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慶德 

許多文化學者想透過「我們」語言特性,來探討韓國人的自殺問題,在我看來,情況比他們想像的還要嚴重與複雜。

首先,「我們」一詞已經帶出了「他者」的面向。沒有他人、與社會格格不入的他者,如何成就「我們」呢?因此,不僅僅是語言思維造就自殺的盛行,我們必須要放大到韓國社會整體結構、社會的公審,與他人的目光等,才有可能揭露韓國人自殺的真正面貌。

再者,韓國人發達的「被害意識」2下,誰都不想被他人瞧不起,在此間差社會3內,只有努力往上爬,才能逃避被害意識的陰影。

一犯錯。他人的目光就來了。

但韓國人在選擇極端的自殺手段前,其實早已在日常生活裡練習死亡。

過度飲酒是練習自殺的入門儀式

韓國人愛喝酒,且當地酒席文化(술자리)中,喝酒是不能自己倒的,更有自己倒酒會讓坐在對面的人倒楣三年的諺語,不讓對方幫自己倒酒,也有表達不滿之意,即「你不用幫我倒,我自己來—就當做我自己一個人在喝酒就好」。入夜後的韓國街頭,經常可見三五好友結伴相約到酒吧喝酒聊天,互相倒酒。若是一個人在家喝悶酒,無疑是韓國人最寂寞、最失落、沒有朋友的時候—對韓國人而言,酒不只是酒,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承受挫折、練習死亡的儀式—暫時麻醉自己身處現實困境之解藥。

輕微失敗者,一個人喝悶酒。嚴重的,則是靜謐步上自殺之門前。韓國人的死是沒有聲響的,完全異於日本人的自殺,因為日本人平日安分守己地生活,幾點上班、幾點下班、人與人的位階、物品的設計等,都被完整地規劃出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定位點,不輕易與他人起衝突,安安靜靜、不強出頭地生活著。但當日本人決定要自殺時,選擇的往往是「聒噪的死亡」,即要引起他人注目的自殺,選擇場所往往是地鐵站,跳軌自殺的人數也最多,選擇的月台一定是交通量、乘客最多的地鐵站,如赤羽地區。

日本人自殺,必求讓自己的死成為公眾事件,哪怕是對社會的反諷、指控也好,尤其是日本人跳軌自殺,充滿了極度諷刺感。之所以諷刺,在於日本人生前一直不喜歡給他人添麻煩,若當他們要麻煩他人、引起他人注意之際,就是要帶給別人巨大的「迷惑」(めいわく)。

這巨大的迷惑就發生在那一跳,務必使自己的死成為公眾事件,讓當天的交通大亂。

但韓國人喝了酒,不論是在家上吊自殺、燒炭自殺,或是從漢江橋上縱身一跳,抑或是前往深山自盡、跳崖等死法,完全異於生前吵吵鬧鬧、急性子、情緒化的生存樣態,韓國人在選擇結束自己生命時,竟是如此安靜的。

易言之,韓國人生前大聲喧嘩、引人注目地活著,如整形、注重外在打扮,以及服裝設計等,都可看出這一點;他們死時卻是悶不吭聲,私想韓國人在死亡前刻是否意識著要躲避他人視線,找一個地方安靜死去呢?

不論是在釜山地區自殺的防疫官員,或是盧武鉉前總統等人,他們會走向絕路並非偶然,除了責任感、自愧之外,他人的目光正緊盯著他們的錯誤,社會公審也讓他們喘不過氣、張不了口、伸不出手、抬不起腿來了。

是啊,在韓國,他人即地獄⋯⋯

註釋

註2:韓國人的「被害意識」是我在 2014 年左右提出來的觀點。「被害意識」建構出韓國人的生存樣態、民族特性以及社會結構,且相互影響。易言之,對比臺灣、日本與中國等他者,被害意識是專屬於韓國人之所以成為「韓國人」的發達意識。繼之,懸擱既有先入為主的「概念」,我們描述有些現象為何只發生在韓國,而非日本、臺灣,甚至是中國—我們探討的是根源性問題。

朝鮮半島自從有歷史以來,一直夾於大國之間,是「被動式」、「防禦式」的存在;長久以來,以此狀態為核心所發展的深層被害意識,首先外現於韓國人的身體上,如整容風盛行、愛打扮、講求快、喜愛吸引他人目光等。被害意識導致的「弱者」心理,讓韓國人把自信建立在他人目光之上,當然也特別意識到他人目光所夾帶的態度。被害意識導致的警戒心,也加強了韓國間差社會內的間距與競爭,導致社會眾人只會注意到第一名,掌聲也只給第一名,第二名什麼都不是。儘管 21 世紀的韓國已經躋身已開發先進國家,但被害意識仍深深地影響韓國人的生存樣態。請參閱筆者《再寫韓國》(月熊出版社)與《他人的目光—韓國人的「被害」意識》(唐山出版社)等書。

註3:「間差社會」循著韓國人發達的被害意識所衍生出來,為我自創詮釋韓國社會的名詞。簡單來說,生活在朝鮮半島的人們,幾百年來刻意地維持著人與人的等級差別,明顯地告知他人與自身的差異與區別,且在注重他人目光的被害意識發酵下,更是有可能穩固抑或加深社會等級擴大、人與人位階差異的社會現象。

※ 本文摘自《他人即地獄》,原篇名為〈韓國人的自殺或許是他殺〉,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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