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茂川

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則發生了對臺灣的政治有極大影響的江南案[6]:撰寫《蔣經國傳》的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在美國加州的舊金山,被謀殺於其寓所的車庫外,震驚了海內外的華人,凶手是陳啟禮、吳敦與董桂森。

江南案與陳啟禮的江湖人生也有密切的關聯。竹聯在江湖與社會上的影響大了,啟禮也就涉入這個社會的事情深了,不然情治單位怎麼會找他去刺殺江南。

凡事都有它的一體兩面,啟禮雖然在內外皆有敵對的力量,但自民國五○年代末期,他在社會上的名聲很大。由於啟禮的名氣大,社會上的各界人士也開始注意他,企業界的第二代也想認識他並進一步與他交往,在和外界互動的過程中,我想他也可能與政府體制內的一些單位有了接觸。

蔣孝勇先看上他,透過自己身邊親信向他示好、拉攏,他們就有所來往。蔣孝武與蔣孝勇從小感情就不好,蔣孝武見蔣孝勇養了陳啟禮這隻「老虎」,他當然不能坐視不管,不過那時候他們都沒擁有實權的職位,中央黨部有人想拍蔣經國的馬屁,把兩兄弟放上中央委員的候選名單,蔣經國知道了,就生氣的將兩兄弟的名字劃掉。這件事是我親聞的真事。

後來蔣孝武出任了「國家安全會議」的執行祕書,控制了情治單位,進而掌控特種部隊的裝甲兵。在那時候他也想拉攏啟禮,掌控這股民間江湖上的力量。中國自古以來朝中權貴也結交江湖人物,清初雍正是皇子時也遊歷與結交江湖人物。這時的啟禮已廣泛與社會各界來往。

在仁愛路靠近九如小吃店附近的一條巷子內,我與啟禮有一處除了我們之外,沒有任何人知道的祕密地點,我們總是約在那裡碰面,把近日的事情互相分享。

在江南案之前,我與啟禮之間沒有任何祕密,他做了什麼事會全部告訴我,我做了什麼事也會全部告訴他。例如啟禮跟我商議,在適當時機想除掉周榕、林國棟這兩個人,我只能想盡辦法拖延,我知道啟禮與他們的早年心結,是永遠解不開的。

在那段時間,他派劉煥榮先後殺了南部兩位與臺中地區三位的角頭人物,啟禮還告訴我,劉煥榮是趁對方吃完晚飯後、在屋外納涼飲茶時,突然衝至他們面前,冷靜的將對方一一射殺。由於他很詳細的告訴我事情的來龍去脈,我的印象比較深刻。

啟禮也常指派其他兄弟執行一些任務,但被殺者都有一些背景,多是臺獨的支持者,當時我也沒有太在意這些個別擊殺行為,因為它不是幫派間有規模的衝突。我想這些被殺者或許與什麼人結怨,啟禮是受人之託,但這些受害者都沒有與竹聯有所衝突,這個疑點在我腦中僅一閃而過,並沒有在心中停留多久。或許從那時起,啟禮可能與一些單位開始有所接觸與來往。

「王昇特別案」的前因後果

民國六○年代發生了桃園中壢事件,時任國民黨組織工作會主任的李煥被迫下臺,被蔣經國貶至南部高雄任中山大學校長,暫時離開了黨的系統。李煥有豐富的工作經驗,是蔣預定培養的未來黨務負責人。

蔣提拔的江西幹訓班系統,如教育界的潘鎮球(教育廳長)、姚舜(我出國時的教育部出國留學生講習班主任)、退輔會主任趙聚鈺、李煥、軍中政工系統王昇、救國團副主任宋時選、政界的俞國華,均頗得蔣的好評,其中以李煥與王昇最為蔣倚重。而李煥已經離開中央,王昇在軍中的政工系統根深柢固,其政工幹校培養出的學生,已有不少升至高級將領及重要職位,又負責主持權力較大的劉少康辦公室,可說是權傾中外,且又對蔣經國效忠,是蔣最重要的助手。

民國七十一年,是我自「巴黎全歐黨務會議」後,離開了黨已近十個年頭,也是元老與郭驥伯父決定我是否再回到黨中央的時間點,最後我決定不回到黨中央。因黨的權力繼承問題,元老系與蔣經國的關係並不融洽且漸行漸遠,導致對立而最後雙方決裂。

蔣經國的左右手是李煥與王昇,李煥已在外,而王昇權重,更是蔣權力核心的支柱(當時有所謂的「李換(煥)王升(昇)」之說),因此我向郭驥伯父建議應首先砍掉王昇這根支柱,其他人就較易應付。

我提議可以藉王昇與國泰企業有良好關係這點加以運作。國泰曾暗中以資金支持高雄美麗島事件,而王昇的副手蕭政之(蕭曾任王的政工幹校副手以及總政治作戰部副主任)恰好又在國泰企業內任總經理。我們利用上述兩件事,製造王顯然與本土勢力有密切關係而生有異心的說法,把這件事運作成一件「王昇特別案」。

但這件「王昇特別案」如何轉到蔣的手裡,又不會讓蔣感到疑惑?

