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奇普.希思、丹.希思;譯/王敏雯

你無法製造「勇氣的時刻」。但大家會在本章中發現,人可以鍛鍊勇氣,以備不時之需,如此一來,在需要勇氣的那一刻來臨時,便可從容應付。

軍隊深諳這個道理。心理學家 S.J.瑞奇曼(S. J. Rachman)在針對軍隊訓練的報告裡寫道:「這項稱之為『勇氣訓練』的訓練,能幫助人們培養意識,以執行救火或跳傘之類的危險任務。」

瑞奇曼曾經研究在北愛爾蘭交戰時,負責拆除簡易爆炸裝置的一群士兵。不消說這份工作很危險。從一九六九至一九八一年,共處理了三萬一千餘起事件,其中有十七名未爆彈處理組員在勤務中喪生。

瑞奇曼寫著,「反覆練習勇敢的作為」有助於減少恐懼,提升自信心。未爆彈處理小組的新人必須通過模擬戰地狀況的訓練計畫,這項計畫大幅提高了他們的信心。模擬訓練一經完成,他們表示已經有資深組員的八成信心。對於從未在戰場上拆解炸彈的人而言,這是相當大的信心!(他們的信心看來並非天真或過度樂觀,因為他們對任務危險性的評估跟經驗豐富的老鳥相近。)

這項訓練為何成效卓著?瑞奇曼表示:「這類訓練有一項要素似乎尤為可貴,即根據日後可能遇到的危險任務,按照難易度,逐步練習。」

這項要素──「按照難易度,逐步練習」──正是暴露療法的重點。暴露療法是降低恐懼症(毫無道理的害怕)的有效手段。傑森.密施卡斯基(Jayson Mystkowski)曾主持一項研究,由研究人員對極端害怕蜘蛛的人實施暴露療法。剛開始時,受試者被要求盡可能靠近玻璃缸中的狼蛛,但平均在十呎外止步。

暴露療法

他們在實驗過程中依循十四個步驟,逐步訓練勇氣。研究人員會示範每一個步驟,等受試者做好心理準備,再跟著照做一次。以下稍舉數例:

第一步:在離玻璃缸中的狼蛛五呎處站定。

第三步:掌心貼在內有狼蛛的密閉器皿上。

第七步:揮動小支畫筆引狼蛛做動作,共五次。

第九步:讓狼蛛在戴著手套的手上爬行。

請注意,這是一項漸進的計畫,每一步均被視為值得讚美的一刻。(說來你不信,我今天有觸碰到狼蛛。當然是用畫筆,但是也算啊!)

一長串過程在第十四個步驟來到了高潮:讓狼蛛在受試者光裸的手上爬行。猜猜看,你認為這群患有蜘蛛恐懼症的人要到達第十四個步驟,得花上多久時間?也就是主動伸出手來,讓毛茸茸的大狼蛛在掌心緩緩爬行?數週?幾個月?

兩小時就行了。平均只花這麼短的時間,而且令人詫異的是,受試者全都辦到了。這些人前不久還得離玻璃缸十呎以上!更令人驚嘆的是,半年後他們仍然敢碰觸蜘蛛。

「接受治療前,有些受試者不敢在草地上行走,唯恐碰到蜘蛛。或是當他知道屋內有蜘蛛,接連好幾天都不敢踏進家中或宿舍房間一步。」第一作者凱薩琳娜.豪納(Katherina Hauner)說。

我們也能在生活中複製「暴露療法」。比方有個小孩就算碰到和善的狗狗也會渾身緊張,父母便試著拿話哄他:「你瞧那隻米格魯在做什麼,看起來好萌喔……你想看牠咬玩具嗎……牠現在坐下來了,你想不想拍拍牠毛茸茸的背呀……牠喜歡吃小點心,要不要分牠一個啊?」這個小孩很快就多一個好朋友了。

控制恐懼(這是暴露療法的目標)是勇氣不可或缺的部分。美國民權運動示威者和未爆彈處理人員必定都能夠控制心中的畏懼,才能圓滿達成任務。但勇氣不光是壓抑恐懼而已,還得知道當下該採取何種行為。

