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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偉棠

孩子,我以耳語
把你交到光手裡。
──曼德施塔姆,一九三七

這本厚厚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它的物質重量大約是一千克,它的精神重量,大約等於斯大林時代被迫害致死的所有知識分子的屍體的總和。

曼德施塔姆夫人娜傑日達的回憶錄,由她丈夫:奧西普.曼德施塔姆,一個偉大詩人在極端時代的命運說起,展開蘇聯黑暗時代的精神圖卷,讓人牢記一個個個體存在是怎樣泯滅在極權和集體的鐵腕之中,也牢記他們曾如何抗爭,即使是以最低限度的生之渴求,即使是以最「無用」的詩篇。

這不只是詩人、也不只是知識分子的存在難題,也揭示著普通人何以為人的底線是怎樣被宏大的國家幻象所吞噬,猶如卡夫卡的小說之完全現實再現版本,深刻而悚然。卡夫卡與曼德施塔姆是我感同親兄的兩人,曼德施塔姆以自身肉體與精神的劫難,親歷了卡夫卡的夢魘──他因為一首諷刺斯大林的詩,兩度被捕、被流放、死於遠東的集中營,至今屍骨無存。

娜傑日達記載這個宏大夢魘的這本回憶錄的沉重只有卡夫卡的《城堡》《訴訟》可以比擬,那些專制官僚與龐雜精密的殺人噤聲機器的運作,也直接媲美了卡夫卡的想像力。更難能可貴的是,娜傑日達就像繆斯之母記憶女神,在記下那個時代(或者說,這個時代,因為它遠遠未有終結)其荒誕與殘酷的各種面孔之餘,始終以一個詩人的戰友的姿勢審視時代與詩,論辯它們的衝突與共生,始終以高貴的理性去道出這個塵世的悲劇的內涵,而不只是評判與控訴。

在那塵世的悲劇中,詩人或者說真話的人,只呼喚三個權利。第一個是哭的權利。我們時代如魚得水的作家莫言先生,曾經講過一個關於不哭的權利的故事,來諷刺那些為現實痛哭的人,他實際上通過偷換概念為自己的怯懦辯護:把為現實殘酷一哭與小時候被洗腦教育而哭相提並論。但在這人民「被幸福」的時代,爭取哭的權利,比不哭的權利更難。

娜傑日達受盡生離死別,但她全書只有一處提到哭泣,其他時刻她都隱忍自己的悲痛與恐懼,力求準確細致地觀察暴政的面目。但有一處,她提到了哀嚎,哀嚎的權利:「我認定,還是應該發出哀嚎……這哀嚎聲中就凝聚著人類尊嚴和生活信念的最後殘存。一個人就是用這哀嚎在大地上留下痕跡,用這哀嚎告訴人們他的生與死。他在用哀嚎捍衛自己生的權利,向外界傳導信息,他渴望獲得幫助,他在呼籲進行抵抗。如果身邊再也沒有剩下任何東西,那就應該發出哀嚎。沉默,則是真正的反人類罪行。」這段話,馬上讓我想起被軟禁的劉曉波之妻劉霞女士,她幾乎擁有了近乎娜傑日達一樣的命運,在今年她唯一一次流出的視頻中,她也發出了這樣的哀嚎。

另一權利,是在思想劃一的時代,知識分子發笑的權利。從伊索到曼德施塔姆,看穿色厲內荏的人與規則的荒謬並大聲發笑,和國王的新衣裡的孩子一樣天經地義。在同代人的回憶,尤其是娜傑日達的回憶中,曼德施塔姆坦率真誠得近乎孩子氣。他寫下諷刺極權的詩並讀給很多朋友聽,不怕因此獲罪,他並非勇氣過人,他只不過沒有接受那個時代的潛規則,堅持做一個有血有肉的正常人。一九三八年,曼德施塔姆「甚至想製造一個預防笑話的裝置,因為笑話是個危險的東西……他無聲地蠕動嘴唇,然後用手勢表示,那個裝置已經位於他的喉頭。不過,這項發明毫無用處,他並未停止開玩笑。」這本身就是一個殘酷的笑話,因為就在這一年,曼德施塔姆第二次被捕,再也沒有回到娜傑日達身邊。

最後近乎奢望的,還有憤怒的權利。曼德施塔姆是一個始終對荒謬現象保持義憤的人,有一次他聽聞路人說起五個老人無辜被捕甚至可能判死刑,待罪之身的他竟「違背不介入他人案件的通行規則,他跑遍莫斯科,要救這幾位老人的命」。傳說中更著名的一次,是他目睹特務頭子在醉意中胡亂在處決犯人的名單上打勾時,他大怒把名單奪來撕成碎片。正是這義憤,令曼德施塔姆博得了包括敵人和騎牆者的尊敬,更在死後多年,成為包括布羅茨基等一代代俄羅斯異議知識分子的精神典範。「要知道,詩人無法無動於衷地面對善和惡,他們從來都不會說:存在即合理。」娜傑日達這句話,也堪說給中國的犬儒們聽。

曼德施塔姆被諾貝爾文學獎最年輕的獲獎者布羅茨基譽為「文明的孩子」,他的詩與人格,是漠視極權時代那些用來維護自己的所有潛規則的一個例外,而娜傑日達的記憶,是捍衛這個例外的力量。他們一起證明了「死亡不能統領一切」(迪倫.托馬斯的詩),專政與潛規則不能讓所有人噤聲。在寫到曼德施塔姆最後的掙扎之時,娜傑日達從容道出:「當人民大眾全都走上我們的道路,他們就會明白,自由就是一種被意識到的必然性。」

※ 本文摘自《異托邦指南 / 閱讀卷:魅與祛魅》,原篇名為〈極權時代,詩人何為──評《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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