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威權辯解的人堅稱：我們有權享受井然有序的生活

文／戴雅門（Larry Diamond）；譯／ 盧靜

一九七八年，捷克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後來成為捷克斯洛伐克脫離共產後的首任總統）寫下《無權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異議人士論著之一。哈維爾堅稱，受壓迫者能藉由「活在真相之中」（living within truth），並拒絕屈服獨裁政府的意志與謊言，而有力去克服自身無權的困境。他最重要的論點是，即便在暴政統治之下，個人還是有責任、公民也還是有能力透過日常的反抗行動收改變之效。

「個人可以決定民主的命運」 ── 研究民主四十年後，這句話已經成了我最堅信不移的座右銘。一九六六年的南非正值種族隔離高峰時期，而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甘迺迪總統之胞弟）參議員前往開普敦大學做了一場令人動容的演講。他說道：「塑造人類歷史的，是無數自勇氣與信念而生的行動。」這番話在當時立刻成為我的信念。等我有過數十年的研究和歷練，這也成為我的結論。有時我覺得，像現今南非這樣的新興民主國家，更會牢記甘迺迪議員的教誨，反觀老牌民主國家的公民往往生於安逸、驕傲自滿，甚而自怨自艾，已經忘了自由可以死得多快。

兵臨城下的民主

時至今日，我仍在研究民主。我的博士論文探討的是為何奈及利亞在六○年代初試民主會失敗。論文完成後，我申請到傅爾布萊特交流計畫（The Fulbright Program），在奈及利亞待了一年，又見證了該國第二共和的失敗。此後不久，我再度回到史丹佛大學和胡佛研究所。任職那些機構的三十年間，我探索了民主國家如何存續和成功 ── 又為何動搖和殞落。

我和來自古巴、越南和埃及的民主派異議人士合作過，也曾支援北韓、中國、俄國和辛巴威的人權運動者。我就伊拉克和葉門的政治轉型提出過建議，也曾前往政治轉型期間的南非、肯亞、突尼西亞和烏克蘭演講。我曾協助來自奈及利亞、緬甸和委內瑞拉的民主人士擬定推翻獨裁統治的方略。在蒙古、迦納和台灣，我也曾與政治人物與公民領袖合作改進民主。這些勇士於我亦師亦友。

花了一輩子研究和推動民主，到了這把年紀，但願我能說一切都在往正確的方向前進。可惜事與願違。

這是我感到有必要寫下此書的原因。川普的當選讓我開始尋思應該要有一本書，對民主在美國和全世界面臨的危機提供完整而迫切的評估。民主歷經三十年的廣傳，隨後是十年的停滯與緩慢衰敗。而現在，我們正看著世界背離自由。

獨裁者在世上各個地區攻城掠地，民主派則屈居守勢，政治競爭和自由表達的空間都愈發限縮。老牌民主國家內部越來越分裂、難容異己、效能不彰。新興民主國家則面臨無止境的政治醜聞、公民普遍的不滿和攸關存亡的威脅。從土耳其、匈牙利到菲律賓，都有狡獪的獨裁者在破壞憲法保障的監督與制衡機制。全球各地的風勢轉向為親專制領袖搖旗吶喊，他們的獨裁行徑也愈發赤裸。

這股逆勢妖風不單源於腐化的民主國家所排出的廢氣，也來自全球專制主義的兩大風眼：俄國和中國。如果美國不重奪民主世界基石的傳統地位，普丁、習近平和他們的崇拜者就會讓專制政權主宰這個新世紀。

很多評論者遺漏了這重中之重。一九七○年代中期到兩千年代初期，民主的驚人進展是全球性的現象，而美國和西歐的力量、理想和積極支持是重要推手。這次全球集體從自由退縮，拉力則來自莫斯科和北京。一個是捲土重來的獨裁政府，一個是新興的共產主義超級強權，兩國都在下重本散布假資訊、暗中顛覆民主的規範和制度，而且收效甚巨。面對它們日漸無恥的挑戰，全世界需要積極應對：重申民主世界的全球領導地位，而這有賴於華盛頓當局重新體認到自己肩負廣及四海的責任，此外也要展開新的全球作戰，推廣民主的價值、媒體和公民體制。

我主張這場戰役其中一個要項，是認真打擊獨裁國家的軟肋：盜賊統治（kleptocracy）。在腐敗的獨裁國家，從國庫搜刮來的錢財不只用於支持暴君，也會流入民主世界的銀行和資產體系洗白，侵蝕我們的法治、削弱我們抵擋專制擴張的意志。我們可以與這些盜賊統治者為敵，或是當他們的銀行經理，但不能身兼二者。藉著對抗盜賊統治、打擊洗錢行為，我們可以扭轉國內外極權主義的逆流。

