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要妳當好母親，他的孩子只把妳當成第三者

文／溫絲黛．馬汀；譯／許恬寧

我的姻緣天註定，註定會失敗。事情是這樣的，我選了一個帶著孩子的男人。專家預估全美一半以上的成年女性，一生之中將有某段時期嫁給這樣的伴侶，但這樣的組合高達七成將以失敗收場。[1] 從各種數據來看，在說出「我願意」的那一天，最好也順便挑好離婚律師。此外，最重要的離婚預測指標是伴侶先前的婚姻是否留下孩子。

事實上，再婚時有前妻／前夫之子的組合，離婚率比沒有孩子的組合高五成。[2] 幸好我在承諾相守一生前，完全沒意識到相關數據，按照統計數據來看，我的婚姻甚至是不妙中的不妙，因為我先生不只一個女兒正處於青春期，兩個都是。我們訂婚時，他帶著其中一個同住（我當時不曉得，但部分專家建議，如果對方有十至十六歲之間的孩子，最好晚一點再結婚，因為在孩子的那段特殊發展期，夫妻之間和家庭內部極易起衝突[3] ）。最後一個高風險因子是，我嫁的男人有孩子，我自己則沒有（部分研究指出，成為繼母的女性如果自己也有孩子，婚姻維持下去的比例遠遠較高[4] ，雖然她們在情緒上與實務等方面，依舊會面臨其他完全不同的挑戰）。總而言之，我和我先生婚姻能夠長久的可能性，只能說「理論上並非機率為零」。

一切的一切我一無所知，不是因為事事順利，其實從一開始就產生不少摩擦，但我把頭埋在沙子裡，希望能和男友開花結果、步入結婚禮堂，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其他的事一律裝做不知道，看不見也聽不到。我一位同事本身是繼親家庭的小孩，他建議我快逃，因為我男友和前妻安排的共同扶養方式，實在不太理想，但我把他的忠告當成酸葡萄心理。其他朋友看見我未來繼女的照片，渾身散發出前青少年期的叛逆氣息，脫口而出「哇，這下可好！」，我也充耳不聞。要是恰巧看見談如何當繼母的書籍或文章標題，我就會翻白眼，視而不見。我正處於「每一件事都很完美」的早期階段，認為那種東西寫著各種往壞處想的無聊建議，那種事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與我無關。我人好心美、幽默風趣、年紀又輕（勉強算啦），和孩子不會有代溝，只有惡毒的繼母才會碰上繼母地獄，我不會，直到墜入深淵。

我們要去挑結婚禮服。

兩個月以來，這還是我和未婚夫頭一次週末能獨處。我們決定不宴客，兩個人簡單辦一下結婚儀式就好，也昭告天下這個決定了，包括他的孩子。我們打算挑時髦的現代款式禮服，不要有公主的荷葉邊和蕾絲。未婚夫的女兒那週原本沒要跟去挑禮服，但突然也說想去。他沒事先徵求我同意，就答應女兒，結果我講出邪惡繼母會說的話。我承認，是我強烈堅持未婚夫那個週末不要帶女兒，我希望兩個人一起挑我的結婚禮服就好，不要有別人。但當我拒絕讓未來的繼女同行後，未婚夫不講話了，顯然在生悶氣。是我在無理取鬧嗎？我真的不曉得。每次碰上對方孩子的事，我多數時候不知道自己的立足點在哪裡，無法信任自己的判斷。

我沒有不喜歡未婚夫的孩子。那一天，以及後來許許多多的日子，我不斷替自己辯護，向未婚夫強調我並不討厭他的孩子。我真心喜歡他的女兒，甚至還特別期待和大女兒相處，因為她未來不會和我們同住，我希望抓住機會多了解大女兒一點，就像我了解二女兒一樣。然而那段時間，兩個女孩同時讓我感到「可愛、相處起來很有趣」，但也「令人精疲力竭、難以伺候」。雖然不想承認，但有時我甚至認為她們「很中二、很難搞」。補充說明一下，這不是她們的錯，完全不是。對她們來說，要習慣多了我這個外人，一定不容易。糟上加糟的是，我後來才知道，未婚夫在分居、離婚、恢復單身的那段期間，整整六年的週末，他都會帶女兒到處去玩，女兒想要什麼全都滿足，一切由女兒做主，包括去哪裡吃午餐，租哪部DVD，要買多少閃光筆、印度刺青貼紙、鞋子，還有幾點睡覺。套用我未來丈夫的話來說，「她們開始習慣自己何時要來都可以，只要她們在，我的生活全部照她們的意思走。」