說到底,王昇本是蔣經國十分信任、倚重多年的左右手。這時,最疼愛我的郭媽媽(本名袁梅,是我出生時,第一個抱起我的人,一直把我視同己出)出手,她以她系下幹員前調查局長沈之岳(沈的岳父也是郭的一系),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之利當面呈報給蔣經國(一般國策顧問都是掛名,並無實權,但蔣對沈不一樣,在總統府內特別幫沈設置了辦公桌,對沈信任有加)。

這件「王昇特別案」由沈當面報告給蔣經國,蔣經國不會懷疑情報來源與企圖。果然,蔣在聽聞後在震怒之下,撤除王昇原職務並改調聯訓部(軍中高級將領在退休前的轉接站),隨後遠貶到遙遠的南美巴拉圭。至此,蔣內部權力核心順利被剷除。自古以來要戰勝強敵,必須先除去有力的左右手人物,再攻擊強敵就事半功倍。

事件之後的兩年多,我的一位親信兄弟謝大明向我建議:「王昇對蔣是真正的忠心,卻反而受到遠貶海外的這樣屈辱,王的內心一定覺得十分委屈與不平。我們這時候去探看王,他對我們一定別有好感,王多年培養的軍中政工系統,在臺灣仍有其系統,或許將來能為你所用。」

我一聽之下覺得大明除了勇猛忠誠外,也有高明的智慧,就採納他的建議,大明也立即聯絡他事先已經聯繫過的同期飛校同學、擔任駐巴拉圭大使館的空軍副武官,並隨後訂了兩人從洛杉磯飛往巴拉圭亞松森的機票。

意外的發言

我們飛抵亞松森後,入住了富人區的帆船俱樂部旅館,大明的同學也向王昇大使報告我們的來訪,但王對我的來訪仍是十分謹慎,因為要會見像我這樣政治敏感的黨內人物,他不得不慎重。

王長期是蔣核心權力的重要人物,他當然知道我是黨內元老與常委會周至柔、郭驥兩位主席培養的黨的繼承人,王也知道我和江南案有關,此事件重創了蔣孝武。

王先會見了大明,談的還算投機,也了解到我僅是探望之意,並無其他意圖,經再三考慮,在我們到達的第五天,終於約定與我見面,會面地點選在王昇大使的官邸,先由那位空軍副武官單獨到旅館來接我與大明。

那天好像是經過特別的安排,官邸內除了王昇本人與在內室的大使夫人外,不見任何的服勤人員。王大使十分客氣,分賓主坐定,也就是王昇大使、我本人、大明以及空軍副武官,一共是四個人。我們談論一些黨內問題、交換一些對時局的看法,看得出他內心的不平與委屈,並痛恨一些對他落井下石的人,其中包括蔣孝武、蔣孝勇因他照顧章孝嚴(後認祖歸宗,改姓蔣)和章孝慈兩兄弟而產生敵意。

當時新聞熱議的江南案,當然也是談論的話題,而王僅知啟禮與我是江南案的策劃與參與者,但不知曉江南案的遠因、近因,以及中途的變化與事後皆由我運作[7]

王昇更不知道在江南案發生的兩年前,我在離臺前向元老建議:根據我本身實際的接觸與了解,當局早已經有刺殺江南的意圖,若能掌握與運作這件事,或許能扭轉現在被動的局面。元老同意我的建議,隨時注意事態的發展,並將情況告知我,以協助我在美國對事態的掌握與運作。

賓主雙方談得十分融洽與投機。當下,王昇順口說了一句極為關鍵性的話:「林義雄、陳文成的事做得乾淨俐落,怎麼江南這件事他弄成這樣糟糕?」王是順口說出來,但我大吃一驚,難道林義雄滅門血案、陳文成命案與江南案是同一人所為?不然他怎麼會以完全不相關的臺灣與美國兩件案子做比較?

