值被覆蓋、被忽略。這些糾扯與問題,有沒有解方?解方是什麼?

獨在異鄉為異客,我被名之「中國人」,每每聽到「中國人」怎樣怎樣,我也常說「台灣人」如何如何。「中國人」、「台灣人」之謂,既是具體的個人,也可以是一個大概念,在某些情境中是通用的,但很多時候我會特別指出:我是我,不能用「中國人」一語概之。

在寫本書的時候,我時時提醒自己,也時時困惑於此:是不是可以把我遇到的這些「具體的台灣人」放大成為「台灣這個概念」?有時候,釐清此中關係,是一種責任;有時候,混同二者則是不負責任。所以,寫這本書的過程,就會格外糾扯:

一邊在「愛與寬恕」及「恨與恐懼」的糾葛中,探究愛恨夾纏的台灣;

一邊在具體與概念之間跳動擺盪,琢磨我親眼所見、親身經歷與「台灣」這個概念的關係。

走自己的路 意外入牢籠

似乎是在年輕的時候,就寫盡了一輩子的詩。這本書裡摘引的詩句,都是年輕時寫下的。曾經以為,我已寫盡滄桑。

封面大字,是我老父所題。請我的母親校對,請父親題寫書名,從第一本書開始,已是我的一種生命儀式。直到二○一四年春天,寫成《走》和《走著》,小心又小心地,不讓老媽看到。我寫的是中國民間行動的血淚史,「八九六四」之後社會的復甦。我不只是觀察、記錄,也是身在其中的一線行動者,這是一個與劫難共修的艱難歷程,每一個行動者都傷痕累累。

一人做事一人當,路是我自己選的,摔跤碰壁付代價,無怨無尤。對父母從來報喜不報憂,他們只知我「做公益」,但不知道中國民間公益史根本就是一部血淚史。儘管我已經把這部血淚史寫成了笑話大全,但還是怕年事已高的母親看了心痛。

那個時候我想不到,還會有更痛的痛等著我們。

我承認自己人生詭異,軍隊、地方,機關、企業,都市、農村,寫書、拍片,無奇不有,每當有人問我做過什麼,只能打哈哈:「除了坐牢,差不多什麼都做過。」

人生哪,就是不能大嘴巴,說什麼來什麼。感謝國家,給我一個坐牢大禮包,而且買一贈一,贈品極其昂貴,絕對物超所值,是那個登峰造極的罪名—「顛覆國家」。

二○一四年,多事之秋,香港占中之後我被抓。

「哼!《行動改變生存》?就憑妳,還能翻得了天?!一個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城下崗女工,搞什麼社會運動?寫什麼《可操作的民主》?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太陽花占領立法院、香港占領中環、台灣非暴力抗爭培訓、什麼國際人權論壇……怎麼什麼好事兒都讓妳趕上了呢?」

這是「習李新政」之後的「顛覆國家」第一案,適逢萬人期待的「四中全會」(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於二○一四年十月二十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開),人們原本對這次會議啟動政治改革寄予厚望,迎來的卻是對公益人的大逮捕,啟動了對民間力量的清剿。

這一回,真的是歷盡滄桑。

身心破碎,劫後餘生,遂有《敵人是怎樣煉成的》(二○一六年台灣時報文化出版)。當然,這本書更加不敢讓老媽看到,還好,她的阿茲海默症已經發展到物我兩忘的境界,家人將我被抓的事瞞過了她。

不然,她會痛死。

不自由也不能死

「不自由,毋寧死」,曾經只是一句話,說說而已。感謝那段經歷,連站姿、睡姿、扭頭、閉眼都必須得到許可,讓我真正體會什麼是不自由,體會到這種不自由比死還可怕。最怕的不是聞所未聞的極端待遇,而是他們審訊指向的後果。

不自由,也不能死。這個渺小的生命負有某種使命,我必須對香港有交代。

「信不信香港有我們的人?」「信不信台灣有我們的人?」這句話我聽過無數次。

我信。我確定有這樣的人,在香港占中和台灣太陽花運動現場無所不在,甚至就在我的身邊。

我在他們抓的人裡,最接近陳健民(發起占領中環的「占中三子」之一),亦師亦友,他也是我《走》和《走著》兩本書裡的人物。我直接接觸台灣社運人簡錫堦,探討非暴力抗爭。最初的審訊全部圍繞占中、圍繞陳健民、圍繞港獨台獨,一再追問、一再重複這樣的話。

我曾在總參三部(現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技術偵察部」)當兵,太清楚黨國的情報系統。我也清楚,每個系統都誇大其辭、迎合上意,都會言之鑿鑿說自己有直接情報源,知道占中三子如何?港獨、台獨、海外民運、境內顛覆。其實,這個國家所有的系統都一樣,都是這樣一道一道地編、一層一層地騙,希望從領導和領導的領導那裡得到更多資源。

我知道他們想讓我說什麼,軟的硬的都使了。但是我只能實話實說,跟他們講道理。知不知道領導的領導以致最高領導會被活活害死?香港的事情一錯再錯才會弄到現在這步田地,就這麼繼續編下去繼續錯下去,你們的領導就是千古罪人……我都到了這步田地,怎麼還有心情替領導操心?但如果血洗香港,我就是千古罪人!

