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寇延丁

更可怕的是自我審查自我監禁。 不僅是自我審查自我監禁把自己變成了恐懼的囚徒, 也成了審查他人監禁他人的看守。 最可怕的不是被抓被審,也不是那些屈辱,而是自我囚禁。 就算整個世界都被恐懼扭曲變為牢籠, 也不能甘於恐懼、並自我囚禁。

我曾經用一本書的篇幅解讀恐懼,《敵人是怎樣煉成的》講過的跳過不表,只說獲釋之後。

二○一五年二月十四日,終於走出牢籠,妹在我身左,哥在我身右,這是幽囚一百二十八天之後第一次和人在一起。

走出派出所,我們上了計程車,妹坐我面前,哥坐我旁邊,離警察愈來愈遠,離家愈來愈近,以為我終於自由了。但是我錯了。

妹問我這段時間都是在哪裡?家人朋友上天入地瘋找,但連人在哪裡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裡。蒙著頭套進去,又蒙著頭套出來,審我的人說,那裡是中國的關塔那摩……」

我的話被哥嚴厲的眼神打斷,那眼神像車窗外零下十度的嚴寒一樣冰冷刺骨。至親的哥哥秒變看守—我敢說自己自由了嗎?

哥先是用眼神制止了我,又極其緊張地瞟一眼前面的司機;哥是我的看守,司機是哥的看守。

我只是從一個狹小的牢房換到了更大的牢房,誰都可能是我的看守。我是所有人的囚徒,同時所有的人又都是囚徒—恐懼的囚徒。

在裡面我扛過來了,沒有崩潰。出來陷入長久的抑鬱,徘徊在崩潰邊緣。他人即看守,人人即看守。我們都在牢籠裡。

我用漫長的時間自囚深山,陪伴自己,舔舐傷口,試著面對、辨析,面對我生命的歷史、面對中國民間公益的歷史。驚見恐懼與生俱來,甚至是在我出生之前,就被深植於生命的源頭、鏤刻在父母的生命裡,並將代代相傳。無所不在的恐懼,無始無終。

我用寫書辨析我的恐懼、我們的恐懼,三個代表(江澤民提出的國家方針)的恐懼、這個國家的恐懼,看到了一個在恐懼中向下螺旋的輪迴。我們還有沒有跳出輪迴的可能?

我用自己的書寫辨析恐懼,試圖醫治自己、斬斷輪迴,但這本書又成了恐懼的源頭。我帶著書稿去遠方,從遠方逃往更遠的遠方,但恐懼如影隨形,或者說,恐懼總是先我一步到達,讓人躲無可躲。

我到了遙遠的香港,一聽我的書名,對面的朋友就會下意識地壓低了聲音回頭張望。二○一五年銅鑼灣事件大抓出版人,到現在還有人羈押在中國(含瑞典籍書商桂民海),天威無遠弗屆。我面前的人不曾被抓,但同樣囚於恐懼,不僅自我囚禁,也一再問我:「再抓妳怎麼辦?」

我的一切都是透明的,走走路寫寫書而已,沒理由抓我。

「妳一直這樣,上一次不就抓妳了嗎?」

原來,上一次抓過我就是理由?那就更加不用操心理由。

比死還可怕的 是自我囚禁

我到了更加遙遠的台灣,終於出版《敵人是怎樣煉成的》這本書,依然還要面對同樣的問題:「再抓妳怎麼辦?」—不求依法治國,只求依法治我。我不逃跑不襲警不拒捕,老老實實給他們抓,但這一次不會老老實實給他們關,必須通知家人見律師。

「還是不讓,怎麼辦?」—我會絕食,絕水絕食。

「知道後果嗎?」—我查過了,最多七天,運氣好的話,四天就夠了。絕水絕食,人不會活過七天。

「不要以為他們在意妳的死活。」—我知道他們不在意,但我在意。不能活出尊嚴,死出尊嚴也不錯。武俠小說裡常有受過奇恥大辱的人孤注一擲生死鬥,明知打不過,還要以命相搏。不為打贏對手,而是為了打贏屈辱。

「他們不會給你機會,但有的是辦法讓你更屈辱。」

這話輕而易舉地戳破了我。其實我是知道的,如果要我死,從躲貓貓到睡夢死,死法不用我操心,只要不許我死,求死亦不可得。我早就知道,但不願面對。辨析那種以死相搏的願望,還是源自內心深處的恐懼,害怕面對那段鏤刻在生命裡的屈辱。

