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two tabs change content below.
Readmoo編輯團隊

Readmoo編輯團隊

閱讀最前線編輯群。

文/ 吳媛媛

有一年的十月初,我收到一封厚厚的信件,是瑞典的大學教師工會寄來的,上面寫著:「今年的薪資討論就要開始了,你準備好了嗎?」打開郵件,裡面有一本小冊子羅列了瑞典全國各科系、職別的最新薪資資訊。這封信每年會定期寄到工會會員的家裡,過去我通常只看和自己相關的欄位,確認自己的薪水落在尚屬合理的水準,就不再細想這件事。

過了兩週,有兩個老師不小心把自己的薪資討論表格寄到全校教職員的信箱,我打開來一看,才發現薪資討論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而我卻從未主動參與。

我寫了一封信給文學院的工會代表安卓,和他安排了十分鐘的電話約談。安卓是法文系老師,在電話裡操著濃濃法國腔和我解釋薪資討論的程序,以及「雇主─工會─職員」三方各自扮演的角色。工會代表是一種雜務比報酬還要多的職務,願意接下這個重任的人通常不是有強烈的偏左信念,就是體內流著雞婆的血液,或是兩者兼備。這十分鐘的談話最後持續了快半個小時。

我掛上電話後,第一件事就是寫信給文學院的會計,列了幾個系內、系外同事的名字,要求了解他們的薪水。完全基於好奇心,我把文學院院長的名字也列進去了。十五分鐘之後,會計就回信告知我每一個人的薪水。接著我填寫了那張我多年來一直忽視的薪資討論表格,一份寄給工會,一份寄給直屬上司,然後和直屬上司(相當於語言學院副院長)安排了一個小時的會談。這個會談每年進行兩次,除了討論薪資以外,還包括表達工作上感到的壓力,以及說明自己的短程和長程目標等等,用意在讓雇主盡可能於各層面幫助員工排除壓力和達成目標。

過去我一直覺得準備這個會談很麻煩,而且,連工會代表都很老實的跟我說,工會和學校已經協議好每年普及全校的固定加薪率,對於每一位職員之間的薪水差距,以學校這樣的公家機關來說,可以自由分配的資源其實很有限。這個程序的本意不是在鼓勵大家要求比別人更多的薪水,而更像是一個溝通平臺,幫助每一位職員確認自己的權益沒有受損,也給自己一個機會,在疲於應付日常教學事務之餘,把眼光放遠,重新審視自己和雇主、職務之間的關係。要設立這個程序很簡單,但是要確保它不流於形式卻異常的困難。

我深深的體會到,我之所以可以明確要求自己應得的報酬,可以坐在上司的辦公室裡卻不用口是心非的陪笑,就是因為有工會在執行調查,在背後為我撐腰。

幾個星期後,我第一次去參加了大學教師工會的會議,那是一個文學院內的隔月例行會。在小小的會議室裡,主席、記錄各司其職,輕鬆又不失誠懇的走完了會議議程,議題從辦公室的暖氣溫度到八卦校內的行政問題,最後還一起吃了工會提供的三明治和咖啡。短短的一個小時,在我看來更像是一種練習儀式。

我觀察身邊的同事,發現亞洲出身的老師通常對工會事務抱持的興趣很低,甚至根本不加入工會。我本身對工會的認知也很模糊,開始這份工作的時候,就面臨了是否參加工會的選擇。說實在的,工會的會費並不便宜,再說大部分的勞工權益也已普及到非工會會員,我不懂為什麼這麼多瑞典、歐洲同事們如此不假思索的加入會員。直到有個瑞典朋友跟我說,加入工會除了實際考量之外,也表達了一種態度,一種聲明。後來我才漸漸明白他的意思。

手心手背的勞資關係

可能有不少人小時候經過收垃圾的人時,會聽到長輩說:「如果不好好念書,以後就會像他一樣。」但是你們知道在瑞典最強勢的工會是哪一個嗎?沒錯,就是斯德哥爾摩的垃圾清潔工會,每一個垃圾清潔隊員的福利和尊嚴,都在這裡被保護得妥妥貼貼。

勞工的可替代性是無法避免的弱點,註定在勞資雙方中處於下風,越是基層的勞工越是如此,因此垃圾清潔隊員往往被視為社會中弱勢中的弱勢。但是他們知道,所有的清潔工只要團結起來一天,就足以癱瘓整個斯德哥爾摩,這就是集體協商的力量。有看過梅莉.史翠普的電影《鐵娘子》的人應該記得,當柴契爾夫人一走出高尚優雅的官邸,就被迫面對倫敦街頭一堆堆發臭的垃圾,這就是倫敦清潔工會罷工的傑作。當時在野的左派勢力用這種方式,提醒保守黨不要忘了社會基層的存在。