我是二○一四年十月十日被抓的,那時候,香港數萬人占中。我知道有關部門一定會清場,但不知道如何清場。已經有過一次「六四」,我不確定會不會有第二次。如果這個第二次發生在香港、如果血腥清場的決定與我有關,我幾乎不敢再想下去。

原以為生死莫大焉,但真到那種當口,始知這種與我有關的「時代退步」,才是生命不可承受之痛、不可承受之重。

不自由,也不能死。面對層層加碼的審訊壓力,從香港何至於發展到占中,講到中國民間公益事業的作用與歷史,翻來覆去講道理,讓審訊的過程成為說服的過程;擺事實、講道理,說服審訊者和他們背後的「領導」及「有關部門」,也是我回顧梳理人生的過程。

在暗無天日的囚籠裡構思自己的新書,這是我在泰山壓頂的審訊和泯滅人性的屈辱中讓自己活下來的方法。不知道前面有什麼等著我,但我必須對自己有個交代。

《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是在牢籠就已經想好的書名,很多人看後驚異於「妳居然可以把如此慘痛的經歷寫得這麼好看!」寫得好看,也是我在牢裡就想好了的。

「如果你的照片不夠好,那是你不夠近」,語出戰地記者卡帕。在中國做社會觀察,我足夠近,一直是一線行動者。卡帕踩到地雷的同時按動快門,留給世界一個標誌性的告別。在有過生死一線的經歷之後,確信自己在死亡突如其來之際也能像卡帕那樣。但我沒有想到會被捲入「顛覆國家」的風暴眼,與「時代退步」近在咫尺。

八個監視器下的凌遲

「槍斃」,是審訊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威脅,彼時彼刻那是莫大解脫,但我求之而不得,只能在永無止境的屈辱中,見證自己緩慢死去的過程,而且還是眾目睽睽之下的全程直播,痛過凌遲,也長過凌遲。單獨監禁的囚室裡,我身邊除了永遠有兩名看守,還有多於八個監視器,包括廁所。

我的死又不僅止個人生死,還與香港的生死息息相關。

命運真的對我不公平,為什麼要讓我的生命跟這種不可承受的責任連在一起?

牢獄之中,在經歷了死與不死、瘋與不瘋的抉擇之後,我想清楚了:既然被推到了如此艱難的路口,不如乾脆選個更難的走法,才對得起這份通天徹地的痛。

把那段經歷寫出來,要對因我而起的大逮捕有個交代,對因之帶來大恐懼有交代。把那樣的經歷寫得好看,要給自己交代。

這本書在我取保候審期間完成,成書過程貫穿各級各類警察對我的各種騷擾,伴隨更多人被抓的消息,包括「七○九」(中國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這個國家正在直播絞殺社會的連續劇。我寫的是自己痛不欲生的經歷,也是中國民間行動的血淚史,把如此慘痛的經歷寫得好看,是在國家頻道漫長死刑直播的同時,在直播個體自救、民間自救,在治療自己、在為自己的生命求解方。

這也是「我們」的歷程,是我們在療癒自己、療癒社會,為這個時代求解方。

當突如其來的下崗讓小城女工走投無路,陰差陽錯漂流北京,最初只是為自己的生命求解方。但是,這個渺小的生命與社會又如何拆解得開?從下崗女工到《可操作的民主》,從小城到北京,從中國到香港、到台灣,個人生命的救贖與這個時代的解方,又如何拆解得開?

說到《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我一再說「這不只是中國人、香港人的事,也是台灣人、所有人的事」。台灣朋友的反應都差不多,搖搖頭:「我們是台灣人,不會有事。」不久之後,台灣人李明哲因「危害國家安全」被抓,至今仍被關押。

不要怪我烏鴉嘴一語成讖。台灣人與中國的「國家安全」、這個世界與中國,又如何拆解得開?

不止一次對審問我的人說:「只有中國變好,我們每個人的人生才有解方。」對台灣人、對所有人都一樣。與這樣的一個中國同世為人,我們別無選擇。

感謝台灣,給我一年時間專心走路。「如果你的照片不夠好,那是你不夠近」,那就近一點,走進尋常巷陌真實人家小社運,親身參與,成為其中的一員。

※ 本文摘自《走著瞧:一個走在鄉間小路的中國人》前言,原篇名為〈活在當下,行走當下〉,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