控制恐懼之後,採取行動

回想一下勞森給那群學生下達的指令,包括「該怎麼避免犯下遊蕩罪;如何有秩序地分批走進/走出小餐館;學生離開座位去上廁所時,如何遞補空位」,諸如此類。他的工作坊不僅僅幫助人在心理上變得更堅強,也少不了排練,每位學員都得預想一旦遇到某些狀況,該做何回應?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預先載入某種反應,當面臨那一刻,便能不經思索、迅速行動。

心理學家彼得.高維查(Peter Gollwitzer)研究過「預載反應」如何影響了人類行為。據他的研究,當人們預先做出心理承諾──假如某事(X)發生了,我要怎麼做(Y)──會更有可能採取符合目標的行動,遠勝於那些欠缺心理計畫的人。舉個例子,某人承諾要少喝酒,不妨表明決心說:「以後只要服務生問我要不要續杯,我就跟他要氣泡水。」此人不再喝第二杯酒的可能性,遠遠高於有同樣目標、卻沒有預先計畫的人。

高維查把這類計畫叫做「實踐意圖」,而且要執行計畫不難,多半只要確定時間和地點就可以。比方說,我今天下班後,要直接開車去健身房。成功率高得驚人。只要設定實踐目標,準時交出某份報告的學生人數就會多出一倍;在某個月做乳房自我檢測的女性人數也增加一倍;而做完髖關節/膝關節置換術(許多其他手術也一樣)的病人,康復期也將縮短了一半。由此可見,預載反應的確有效果。

組織中往往欠缺這種預載,以因應需要勇氣的狀況。一名同事或客戶貶低某人、講下流話、甚至提出不道德的意見,而我們往往因為太過震驚,反而什麼也沒做。十分鐘後,我們暗罵自己毫無作為錯失了申訴抗議的機會。

這些溜掉的機會使得詹玫玲博士(Mary C. Gentile)重新思考學校的倫理課程。詹博士任教於維吉尼亞大學達頓商學院,深知倫理教育只是為了回答一個問題:「做什麼事才正確?」。但人們泰半知道正確的做法是什麼,難的是「採取行動」。

「我們可以想出許多不易辦到的藉口,」詹玫玲表示,「覺得勢單力孤;懷疑自己是否太天真;猜想消息有誤(或暗自希望是誤傳);不確定主管聽不聽得進去;我們預期一旦提出這個問題,會碰一鼻子灰,到時不曉得要說什麼;我們還擔心如果不表現出團隊精神,可能會遭受排擠,甚至更糟。」

因此她認為,倫理教育的重心不該放在「正確的做法是什麼?」而在於「我該如何做正確的事?」她開設一門名為「表達價值觀」(Giving Voice to Values)的課程,已有一千餘所學校與機構上過這門課。

她的策略重點是練習。你發現某些情況有違職業道德,預期對方可能提出哪些看似合理的辯解,寫下自己可以採取的回應或舉動。最後,和同儕一塊實際演練。

企業領袖若想灌輸合乎職業道德的企業文化給下屬,而不只是夸夸空談「價值聲明」,必能從詹博士的策略獲得靈感,把練習當成優先事項。因為導致不道德行為的情況並不難預測:一味施壓要求結果,再加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管理方式,便會出現偷工減料甚至欺詐(想想銀行界的醜聞)。責任歸屬的界線模糊,加上緊急趕工,很容易出意外(想想大規模漏油造成的浩劫)。主管的偏見、頑固或性別歧視,在過度寬容的環境裡扎根,必定會出現不當情事。

這些並非少數特例,極有可能發生,但卻能夠經由預測和練習來加以克服。

「就好像運動員反覆練習動作,確保記憶已經被牢牢印刻在人體肌肉裡。所以重點是,要把為自己理念發聲這件事,當作預設值。」詹玫玲說。

※ 本文摘自《關鍵時刻》,原篇名為〈能讓人不假思索的「勇氣訓練」〉,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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