當我和男友的感情愈來愈深、也和他女兒愈來愈熟後，我們兩人對於我比他更需要時間獨處這件事，意見自然並不總是一致。時常起爭執令人沮喪──電視一定都要開那麼大聲嗎？她不是應該去做功課了嗎？吃完飯不能把自己的碗盤放進洗碗機嗎？我男友的隱私權觀念與浪漫細胞到底去了哪？──我感覺得到，這類事情讓我們漸行漸遠，開始踏進繼母難為的地獄，但當時的我仍天真無知。

為天下所有的後媽而寫

我寫這本書是為了談有繼子女的女性，這本書特別為她們而寫，因為擔任這個角色並不容易。心理學家E．馬薇思．哈瑟林頓博士（E. Mavis Hetherington）[5] 執筆寫下「維吉尼亞縱貫性研究」（Virginia Longitudinal Study）報告。此一劃時代的研究為期三十年，一共研究一千四百個離婚後的再婚家庭。哈瑟林頓博士指出，孩子通常會感激多出一位繼父，尤其是如果繼父能帶來收入、陪伴母親，還能當孩子的朋友。「繼母的情形則較為棘手，繼子女的憎恨之情更為強烈」，而且這種狀況或多或少無法避免。哈瑟林頓寫道，「即使那些〔女性〕希望不要干預〔家務事〕，她們也很少有機會可以不介入。人們通常期待由她們負責照顧新家庭的孩子，但那些孩子原本就已經對新媽媽疑心重重、抱持敵意。此外，在家中出手維持某種秩序的責任，也落在繼母肩上，許多繼子女因而感到憤怒，心生不滿。」哈瑟林頓發現，先生若是不支持妻子在管教方面的努力，前妻又高度參與孩子的生活與孩子生父的家庭，把新任女主人當成敵人，「繼母會被貨真價實地妖魔化」。哈瑟林頓不無訝異地指出，許多研究對象說繼母「邪惡、壞心腸、惡毒，和妖怪一樣」，給她們取「大肥豬」、「母老虎」一類的綽號。哈瑟林頓的結論是，「繼父很少遭遇這種程度的惡意抨擊」。當然，還是有很多孩子沒給繼父好臉色看，某些人最後乾脆和母親的第二任（或第三任）配偶切斷關係。然而，邪惡繼母似乎是一種獨特的女性混合體，容易成為被憎恨的對象；她在文化裡無所不在（包括我們的集體潛意識）；我們害怕變成她，為了避免變成那種討厭的女人，戰戰兢兢、掏心掏肺，或在「只有惡毒的繼母才會那樣」的感受出現時，狠狠責備自己。也難怪多份研究都發現，繼母是「家庭」裡最棘手的角色，她們很難適應與調整自己。[6]

然而，不論是「繼親家庭生活」或「帶著孩子再婚」，人們看待這件事的角度，主要是再婚帶來的後果，重視孩子的情緒受到的影響。談論這主題的書籍告訴女性，她們的繼子女有什麼感受、她們的繼子女需要和想要什麼、她們如何協助繼子女調整與接受父親再婚。這一類建議的確幫上極大的忙──能夠了解男方孩子的情緒與動機、得知一切大都是正常的，這些建議絕對有利無弊。然而，到了某個時間點，我們不免也會問，談繼母的部分在哪裡？那我們的感受呢？那一類的討論更難找到。朋友就算很好心、很同情我們，也不一定能幫上什麼忙。舉例來說，我自己沒有任何朋友有繼子女，也因此她們給的建議，就像當事情惡化到我終於拿起來參考的入門指南一樣，通常讓我感到過分以孩子為中心、不切實際──甚至不可能做到，像是我怎麼可能隨時隨地都為孩子們著想？她們根本不是我的孩子，而且光是她們的存在，有時感覺就足以破壞我和先生的感情？繼女顯然對自己造成的不和幸災樂禍，我又怎麼可能不把她們的所做所為放在心上，像是傳話讓我知道親生母親指桑罵槐、故意嫌我煮的東西有夠難吃，或是聽到是我接電話就掛斷？我先生的女兒連正眼瞧我都不肯，我又怎麼可能變成更好的繼母？那些以孩子為主的勸世文、那些如何成為理想繼母的建議清單，根本不去提有繼子女的女性的遭遇和感受，其實就和任何人的一樣重要。