王順口對我說出這麼機密的話,我認為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王以為我一定知曉發生在臺灣的這些血案。了解中和鄉(竹聯)內情的人都知道,自民國五十六年我第二次重整竹聯主持幫務以來,對內對外重要事情都是我與啟禮共同商量,經我同意後再付諸執行,可以說是兩人一起做出重要的決定。

啟禮為了自己的生存與利益而做了一些事情,這我當然知道,但去殺害一位無辜長者與三個稚齡的女孩,我認為啟禮絕對做不出來。

這個血案或許是執行任務的人失手造成的?這也不可能,因為擔任這麼重要任務的殺手,都必定經特別挑選且具有經驗,失手的可能性太小。這個血案也不像是江湖上的尋仇報復,江湖上的規矩是絕不殺女人與小孩,且冤有頭債有主,仇家本人才是擊殺的目標,殺手不可能分不清楚。

我想起一個兄弟,他那時常在啟禮身邊被派出去執行任務,有一次啟禮派他去殺老兄弟周榕,但他下不了手,以沒有堵到周榕為由向啟禮交差,啟禮當時沒有懷疑。
但後來因一清專案他逃到菲律賓,與陳功等兄弟住在一起時,把這件事告訴他們,後來傳到啟禮的耳裡,啟禮很生氣。有沒有可能是啟禮為了防止這個兄弟洩漏林案消息,而間接對他痛下毒手?有關這個兄弟,我在本書第十二章內有專門談到他。

我分析發生血案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上面」有特別指示,受命人與執行人不得不照「上意」執行,而造成慘絕人寰的林義雄血案。其意圖就是恐嚇異議人士與反對者,在美麗島事件的軍事審判之前,營造一種恐怖氣氛。

這次重要的會面有許多證人,王昇雖已過世,但我本人、大明與他的同學空軍副武官都仍健在。啟禮自始至終都沒有和我講過林義雄血案與他有關。在江南案之前,我與啟禮之間是沒有祕密的。或許他不能告訴我,是因為他知道我不會同意他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而且我還會去阻止他,也更有可能是「上面」交代他,此事絕不能讓其他人知曉。

我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這些血案都是啟禮做的,那麼當年下達這個命令的人是誰?我僅能把自己在與王昇的會面中,親耳聽到的事情據實告訴世人,由世人判斷誰才是血案的真正凶手,而陳啟禮等人只不過是當權者的一顆棋子。

註釋

[6] 民國七十三年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加州住家的車庫外遭槍殺。調查後發現是臺灣國防部情報局指派竹聯幫堂主陳啟禮率領董桂森、吳敦到美國執行這項「鋤奸計畫」。

根據當時情報局的說法,劉宜良為在美工作的情報局人員,因屢次洩漏情報,因此才決定要制裁他。但劉宜良親友堅信,劉宜良是因為撰寫了《蔣經國傳》,揭露政府機要祕辛,又將為當時曾多次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吳國楨寫傳記,擔心書中內容會對蔣經國或政府不利,所以才會動手。

[7] 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啟禮打電話告訴我他要來美國,要我陪他去舊金山。啟禮抵達美國後,我與毛弟如期接機,而當晚啟禮說出他此行的目的,且拿江南的資料與我商量。幾天後,我陪同啟禮飛往舊金山,隔天我帶他去看江南在加州大里市的住家,並介紹我的親信給他,是準備協助他辦事的人員。

但後來計畫出現變化──啟禮臨時要毛弟調來吳敦與小董(董桂森)「辦事」。他們在擊殺江南後,我與啟禮在洛杉磯碰面,我問他,為何中途改變計畫,因為此事牽涉到黨內最高權力的鬥爭,做了這件事有被滅口的大風險。

然而,他只說:「現在已經做了,我只能回臺灣,畢竟我的父母、家人都在臺灣。」我說:「既然只能回臺灣,那你必須留下證據,以證明你是臺灣軍情局派來美國刺殺江南。」我建議啟禮用錄音帶記錄,作為明確的證據,以防萬一出事,可以替他申冤。

隔日,我在啟禮、吳敦、小董借住的山腰小屋替他們送行,他們乘車離去,然後搭飛機去德州休士頓找另一個兄弟黃鳥。啟禮他們到休士頓後,將錄音帶交給黃鳥保管。他們之後發生的事,是黃鳥在二十五年後假釋刑滿,到上海時告訴我的。臺灣一清專案事發後啟禮與吳敦被捕,我立即想辦法把一件單純的刑事謀殺案,運作成一件政治事件,使臺灣不能將啟禮與吳敦滅口,保住這兩個人的性命。

※ 本文摘自《竹聯》,原篇名為〈一本書引來殺機〉,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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