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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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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阿潑

第一次由香港進廣東時,我選擇搭乘巴士入境,這是因為我對「邊界」著迷,也對跨越「一國兩制」分隔線感到好奇──這兩地分明是同個國家,卻有邊防界線。

開往「內地」的巴士站,就在機場旁,車站非常簡單,只是一層水泥間,外頭立著幾根通往南方城市的指示牌。十多名乘客百無聊賴地等著站務人員的乘車呼喚,沒有人像我這般緊張。

車子是否會準時進站?我是否會錯過車次?到邊防時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不論我有過多少次跨越邊界的經驗,體內的腎上腺素都還是會飆升、心跳會加快。這是我第一次試著由陸路進中國,竟像是面對一個未知的生死賭局一般緊繃。波蘭著名記者卡普欽斯基在搭乘西伯利亞鐵路穿過中俄邊界時,曾寫過:「邊界是種壓力,甚至是種恐懼,較為罕見的深遠意味則是解放,邊界的概念可能還包括一種終結;門在我們身後永遠的關上:那就是生死間隔。」

一輛小麵包車駛過來,說著廣東話的站務人員大聲嚷嚷:「深圳,廣州!」我慌慌忙忙地和另外幾個人擠進這輛八人座小車,車裡都是操著普通話的乘客,聽語氣多是返鄉,因此,當司機收攏大家的旅行證件時,我的橄欖綠台胞證在一疊紅色護照間,突兀且顯眼。

小車繞了幾個彎,快速朝北方駛去,上了筆直的公路後,天色逐漸由白轉成灰橙,整個香港大城像是被吞沒般,漸漸淡出。當小車靠近邊防時,前頭已經排了等著過關的車輛,它們焦躁地探出頭,隊伍長長的卻又不太整齊,一點一點往關防移動,只見如高速公路收費站一般的關防裡走出了一個人影,朝我們這台車走過來,此時,司機也俐落地打開窗戶,就像繳交過路費一般快速將這些身分證明在邊防關卡中遞出。

驗證官是個年輕人,他探頭數了一下車內人數,蓋上關防章,我們出境香港!

司機再度催了油門,但車輪滾動十多圈後再次停下:中國邊防到了。我從車窗回望,原來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的距離,大約只有一個操場。

中國海關也是個穿著筆挺制服的青年,他也朝窗內點了點人頭,在證照上蓋了章,我們入境中國!

成功完成首次陸路進中國的體驗後,往後進出廣東,我便都由香港陸路進出,不再焦慮慌張,也不再感到新鮮,還嘗試了其他形態的過境。例如從深圳的福田口岸到香港,其通關方式一如機場登機,通關者排隊等候驗證,越過一段橫跨深圳河的單臂斜拉式天橋,就到了另一地的關防;持中國大陸居民證的或像我這樣拿台胞證的,都得通過一樣的程序,但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證件的人只需「刷證件」便能通關,就像我們進入捷運站一樣簡單俐落。

這就是深圳往來香港最常見的交通方式,在某種意義上,幾乎和台北轉運站的功能一樣。的確,當我從羅湖口岸通關後,搭上地鐵,直往香港中心前進,車廂上,不論是看報的老人或提著菜籃的婦人,都讓「跨越邊界」成為一道自然的風景,彷彿是生活中最平常的一部分。而在香港和廣東間往返,也不覺得有文化隔閡或差距,這也表示他們之間的文化社會邊防越來越顯無形。

邊防大開,或許是經濟推力使然。

「我們花的是人民幣,感受著物價攀升,但我老公賺的是港幣,眼睜睜看著港幣縮水。」高中同學小鴨和我約在深圳的一個購物中心見面,聊著兩岸生活的種種話題,她是台灣去的「打工仔」,在陸企服務,丈夫則為設點在香港的台灣銀行工作,每日通過福田口岸到香港上班,週末逛街也在香港。港人到「內地」上班,廣東人到香港購物,每日在邊境口岸流通的不僅僅是人潮,還是錢潮。「世界是平的」的哲學,在他們夫婦身上鮮活體現著,經濟生活毫無國界可言。

轉接兩地的羅湖口岸,當年正是兩個貧富差距極端世界的分界點,為了逃離貧困,過上更好的日子,許多住在邊境的人不惜冒死逃到香港尋找新生活。有一次鄧小平聽完廣東人逃難香港的匯報後,只說了一句:「這不是部隊管得了的。」當時他已著手計畫改革開放政策,希望能打開中國的大門,但接著幾年,中港間長達二十公里的邊界線,仍只開了個小口,邊界檢查仍然嚴格,而逃到香港的人,壓根也不想回去,好長一段時間,邊界兩頭就像是什麼都沒發生一樣,沒有變化。