孩子既是受害者，也可能成為加害者

從再婚會如何影響孩子，改成探索孩子是如何威脅到婚姻、對婚姻造成壓力，這樣的新視角大概會令許多人感到不安。我們的社會同情孩子、從孩子的觀點出發，這種做法的確情有可原。父母決定離婚與再婚時，孩子事實上無能為力。在最基本、最至關重大的事情上，孩子沒有多少發言權，可能失去一切的卻是他們。不過，父母一旦再婚，那又是另一個世界。教育博士凱．帕斯里（Kay Pasley）[7] 與瑪麗蓮．易辛格－塔曼博士（Marilyn Ihinger-Tallman）是再婚方面的專家，兩人指出在破壞再婚婚姻這件事情上，繼子女威力無窮。繼子女可能故意製造配偶之間、手足之間的對立，慫恿親生爸媽對付繼父繼母。此外，他們還可能隨意傳話，把不好聽的話講出來，或煽動另一邊的爸媽家族成員出面干涉，引發衝突與滿腔怨言。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的詹姆士．貝雷博士（James Bray）等繼親研究人員強調[8] ，在繼親家庭裡，孩子的反應經常決定了全家的氣氛。貝雷、哈瑟林頓與「美國繼親家庭資源中心」（National Stepfamily Resource Center）的法蘭西斯卡．阿德勒－畢德博士（Francesca Adler-Baeder）全都同意，孩子與繼父母之間的衝突，經常由前青少年期與青春期的孩子挑起。

繼子女有能力影響再婚的婚姻，再婚婚姻也的確受到影響，有時可能朝壞的方向走──可以說孩子是「被害人」，也是「加害者」。光是簡單承認這點，就能讓我們更加了解所謂的「繼母現實」，也就是有繼子女的女性所碰上的特定共同經歷。女性主義者、社會學者，甚至是專門書寫繼母與繼母教養的部分作家，大多不去提繼母現實。為什麼會這樣？我認為我們對於繼母遭遇的困境視若無睹的原因，在於我們不承認這種事的存在。繼母的痛苦、繼母的掙扎、繼母的失敗讓我們不舒服，我們把臉撇過去不想面對，因為那會讓人有罪惡感。繼母心中最大的痛苦是譴責──對她的譴責。我們承認的不是她不符合期待，而是認定她這個人本身有問題。我們以為自己懂，於是一下子斷言──「安娜的繼母是個壞人！」、「要是繼母人很好，就不會有這些事；如果出問題，一定是因為她還不夠努力。」──也因此我們對這一塊所知甚少。討厭繼母很簡單；我們往往自然而然就認定她們是一種可疑的生物。關心繼母、對她們的遭遇表達關懷、全盤考量她們碰上的現實──一切的一切，相當不容易。

就連有繼子女的女性本人也一樣。我開始研究對繼子女的教養感到棘手的女性，因為研究充分顯示，多數的繼母都會碰上一段難熬的時期，至少在形成繼親家庭的最初階段絕對會碰上，有時甚至斷斷續續數十年間，依舊走得跌跌撞撞。有繼子女的女性中，僅有屈指可數的人，堅持教養一點都不難。這群少數派認為當繼母是人生一大樂事。

研究顯示，這群女性不僅十分罕見，還是超級幸運兒。當繼母對這群少數派來講很輕鬆、很快樂，她們碰上成功的決定性因子──先生很支持、前妻很配合，先生和前妻都不是縱容型的家長；此外，孩子沒被迫選邊站，年齡還恰巧處於適切的發展階段，有辦法接受繼母。這樣的女性超級幸運。然而，多數的繼母不太可能走大運，碰上天時地利人和，也因此我感覺我訪問的許多女性，的確為了努力「做正確的事」，以孩子為優先，但事實上她們心力交瘁。許多人情緒上很疲憊，多年咬緊牙關，默默扮演一個沒人感激的角色，心中明白自己的感受相對不重要。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對抗這類觀點的傾向，重新讓有繼子女的女性，再次成為自己人生的中心。