看上去我視生死為無物,是因為有一層比生死更深重的恐懼。只要這恐懼在我心裡,逃到天涯海角也枉然。

最可怕的不是被抓被審,也不是那些屈辱,而是自我囚禁。

就算整個世界都被恐懼扭曲變為牢籠,也不能甘於恐懼、並自我囚禁。

恐懼無處不在,也要在不正常的世界裡過正常的生活。不管是在遙遠異鄉做回行動者,還是為李明哲發聲,都一樣,我以此面對自己的恐懼,要醫治自己,就必須跨過恐懼這道門。

被抓對我而言,是一場修煉,在與世隔絕的狀態裡,被推到恐懼至境是一種特別的機緣,幫助我想清楚了一些事情,逼我去做生命裡最根本的功課:面對自己。知道恐懼在那裡,知道對自己的影響,試著辨析它在自己生命裡引發的反應,遵從內心的聲音和價值判斷付諸行動,就像那些恐懼不存在,就像那些限制不存在,用自己的行動,來消解它。

台灣躲無可躲的宿命

面對,是個好難的功課,付諸行動,更難。

人是會為自己選捷徑的。

獨立書店是台灣美麗的風景,在這裡邂逅了很多超棒的講座。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台東晃晃書店的演講,主題是「二二八事件追問的台灣史問題,一九四七年前後的國際局勢與台灣政府」。台東不是文化中心,感動於這個話題有那麼多人到場,從白髮長者到高中生,人多到坐不下。《重構二二八》作者陳翠蓮教授,揭開了一段我不知道的台灣歷史,用平靜的語調,問了一個殘忍的問題:每個台灣人都知道美國是我們的朋友,但是,如果將「美國的東亞政策」、「美國的對華政策」、「美國的對台政策」做重要性排序的話,美國人會怎麼排?

一言既出,舉座寂然無聲。這個問題,以及這個問題背後的東西,誰都不願面對。

抓捕李明哲,同樣是一道殘忍的考題。

用到殘忍這個詞,首先是對李明哲而言的殘忍。

「專制者的監獄是摧毀柔弱肉身的地方,開不得玩笑。我擔憂專政機器殘酷地在他們的肉身上烙下傷痛烙印,又堅信他們能夠在審訊中保存自己,感動具體的對手。」我被抓後,朋友聲援文章中有這樣的內容。在審訊中「感動具體的對手」,確實如此,相信李明哲也一樣。但是,能不能保全自己,則沒那麼簡單。

我自認是個幸運者,僅僅被關一百二十八天,就從六十公斤級選手變成了五十,人權律師李春富錚錚鐵漢精神分裂,看看維權律師李和平、謝陽被抓前後的照片,就知道監獄是多麼磨煉人的「減肥聖地」,我不擔心對李明哲會像對維權律師高智晟那樣大打出手,但各種精神摧殘同樣可怕。專政機器在人身上留下的烙印,太過慘痛。

曾經有朋友在美國與一位曾因六四下獄的中國留學生喝咖啡。他們並無深交,聊的也都是雲淡風輕的話題,對面的人卻突然崩潰,在安靜的咖啡館裡放聲大哭,只是反覆說:「共產黨,我恨它一輩子!它讓我瞧不起自己。」

這一次,台灣人被推上了考場,不僅僅是對李明哲個人生命的殘忍考驗。李明哲是不是活該,不僅是對是非正義道德勇氣的考量,也關乎台灣人自身利害研判,是智力判斷。

《敵人是怎樣煉成的》出版後,有台灣朋友問我:「為什麼妳不能忘掉過去,安安穩穩過平常日子?」我無法忘記,只能面對。唯此方能安撫自己的心靈,讓生命走出噩夢,重獲享受美好的能力。無干道德勇氣,是利害研判,否則我永遠無法得到安靜、無法安眠。

自從被抓那一天起,我就被關在聚光燈下面對拷問,沒日沒夜永不停歇。那是我生命裡的修煉,我必須面對。其實,拷問一直在那裡,不因被抓而始,也不因被放而終。只不過這次被抓的拷問,讓我明確了自己被抓之前所做的建設社會的選擇是正確的,這拷問也是一個修煉。

寫書是我療癒自己的修煉,也是與人溝通的修煉。讓人看到中國的危機、也看到艱難生長的公民社會,看到中國的社會組織建設社會的努力。這個修煉,至今仍在繼續。

說什麼道德勇氣、什麼智力判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終歸躲不開,要面對共同的未來、共同的危機。我已經遠走千萬里,走到了天之涯海之角,但「國家安全」無遠弗屆照樣籠罩在我頭頂。它在那裡就是在那裡了,以為你是台灣人就能例外嗎?