然而,三十年後的今天,鄧小平對「南大門」的想像已經基本實現。

八○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已呈現發展停滯的狀態,香港企業亟需便宜的勞力和資源,而中國大陸也需要從香港進入的資金;清末從南方扣開中國大門的西方列國和商人們,到了這個新時代,仍得取道香港北上中國,甚至還得藉由香港和中國之間的特有關係,推行商業貿易。香港和中國之間的通口,越開越大,雙方的往來,也從涓涓細流滾成洪流,界線消弭了,港人和粵人也日漸難分了。

香港回歸後,整個珠三角更形成了一個堅固的經濟體,無論如何,大蚌一般的珠三角都已將驕傲的東方明珠,含在嘴裡,因為香港深深嵌入了粵地,廣東也密密地將香港拉近。從前的香港人從心底蔑視內地阿燦,現在,則轉而自嘲那些不識中國經濟發展的人為「港燦」了。

不過許多香港年輕世代不這麼想,他們抗拒「內地」的逼近,逼得本就寸土寸金的香港,地價飛漲、樓都買不起了,金錢和發展遊戲像是失控一般,加了一個不得不扛起的沉重包袱在他們身上。一個和我同世代的香港漫畫家從香港回歸時就感漠然,近年來因中國經濟的侵入,才有了真實的感受,我們擠湊在他和同伴在灣仔租賃的狹小工作室時,常聽他忿忿說著回歸後的種種社會不正義。他居住在新界靠近中國邊界那端,每日跋涉到香港的黃金地段工作,他離中國很近,心離中國很遠。

成為香港人

香港和深圳之間,只以寬不過三十公尺的深圳河為界。這條河在一九八○年代前,曾浮過許多屍體,見證許多逃難故事,她靜靜地看著兩岸的悲歡離合,萬千變化,看著一代又一代香港人,各自說著自己的歷史和認同。

香港社會學家呂大樂口中的第一代香港人,指的就是戰後那些為了躲避戰禍和諸多政治運動而來港的人,如作家劉以鬯、金庸,甚至自由派學者錢穆:「正因為他們不是土生土長,更因為他們早年仍然盼望著有回鄉的一日,在有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將自己熟悉的一套帶到香港來。」這些南逃的中國知識分子和企業家,將資金和企圖心都投注在這個蕞爾小島,成為香港發展的基礎。當時廣東和香港的邊界並未封閉,難民就這麼跨越邊界,香港殖民政府給他們臨時證件,留下了他們。香港小小的肚腩裝進了偌大中國的四方離散。

但再怎麼大的胃納量都裝不下整個中國,更何況香港只是蚌殼,裝了珍珠就裝不了沙,難民不能再進來了,邊防也在八○年代關上,架設的鐵絲網劃開了和中國的聯繫,像是切斷臍帶一般,香港的文化認同邊界也圈固起來,至此,香港的主體性才真正成形。香港文化人陳冠中說,那是香港人真正丟掉「中國身分」,說自己是「香港人」的開始。

處於戰後嬰兒潮的陳冠中,算是第二代香港人。他一九五二年出生於上海,祖籍浙江寧波,四歲時舉家遷到香港。他在《我這一代香港人》中寫著,過去的祖父輩都把香港當做一個「南下」的避難所,直到他們這一代才對香港有認同,而中國大陸對他們來說,反而是個帶點恐怖、被隔離的「陌生鄰區」。

這是世代的距離,也是認同的邊界。三十多年後的今日,中港經濟地位幾乎無差距,大陸人來到香港,不需要避開軍警,不需翻越鐵絲網,更不需要拋開身分,也不需要繁複的入境申請,便能自由往返。但「成為香港人」這件事,仍是一個翻越邊界的過程。

過去,大多數移居到香港的大陸人,總是掛著「大陸落來的」身分,而後一步一步,一階又一階地往融合又適應的路上前進,就像是從「綠印」居民證等到「黑印」居民證的過程中,接受了自己的存在,最後才能成為「香港人」。

如今,只要大陸孕婦能付得起到香港生產的費用,孩子一落地就是香港人。

「我在深圳的醫院產檢時,總會看到許多宣傳單,上面寫著只要五十萬,就能包辦到香港生子的各種服務。」挺著七個月大肚子的高中同學小鴨搖頭說,這已經變成另一種「產業」了,不過設身處地一想,也能理解:儘管在深圳能賺錢,但要過上自由的生活,還是得在香港,「現實地說,香港護照比較好用。」