與繼母的各種負面情緒直球對決

本書探索繼母是誰、繼母做些什麼，本書問她想要什麼、需要什麼，為什麼事情會這樣。我處理這個太常被粉飾太平的主題時，試著採取直言不諱的方式，表達對於繼母的同情。從更大的層面來講，我希望能重塑我們的文化對於繼母的討論，終於真正去談有繼子女的女人，而不只是談理想版的她──心地善良，耐心十足，幽默風趣！──我們似乎愈來愈期待繼母要是這樣的完人。如果我們真的要了解我們是誰、當繼母是怎麼一回事，那麼我們比較不完美、較為人性的那一面，也必須被納入考量，包括連我們自己都會嚇到的刻薄念頭，以及面對繼子女、丈夫與我們扮演的角色時快要爆發的尖銳感受。繼母這個人們最「想當然耳」的角色所帶來的議題與情緒，有時可能讓我們變成自己都不認識的人，嫉妒、憤怒、「報復心強」，完完全全就是一個典型的邪惡繼母。我們做出自己想都想不到的事（我寫得出一整章的邪惡繼母行為。自從我受夠了拜託繼女整理她的房間，我就爆發了。我可以找出一百萬個藉口，例如：當時壓力很大、幾天前剛發生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我兒子又才剛出生兩個月等等。但總而言之，我趁繼女出門，把她亂丟在地板上的所有東西，全部塞進垃圾袋，扔向前門）。該是時候以公正的態度，想一想繼母會碰上的事情中不美好、禁忌的那一面，而不是單純否認它們存在，或是堅持我們應該快點擺脫那些事，成為更理想的繼母，為了別人好好改善自己。

任何有經驗的繼母都知道，我們自身的感受與經歷，只不過是等式中的一個因子。繼母引發其他人心中什麼感受？不論是我們的先生、繼子女、親生的孩子、朋友、派對上認識的人，或是路上的陌生人，其他人怎麼看，不免影響到我們。這一類的看法通常慷慨激昂，不留餘地。許多人的回應出乎我的意料，「我後媽就是個老妖婆，沒什麼好講的。」然而，這種根深蒂固的看法需要進一步深究：你的繼母從你幾歲開始參與你的人生？你是什麼樣的青少年？在你們兩人之間目前這種不完美關係的成因上，你過去可能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你現在可能依舊扮演著那個角色？

過去三十年間，碰上繼親家庭的問題時，我們會尋求心理治療師的協助。然而，最優秀的心理治療師也明白，繼母問題不單純關乎情緒上或心理上的層面。人類學、社會學、演化生物學、女性主義文獻、文化理論，也能協助我們努力理解為什麼有繼子女是如此不容易的事。了解繼母的歷史也能讓我們理解，當我們碰上問題時，經常感到超出個人能力所及，因為事實的確如此。某些時候，我們的繼母困境早在幾千年前就存在，知道這點令人大大鬆了一口氣。古羅馬女性有時會被刑求，因為有人懷疑她們下毒害死繼子女。法庭文件顯示，美洲殖民地的夫婦也經常為了管教繼子女爆發衝突。看著這些資料，現代有小孩的再婚婚姻生活，突然間不再那麼令人感到新奇或不正常。那些令人感到洩氣的數據，例如我在本章開頭列出的那堆數字，其實讓我們知道我們既不孤獨，也非特例。

我們很少聽到，許多最根本的繼母掙扎，事實上不是任何人的錯，沒人特別有義務要負責「解決」。然而，我從好幾位專家那都聽見這樣的論點。他們告訴我，數百年來，其實經濟、社會、心理，甚至是生物上的因子，全都讓女性與她們的繼子女處於對抗狀態。也難怪不論我們多有心、多努力，再婚家庭通常需要耗費數年才能穩固下來。繼親家庭發展專家派翠西亞．裴波饒教育博士（Patricia Papernow）估計[9] ，多數的繼親家庭需要四到十二年才有辦法成形，某些家庭則從來不曾成功，而且大多也找不到單一禍首。人類學者與演化生物學家博士史蒂芬．喬瑟森（Steven Josephson），和我分享了一個人類行為生態學家教學時喜歡引用的比喻，「親緣（relatedness）的概念很重要，這點無庸置疑。想像一下，你要是在醫院告訴待產的人，『你出院的時候，隨便抱走嬰兒室一個已經出生的嬰兒就好，反正嬰兒全是一樣的。』我們會感到匪夷所思──這甚至是犯罪行為，因為親緣的概念非常、非常重要。」一般來說，我們與親生或領養的孩子之間的連結不一樣──強過我們與繼子女之間的關係。演化理論再加上心理學的洞見，或許能協助我們從宏觀的角度，理解我們的沮喪感從何而來，明白我們陷入的狀況其實沒那麼令人困惑、難以理解或獨特。