但就像俗話說的，我們不能以卵擊石。我們得先守護並革新本國的自由政府，才能協助世界各國。阻止川普（和其他新興的獨裁者）褻瀆民主規則和制度至關重要，但尚不充足。美國民主的衰弱並非始於川普，也不會因他離開白宮就停止。我國的病灶在於數十年來政治日益極化，讓兩大黨變得有如交戰的部落，一心追求政黨利益，不惜忽略最根本的公平與寬容原則。美國的憲政體制長久以來滿布種族歧視的疤痕，我們的刑事司法深藏不公，而我們的遊說體制和競選資金規範也百病叢生。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正加速惡化，因為我們的社會已經遺忘了公民教育的意義，逐漸被社群媒體奴役，將聳動言論和集體迷思帶來的利益，置於宣揚事實和有憑據的討論之上。

這些話不是絕望的泣訴，而是備戰的檄文。我在本書最後幾章會解釋，事態並非注定惡化，有效可行的改革方案確實存在。我們可以改進、強化、治癒民主 ── 而且很多都能在川普執政期間做到。我們可以改變現狀。我們民主社會一定要攜手改變現狀。不過這種集體努力始於每一人的個人作為。

民主有什麼好？

我們為什麼要在乎民主？民主有什麼重要，讓人們前仆後繼冒死追求？我又為什麼要花一輩子研究它、讓它更好？我們都知道民主並非完美的體制。如果可以選擇和更換統治者，人民很可能會選出無能的領袖與短視的政策。人民可能會被金錢誘惑或被謠言蒙蔽，也可能帶著敵意相互攻擊而分裂，陷國家於動亂。民主也可能生病，甚至完全癱瘓。每個世代都有一群懷疑民主的人，堅持「人民」不如睿智的菁英，無法妥善治理自己。到了今天，我們也能聽到新一代的知識分子讚揚「中國模式」多麼優越，能兼容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的成長。[5]

問題在於，沒有民主，就沒有自由。此事看似顯明，卻常遭人忽略。哲學家或許會讚頌「仁慈」的獨裁統治，但壓制個人言論、出版、思想、信仰、集會、諷刺、批評、閱讀和上網的權利，全無仁慈可言。替威權辯解的人堅稱，人民有權享受井然有序的生活 ── 然而一旦失去法治，就只有被統治者會被約束，統治者則是無拘無束。這樣的「井然有序」很快就會淪為暴政，帶來各種最糟的後果：刑求、恐怖統治、大規模監禁及種族屠殺。

沒有憲法約束權力，就只剩充滿恐懼的共和。正因為有憲法、強大的法律體系與獨立的司法部門來執法，以及堅守自由選舉、人權和人性尊嚴的文化，公民才不用擔心夜半有人來敲門，並免於被噤聲或被消失的風險。不是每個民主國家都護衛自由有成，但所有保護自由的政治制度都是民主制度。不是每個民主國家都管控腐敗與濫權有方，但善加管控腐敗與濫權的獨裁政權，一個也沒有。

未受監督的權力遲早會被濫用，人類本性如此。世界上腐敗程度最低的政府幾乎都是民主政府，因為這些國家的公民擁有揭發濫權的自由，法院也有起訴犯罪的自由。

雖然我無法完全解釋原因，但我從小就大致清楚這些事情。我家並不熱衷政治，但剛進小學沒多久，我就受政治吸引、為自由的號召力所感動。身為從沙俄時代大屠殺逃到美國的猶太移民家族第三代，我知道偏見會引發迫害。我看到這種迫害透過家族友人手臂上的刺青彰顯；那是希特勒集中營給他刺的記號，而他存活了下來。我痛恨法西斯，也恨共產主義。既因為我的國家曾與之陷入存亡之爭，也因為我痛恨任何專橫的國家控制。

在成長過程中，我一再受到自由和自決的理想的召喚：新生的非洲國家、美國的民權運動，以及甘迺迪總統所號召的「為迎接黎明的漫長鬥爭……對付人類的公敵：暴政、貧困、疾病與戰爭本身。」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大屠殺、蘇聯與中國假「人民」之名犯下的大規模罪行時，我既著迷又恐懼。讀到麥卡錫參議員藉反共名義所幹的倒施逆行、他的狂熱支持者、出於畏怯替他辯解的人，我感到震懾與驚惶。讀到三K黨邪惡的種族歧視者和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的極右派反共人士時，我發現他們在我的老家南加州也有很深的根柢。六○年代初的政治驚悚小說《五月裡的七天》（Seven Days in May）述及美國發生軍事政變，讓我擔心我們失去自由的可能。接下來，我很快又讀到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自由從世上徹底消失的恐懼感占據了我的內心。當時我並未意識到，不過守護和延續自由已成為主導我人生的道德理念。

※ 本文摘自《妖風》，原篇名為〈無權者的力量〉，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