在香港生子仲介的網站上,名列著赴港生子的優點,不外乎「寬鬆的人口政策」、「在香港出生的嬰兒即屬香港公民」、「可享有香港的社會福利」、「香港實行十二年免費教育福利」、「就業和發展優勢,香港護照享有全球一百三十五個國家免簽證」及「香港的醫療服務是全球最優秀之一」等等。

根據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統計,二○○九年上半年,大陸孕婦在香港分娩的嬰兒數有一萬六千七百多名,占香港出生嬰兒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四。而這些新生兒之中,約百分之七十八點三的嬰兒父母都不是香港人。媒體報導這類現象時會強調,赴港生子的孕婦大部分都是為了「超生」,為了多生一胎甚至多胎,只有少部分人是因為想讓孩子獲得香港的居住權,「孩子以後是香港人,在老家也有面子,費用也比罰款便宜多了。」報導中引用了個在港生下兩胎的產婦說法,稱所付出的十萬元人民幣「很值」。

這麼一個「太平盛世」,幾乎不會有人為了避禍而離鄉,「求生」卻仍是移動的標準,從北方移到南方,從南方移到香港,都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但所謂的「好」,相當主觀,有些人可能認為物質享受是好,可是有的人卻是渴求一個自由的身分或自由的空間。

儘管香港回歸,經濟活動活躍,人口流動也比過往容易,但邊界從未消弭,心裡的邊界尤是,社會中時常傳出店家對於陸客湧入的不滿,也擔憂大陸人湧來狹小的香港,搶占他們的資源和機會、增加他們的負擔,這或許是每個地窄人多的小國/小城市潛意識中的自我保護,台灣社會也泛著如此恐慌議論,這些恐懼因此反映在社會和政策上的諸多排拒中。

政府時常是形塑此等偏見的推手。香港社會運動者葉寶琳曾寫過一篇文章指出,香港政府利用許多污名化方式,把這群來港婦女推上邊緣位置,例如宣稱大陸孕婦常拖欠住院費用、醫管局每年需要額外動用一億多元處理大批大陸孕婦湧到公立醫院生產的情況、拒絕不肯繳清費用的大陸人士入境等。「但我們可見這措施並未能令到內地孕婦來港分娩的人數有明顯減少,只是將這批內地孕婦中的三成半人『趕到』私家醫院。」葉寶琳說。

「他者」的聲音和經驗在每個社會都有同樣的遭遇,被沸鼎人聲淹沒,只剩下微弱的喘息。不論那些被概化成統計數據或單一故事為何,他們就是他們。我好奇的是,那百分之四十四生產在香港的嬰兒,他們長大後會這樣看待自己呢?香港人?大陸人?

「為什麼香港人如此執著於六四?」

天安門學運發生後的第二十個初夏,五月的最後一天,維多利亞公園就已擠滿了人,黑黑白白的布帷旗幟紙牌,由著「血染的風采」歌聲鼓動飄揚,催動上萬人往中環政府前進。老人推著輪椅上的老人,大人牽著小孩,平反六四的口號不絕,平日喧嘩的商業鬧區此時卻成為激昂戰地,鏗鏗鏘鏘,規律的口號如鼓聲,震擊了大半個香港。

距離天安門前那場血腥鎮壓,已經快二十年了,香港市民對著千里之外北方的中國政權喊要求平反,也已二十年。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華人區,沒有那個地方如同這塊被輕視為資本主義發展功利社會的百年殖民地一般,如此執著記憶一場無關於己的民主死胎。

結束了一段長長的遊行後,那個晚上,我們聚在灣仔的某間樓房內,將白天疲累的雙腳翹起,看著最新出版的六四紀錄片《流浪的孩子》──對那些有家歸不得的民運人士來說,不論世界局勢如何變化,時間始終是凍結在離家的那一刻,當昔日的青春豪氣如歷史鏡頭一樣褪去顏色,只有回家的渴望還是鮮明強烈。癱在沙發上的我們,沉默地品嘗著那些滄桑,冰冷的啤酒被遺忘在旁,冰塊融化逐漸苦澀,和他們的故事一樣,越看背脊越挺,肩頭也鬆不開來。

「為什麼香港人如此執著於六四?」看完紀錄片,我忍不住探問。這部紀錄片是香港人拍的,該年,香港出版許多六四相關書籍和紀錄片,香港各界舉辦很多活動,甚至連年輕學子都規劃了系列文化活動或行動藝術。