「你又不是我媽」是繼子女口中最強大的咒語

也因此是時候我們該徹底重新思考，對有繼子女的女性來說，關於她們的感受、想法與能做到的事，較為實際的期待究竟是什麼。舉例來說，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辦法讓先生的孩子愛我們，甚或喜歡我們。有時這種感受是雙向的。此外，關於「女性的天性」與「如果是好女人，孩子自然就會接納」的看法，目前為止一直被強加在我們身上，令我們不知所措，如今也該揭去這種不符合事實說法的面紗。我們會感到被排擠、生氣或嫉妒嗎？有時會。雖然邪惡繼母的傳說有時言過其實，受到性別偏見扭曲，但我開始認為某部分不可避免的確是真的，甚至能帶來啟發。奧克拉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的人類學家與家庭專家克米特．安德森（Kermyt Anderson）博士解釋，「在某些情況下，例如資源的分配、爭奪先生／父親的關愛等等，繼子女與繼母之間的利益衝突自古皆然，相當真實。」多方書寫繼親家庭的加拿大演化心理學家馬丁．戴利（Martin Daly）博士也同意這種說法。「我們就正視現實吧，」他告訴我，「在許多層面，繼子女與繼母是對手。」有時我們的確像敵人相見，那難道真有那麼令人意外，或那麼可悲嗎？說不定甚至是正常的？

挑婚紗的那天，我繼女還是來了。她一開始很興奮，但愈來愈不開心、愈來愈不耐煩，我也一樣。再怎麼說，挑婚紗是一件很累人的事，即便是簡單婚禮也一樣。她爸爸挑到一半的時候，大概是為了安撫女兒覺得被冷落的情緒，也幫她買了東西，結果她哀嚎，「她可以買貴得要死的漂亮禮服，我卻只拿到一條便宜爛皮帶？怎麼會這樣？」

我很想酸她一句，「可能因為要結婚的那個人是我？」當然，我沒說出口。我沒立場講話，等著她爸爸說點什麼，但一如往常，男人裝死。試穿完四號禮服要換五號禮服時，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的確有可能是天底下另一個壞心繼母。不管我最後穿哪一件禮服，事情明擺在眼前，有我在的時候，繼女有時就是會拿出被寵壞的態度，發洩嫉妒的情緒；而她們的父親大概是因為內疚給了她們被寵壞與嫉妒的理由，什麼都不做，不去制止她們。在我頓悟這個難堪事實的那一刻，我恨他們父女三人，懷疑是否真的該結這個婚，接著又感到一陣強烈的不敢置信，我竟是如此壞心腸的女人。我變成以為自己永遠不會變成的人：一個邪惡繼母！是我欸。這怎麼可能？挑婚紗的那天，在上演連續劇、恨意與針鋒相對之中度過，雖然我沒意識到這件事，不過大部分的情緒是我自己挑起的。自從那天起，我又犯了更多、更多的錯誤，我和先生爭吵，讓繼女感到不受歡迎。這場原本應該由我當主角的旅程，我卻被擠到一旁。嚴格來說，這不是誰的錯；從某個角度來看，其實每一個人都很委屈。有孩子的再婚婚姻有時就是那樣。

然而，雖然機率極低，我的故事的確還是有幸福快樂的結尾。九年後，我和先生依舊婚姻美滿。我屬於典型的例子：隨著時間過去，再加上兒子出生，我的生活、我的心得到重組的機會。日子一天天過去，我的婚姻似乎變得更穩固、更牢靠；我專注在我的婚姻上，放開對繼女不切實際的期待，降低希望，更能理解繼女、欣賞繼女。至於我的繼女，她們如今已經長成迷人的年輕女性，把重心更放在自己的生活與目標上，不再忙著和爸爸的新伴侶爭寵。她們如今有自己的一片天，有她們在的時候，還通常是美好時光。我的研究對象中，許多人在進入有孩子的再婚婚姻大約五年後，也提到家人間的感情出現類似的轉變，文獻提到的大多數人也一樣。

註釋

[1] Larry L. Bumpass, R. Kelly Raley, and James A. Sweet,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Stepfamilies: Implications of Cohabitation and Nonmarital Childbearing,” Demography 32 (1995): 425–36; E. Mavis Hetherington, personal conversation, quoted by Dr. Ron L. Deal, “The Stepcouple Divorce Rate May Be Higher Than We Thought,” Successful Stepfamilies, http://www.successfulstepfamilies.com/view/176.