「黃禍」威脅籠罩世界

「不瞭解中國,不符合台灣人的利益。」對任何人都一樣,中國因素無所不在,不管是強大的國家機器還是不可抗拒的經濟力量,還要看到另外一種威脅:中國崩潰的威脅。

我一直推薦台灣朋友看一本一九九一年台灣出版的小說《黃禍》(至今仍有再版發行)。這本政治寓言小說的書名《黃禍》,與這個詞的出處「黃禍圖」(德國版畫作品〈歐洲各民族,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有些微不同,小說裡描寫的是數以億計中國難民湧向世界,黃禍席捲一切。

這本書以對中國社會政治矛盾交織的獨特分析為脈絡,虛構中國的末日圖景,政治勢力互相傾軋、國家崩潰、道德淪亡、社會失控、中國國內矛盾激化導致內戰、導致台海衝突兩岸核戰爭,人民大規模外流、「黃禍」危及全球、世界陷入絕境。

中國一旦崩潰,「黃禍」湧向世界。雖然《黃禍》是小說,我卻無法用「虛構」安慰自己。作者在二十幾年前寫出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的全面危機,怎麼看都是當下的現實。不論是高層權力鬥爭、軍隊鷹派的威脅,還是環境災難、豆腐渣工程,或是經濟發展不平衡引發系列問題,從「氣功大師」到巫權政治,所有的「虛構」都在現實中歷歷在目。

我想提醒所有關注中國未來的人都來看看這本書,特別是台灣人,不僅是因為在書裡,兩岸核戰爭讓台北化為焦土,就算沒有這樣悲劇,這灣淺淺海峽也無法阻擋中國崩潰後數億難民的衝擊。

《黃禍》在台灣已經再版二十幾次,也是中國盜版書攤上的長銷書,作者說:「只要中國的未來還不確定,崩潰就始終是無法排除的前景之一,《黃禍》也就總會有讀者。」

李明哲事件與無感的台灣人

抓李明哲是偶然,但「國家安全」對台灣人的威脅、中國崩潰對世界的威脅是必然。我們總要面對,不用這種方式,就將用更被動更倉促的方式。

「今天的分享,與李明哲有關。先問個問題:你們知道李明哲嗎?」二○一七年九月,李明哲電視公審不久,我的問題提出之後,某所大學的教室裡六十多人,只有兩三人舉手,經過老師提示啟發,又有幾個,我數了一遍,又數一遍:五個。台下年輕的臉,一臉茫然。

同樣的內容,我在文章裡一寫再寫,並在分享中一講再講,不止一個年輕人跟我說,「不是我們不想瞭解、不想面對,而是我們不知道。」我說自己講的內容都寫在文章裡了,文章都是公開發表的,連結請見……,年輕人咧咧嘴笑笑:「風傳媒耶」、「那個是藍的啦」、「我們是綠的,不看那個。」先貼一個顏色標籤,然後排除。明明有言論自由、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但卻運用這種權利為自己選擇了不自由。

「這個世界變得更好或者更糟,取決於百分之二十的人,永遠不要考慮那百分之八十,他們永遠都是被動的。這個世界變得更好或者更壞,永遠取決於願意付出代價、做出改變的少數人。」這句話被我多次引用,出自我敬重的中國行動者、亦師亦友的梁曉燕。

總有人說我們勇敢,但反過來想一想,那些選擇了什麼都不做的人,才更叫勇敢—把自己的命運交在別人的手裡,以別人的選擇為選擇,用自己的生活為別人的選擇承受結果、付出代價。

李明哲事件之後,失望於台灣人的遺忘與無感,我做了一堆分享、寫了一堆文章,對別人有沒有效果不清楚,對我效果顯著—我的失望變成了絕望。

在某處的一次分享中,有人問我怎麼辦?「至少可以在聲援李明哲的網路連署中簽名,還有更多網路資源,可以索取免費明信片,不過舉手之勞,也沒什麼危險。」但那位仁兄先是旁徵博引論述古今中外比對,聽了十幾分鐘我沒弄清楚他到底想說什麼,只好出言打斷,說我覺得李明哲被抓,台灣人不能袖手旁觀。再把自己剛才的話重複一遍,他又開始講台灣的無良媒體、劣質政治是如何敗壞了公眾信任,又聽了十幾分鐘,我又打斷了他的話,第三次介紹連署連結,他又講現在已經有太多社會問題、有太多連署資訊,而自己的時間又是多麼的寶貴。

直到現在,一想起來就佩服我自己,當時居然能夠忍住了沒有去撞牆。聲援李明哲的網路連署只需幾分鐘,但您已經花了三十分鐘,又害我和十幾位聽眾分別賠上三十分鐘—這樣的人,在我看來,那才真叫一個「勇敢」。

選擇了什麼都不做,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不僅從容淡定任人宰割,還能為這樣的活法找出那麼一堆理由,這種勇敢,糊塗到令人髮指。

※ 本文摘自《走著瞧:一個走在鄉間小路的中國人》,原篇名為〈下篇‧專政機器在人身上留下的烙印〉,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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