「六四,多少有點改變香港人的認同。」從事社區保育運動的陳允中一邊為大家張羅啤酒一邊說。六四發生那年,陳允中以馬來西亞僑生身分在台灣讀書,直感當時除了一些學生外,台灣大學生對天安門運動相當漠然,和香港的盛情參與不同,「聽說,香港當年有一百五十萬人上街,高喊血濃於水。」

六四發生時,我才是個小學生,懵懵懂懂地跟著大人看著電視螢幕上那些熱血沸騰的畫面。只記得一個又一個年輕學子拿著大聲公輪流發言。在灰灰又略帶雜訊的影像中,有一句話我到今天都忘不了:「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依稀記得台灣的大學校園裡也有相應的支持活動,慷慨激昂的,不料,二十年後,我才從這些人口中知道,當初熱情號召參與的,僅是港澳留學生以及少數台灣學生,大部分人都是冷漠的。

「台灣學生從天安門前學子的行動訴求反思到自己的位置,他們不願盲目呼應,認為應該展開自己的戰線,在自己的土地上。」二十年後的六月四號這天晚上,只有極少數台灣人聚集紀念這個特別的日子,在微微的燭光中,討論當年的立場想法。對這群和中國六四世代同輩的台灣知識分子來說,這場北方的運動只是更凸顯和確定港台乃至兩岸關係的差異:香港人是情感上越發靠近,台灣人則是理智上趨於疏離。

這一年,我們幾個台灣人飛到香港,夾在遊行人群中舉著A4紙印成的「紀念六四,台灣在乎」,似乎有種瞎湊熱鬧的民主觀光客模樣,於是,越走越心虛:「我們到底代表了誰?」畢竟香港一連串紀念活動顯得激昂,但隔岸台灣平靜無聲。

因為,六四,改變了香港,卻沒有影響台灣。

「六四是我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遊行前一天,我們和梁文道約在彌敦道巷內的咖啡廳中,他是出生於七○年代的香港文化人。以往都是讀他的文章,第一次見到他本人頗為吃驚,因為他說得一口字正腔圓的普通話。那時,我才曉得和我幾乎同個世代的梁文道,小時候和我接受同樣的「愛國教育」,也在那個時候學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鎮日學習如何「愛中華民國」,但回到香港,他才發覺香港人沒有政治認同。

在六四之前,對香港人來說,「香港」只是地域觀念。百餘年前被收進了米字旗中的香港,未曾被日不落國視為女皇的子民,小島上的人們便依據自己原有的文化性格生活,從不被攏於國家概念之中。

梁文道笑說,英國在香港最高明的統治是「倫敦不曾出現過」,「全世界的語言歷史學習都是國民身分認同教育的一部分,唯獨香港不是──既沒受到英國認同教育,也沒受到中國認同教育。」香港人雖然學中文與中國史,但沒有藉著這些課程把自己訓練成中國國民,學校教鴉片戰爭,就像在美洲發生的戰爭一樣,「這使香港對中國現在的民族主義有距離感,不但無法理解,而且難以介入。」但八九後,這一代人變得異常愛國,開始談五四精神,也大講民主,連那些平常專寫風花雪月的專欄作家都突然討論起民主。

對「香港人」而言,「六四」和「九七」一樣,都是抹不去的記憶符碼,這兩組數字或許加強了說不出理不清的感受思緒,只求安穩過日的香港人開始正視原以為無力或者逃避的「政治」。冷漠而現實的香港人,走上了街。

不僅如此,六四變成一個符號,頑固地存在。

對香港人來說,這段發生在遙遠京城,甚至許久之前的往事,在每一年的初夏傳承了下來,即便是事件發生時仍牙牙學語的娃兒、還是蜷在子宮的胚胎,甚至連受精卵都不是的年輕孩子,都絞盡腦汁讓自己「踏進歷史」。一個年輕人做了一個天安門城樓似的鴨籠,名為「愛國鴨做愛國事」,上頭寫著:「即使鴨知道自己或自己的子女最高的存在意義是當一隻燒鴨,但它並不會因此而放棄交配。同樣,我們未必能在有生之年為六四平反,但也不會遺忘承傳這個理念下去的責任。」

這是香港說著民主和人權的一代人,他們清楚只有記憶六四,香港人才能夠看清楚自己不同於大陸人,只有紀念六四,香港人才懂得堅持自己的身分。他們不必堅持香港人或中國人的身分,只需要捍衛他們自己的價值觀,那是自由印記在他們身上的。

※ 本文摘自《憂鬱的邊界》,原篇名為〈香港:成為香港人〉,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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