[2] Alan Booth and John N. Edwards, “Starting Over: Why Remarriages Are More Unstabl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3, no. 2 (1992): 179–94. 亦見：Melvyn A. Berke and Joanne B. Grant, Games Divorced People Pla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1); E. Mavis Hetherington and John Kelly,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Divorce Reconsidered (New York: Norton, 2002), p. 178.

[3] Hetherington and Kelly,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pp. 197–99, 201. 亦見：University of Florida, Institu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al Sciences, “Stepping Stones for Stepfamilies──Lesson 3: Building Step Relationships,” http://edis.ifas.ufl.edu/FY034; Lawrence Ganong and Marilyn Coleman, “Adolescent Stepchild and Stepparent Relationships,” in Stepparenting: Issues i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ed. Kay Pasley and Marilyn Ihinger-Tallman, pp. 87–105 (Westport, CT: Praeger, 1995); Patricia Lutz, “The Stepfamily: An Adolescent Perspective,” Family Relations 32 (1980): 367–75; C. S. Chillman, “Remarriage and Stepfamilies: Research Results and Implications,” in Contemporary Families and Alternative Lifestyles: Handbook on Research and Theory, ed. Eleanor D. Macklin and Roger H. Rubin, pp. 147–63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3); E. Brand and W. Glenn Clingempeel, “Interdependence of Marital and Stepparent-Stepchild Relationships a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Family Relations 36 (1987): 140–45.

[4] P. K. Prilick, The Art of Stepmothering, cited in Ann L. Orchard and Kenneth B. Solberg, “Expectations of the Stepmother’s Role,” Journal of Divorce and Remarriage 31, nos. 1/2 (1991): 107–23; Anne C. Bernstein, Yours, Mine, and Ours: How Families Change When Remarried Parents Have a Child Together (New York: Norton, 1991), p. 49; Jamie Kelem Keshet, “Gender and Biological Models of Role Division in Stepmother Families,” Journal of Feminist Family Therapy 1 (1989): 29–50; Jamie Kelem Keshet, Love and Power in the Stepfamily (New York: McGraw-Hill, 1987), pp. 7–10, 73–82; Marilyn Coleman and Lawrence Ganong, “Stepfamilies from the Stepfamily’s Perspective,” Marriage and Family Review 26, nos. 1/2 (1997): 107–21.

[5] Hetherington and Kelly,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pp. 192–93.

[6] Constance R. Ahrons and L. Wallisch, “Parenting in the Binuclear Family: Relationships Between Biological and Stepparents,” in Remarriage and Stepparenting: Current Research and Theory, ed. Kay Pasley and Marilyn Ihinger-Tallman, pp. 225–56 (New York: Guilford, 1987); F. Furstenberg and C. Nord, “Parenting Apart: Patterns of Childrearing After Marital Disrup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7 (1985): 893–905; I. Levine, “The Stepparent Role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Marriage and Family Review 26 (1997): 177–90; W. MacDonald and A. DeMaris, “Parenting Stepchildren and Biological Childre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3 (1996): 5–25; Laurence E. Sauer and Mark A. Fin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Stepparent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 (1988): 434–51; Lynn White, D. Brinkerhoff, and A. Booth, “The Effect of Marital Disruption on Child’s Attachment to Parent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6 (1985): 5–22.

[7] Kay Pasley and Marilyn Ihinger-Tallman, eds., Remarriage and Stepparenting: Current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 Guilford, 1987), pp. 94–95; Francesca Adler-Baeder and Brian Higginbotham, “Implications of Remarriage and Stepfamily Formation for Marriage Education,” Family Relations 53 (2004): 448–58.

[8] James H. Bray and John Kelly, Stepfamilies: Love, Marriage, and Parenting in the First Decade (New York: Random House/ Broadway Books, 1998), p. 28.

[9] Patricia Papernow, “The Stepfamily Cycle: An Experiential Model of Stepfamily Development,” Family Relations 33 (1984): 355–63.

※ 本文摘自《變身後媽：打破壞皇后詛咒，改寫伴侶關係與母親形象的新劇本》前言，立即前往試讀►►►