工會和左派政黨就像是手心手背,不少西方國家是先從工會組織活動開始,發展出偏左的政黨勢力。不同地方發展出來工會傳統也迥然不同。西歐國家的工業化和民主傳統源遠流長,而工會組織總是被保守勢力視為眼中釘。從十六、十七世紀工業化革命的腳步開始,勞工的生活條件越發嚴峻,然而工會活動一直到十九世紀末都還是非法的,勞工如果有任何集會嫌疑,可立即被判刑。但這仍擋不住地下工會接連不斷的活動。

十九世紀末以降,在左右勢力消長的過程中,西歐各國勞工陸續爭取到了組織工會權、罷工權,慢慢奠下了深厚的工會基礎。北歐的工業化腳步比較慢,一直到十九世紀末都還是歐洲相對貧瘠的地區,但正因為如此,北歐國家傳統權貴階層的根基相對比較薄弱,一旦工業化,工會組織和社會民主黨勢如破竹,戰後的高度成長期更鞏固了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地位,種種因緣際會都促成了社會主義福利國家的形成。

美國在獨特的經驗中發展出一種極其重視個人自由意志的體質,這種體質對任何政府的干涉都很敏感,整體重心右傾,不過在工會組織上也多少延續了歐洲的傳統。美國民主黨在尊重自由意志的同時,承諾落實一定程度的社會平等,是相對偏左的政治勢力,擁有工會的支持。南歐過去的法西斯政權把工會收編為政府部門,馴服、威嚇雙管齊下,法西斯政權終止之後,中央政權羸弱亦無效率,工會勢力如同脫韁的野馬,也導致勞工權益的不合理膨脹,又是工會發展的另一個面貌。

很多人容易把工會活動聯想到破壞、混亂,但是成熟的工會談判程序並不是以破壞性活動為手段,而是雙方把籌碼攤在談判桌上,力求以最小的損失達成協議。瑞典的工會活動曾經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眾人漸漸理解到,持續的僵局對雙方是有害無益,於是資方和工會在一九三八年簽訂了歷史性的「莎堡勞資協定」(Saltsjöbaden Agreement),勞資雙方都各退一步,例如說資方不得在罷工期間聘僱頂替罷工者(注:strikebreaker,又叫工賊),而勞方的罷工也必須控制在必要的範疇內。工會領導人和財團 CEO 握手簽署協定的畫面,把當時的極左派支持者氣得直跳腳,但這項協定也確實穩定了勞資關係的共存共榮。

「不去上班不怕老闆生氣嗎?」

很多西方國家也有類似的協議。不同年代、國家的工會風格各異,工會參與率、罷工規模和手法等都各有千秋,比較起來十分有趣。

法國民眾對罷工權的尊重和容忍是數一數二的高。去年聖誕節期間,法國各科醫生陸續罷工,媒體向大眾宣導應變措施:「如果患有慢性疾病,請打電話給你的家庭醫師,確認他的罷工意向,以盡早做準備」。法國的工會活動也有走上街頭,爭取媒體版面的文化,罷工的醫生聯盟燒白袍、抬棺材,各出奇招,上演一場集體協商的盛會;北歐的工會活動相對比較內斂,北歐各國間的做法也各異其趣,例如在丹麥,勞資談判和罷工像在各地接連點燃的小烽火;而不輕言罷工的瑞典工會,一罷起工來就是一場雷陣雨。

先生的父親是瑞典地方小報社的職員,他記得有一天父親接到了一通電話,告訴他瑞典記者工會明天將進行全國性的罷工,請待在家不要去上班。先生的父親大概問了罷工的原因,就掛了電話。當時年紀還小的先生忍不住問:「不去上班不怕老闆生氣嗎?」父親回他:「我如果因為怕我的老闆生氣就去上班,明天起沒有一個同事會再跟我說話。」

勞工權益可以說是其他福利政策的基石。勞動是每一個人生活中的重心,占去每一天除了睡眠以外一半以上的時間,當勞工權益受到保護,可帶來人們心理層面的安定感;工時受控制,可以放慢人們生活的步調,這種安穩不緊張的步調,讓人們更有餘裕去履行生活中的其他義務,例如和家人相處、提升個人身心健康,更加包容福利國家中難以避免的諸多不便。

社會福利政策加重了全民的稅率負擔,社會服務的效率也總是離理想有點距離,這是福利政策面臨的兩個最大挑戰。而福利國家的人們並不是傻子,為什麼他們願意承受這些缺點呢?他們理解為了讓福利延伸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必須付出相當的金錢和時間成本,而他們願意付出這些成本,當然也是在衡量自己與整體社會的得與失之後,做出的抉擇。

※ 本文摘自《幸福是我們的義務: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原篇名為〈我的瑞典工會初體驗〉,立即前往試讀►►►

  • 用Line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