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殷海光

我們要知道「什麼是什麼」(What is What?);而且你所說的敘事語句,我可以憑自己的觀察或試驗以證其真妄。這是一個最起碼的要求。

這個最起碼的要求,如果說給一個自幼生長在自由民主的國邦而沒有吃過極權暴政苦頭的人聽,他一定瞠目結舌,想不出這個要求有何意義。照他看來,這個要求之無意義,與提倡人當呼吸空氣之無意義正同。不錯,人一生下來就呼吸空氣。當人人有充足的空氣可供呼吸時,如果有人大聲疾呼,告誡大家呼吸空氣之自由如何重要,那麼很可能被當做瘋子。可是,一旦失去空氣,則平常認為不成問題的呼吸空氣之事,那才嚴重哩!同樣的道理,明辨是非之事,在民主國邦認為毫無問題者,在極權地區是個最嚴重的問題。

極權暴政之可惡,倒不一定在其幽禁殺戮。專制政體之下也常有這類現象。極權暴政最可惡之處,在從根本上剝奪大家明辨是非真假之自由。而明辨是非真假的基本方法,端在求證。但是,極權統治者根本不許你求證。求證之事,須由他代辦。總而言之,說也由他,證明也由他。你只有聽的分。他們藉著罩下鐵幕,只讓你知道他們認為他們在政治方面有利的那些事物。他們因政治需要來替大家重新安排一個知識世界。你終生受知識的禁錮。

自有文明以來,人之得到知識,無非是看我們的瞭解是否與經驗相符(correspond),或知識與知識之間是否融貫(cohere),或知識對人生是否實用。而在極權暴政之下所盛行的知識論,則為一敗壞了的實用主義之形式(a deteriorated form of pragmatism)。在這種氛圍裡,所謂真理也者,早晚市價不同。同一說法,其可印證的條件並無不同之處,然出自政治首領或政治朋友之口,便是「真理」;出自政治敵人之口,便成「假理」。同一說法,其可印證的條件並未變,當權者說出便受擁護,失勢者說出便受排斥。同一說法,其可印證的條件並未變,然合政治需要時便奉若天經地義,一旦不合政治需要,如有人主張之,則又罪不容誅。同一理論,出自本團體內的人,視若珍奇;出自異類者,則糞土之不若。……像這一類的真理觀,只好叫做泛政治主義(Panpoliticism)的真理觀。在泛政治主義的真理觀之下,政治需要為一切是非真妄的最後審判官:凡合於政治需要者「真」;凡不合於政治需要者「假」。無怪乎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曾被捧上天,而正統的生物學家則被斥為「資產階級的走狗」。也無怪乎蘇俄與納粹德國都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抱持不友善的態度。納粹黨人則因愛因斯坦是猶太人,所以視為死敵。這麼一來,我們永遠不能生活在一個真實世界。我們所見所聞,永遠是塗上政治顏色的東西,發自政治角度的聲音。這也就等於說,人一輩子在少數魔王所佈置的政治穹蒼中昏昏然作夢以終老。這樣的人生,豈不太可悲?所以,我們的第一個要求,是能看見真實的世界。而看見真實世界之最佳途徑,即是印證。生息於一可印證的世界裡,是確保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第一步。

第二節的第二條告訴我們懷疑乃科學之母。近三、四十年來中國的開明覺醒分子極力提倡懷疑精神。而近數年來,在一股虛飾的復古喧囂之中,有人則厭惡懷疑。傳統主義者著重把人「心」攝向那永恆不變的世界;而厭憎變動。作者並不否認人當有其中心的信仰。然而,在傳統廢敗的目前,叫人「信仰」什麼?目前正是處於一切有待創始的階段,新舊邪說雜陳。吾人必須經過合理的懷疑之歷程再有所肯定,才既不流入狂執,又不流入盲目的信仰。

極權暴政者最痛恨的就是懷疑精神,而極嚴格地要求的是對其教條之絕對信仰。所以,通過教育方式,彼輩從幼就培養每一人民的「絕對精神」、「一元思想」,與夫「體系意識」。這一路的「精神狀態」,為禍東西世界久矣。這類精神狀態一天存在,人一天不能和平相處,也就一天不能過民主生活。民主重討論。討論之所以發生,端在意見不同,或在於對他方言論發生懷疑。在民主的國邦,人人享有「懷疑之自由」。懷疑與民主是互相幫助的。

我們在第二節第三條裡說,科學求知的態度是累聚的。這一條所形成的心理狀態對於民主有什麼重要呢?任何國邦,不能沒有建設之事。建設思想也可粗略地分為兩種。一種是「舉國規模」的建設思想;另一種是「累積漸進」的建設思想。前者極權國邦多誇耀之;後者民主國邦多主之。動輒侈言「舉國規模」的「建設事業」者,常常弄得廢人廬墓,拆人家園,毀人產業,驚天動地,閭里騷然,人力財力,浪費不堪,而所成就者,盡為紀念「政府」之勳業。從事累積漸進的建設事業者,似乎不及前者「痛快」,但不及前者之浪費與犧牲,而一般平民較獲實惠。無論英國對外政策怎樣,在累積漸進這一條路上總算提供了典型的範例。英國人懂得建設的藝術。在極權國邦,建設則是一種人為的災害。孟姜女哭長城之事,在今日已屬司空見慣。稍一分析心理底蘊,我們可以知道,極權的建設與民主的建設,其所以不同,在背後的心理狀態。隱藏在民主的建設背後的心理狀態,是漸進累聚。

第二節第四條告訴我們,科學研究重嘗試。政治尤需如此。在民主國邦,政策之施行,常富於彈性,行不通便趕快修正。而在極權暴政之下,提倡「硬幹」風氣,視「嘗試」為迂闊懦弱,不足顯示「政府」之極權。所以,遇事主張「大力推行」。政策之施行,多憑少數狂熱分子之幻想,或依空洞的「主義」而制定。如果行之不通,那麼為了維持「政府威信」,絕不能中途更易。在極權暴政之下,「政府威信」遠比人民幸福重要。這樣一比較,作者所提「嘗試精神」,對於民主之不可少,便可想而知。

※ 本文摘自《思想與方法》,原篇名為〈論科學與民主〉,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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